2013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地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摘 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和政府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因此，对于四川革命老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模式选择，成为四川学界和政府共同关心的论题，而“就地城镇化”建设是比较符合西部区域特色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要求的模式，同时她也有利于西部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建设主体的有机融入。
【关键词】大学论文网站,四川革命老区,就地城镇化,新生代农民工,主体融入
由此，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入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主题，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务。然而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扩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镇化，而不是只见高楼不闻人声的城镇化，所以，离开了人的城镇化的主体融入一切都将成为空中楼阁。特别是对于地处西部的四川革命老区的城镇化建设来说，还必须符合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充分调动西部区域的广大人民来实现自己的新型城镇化梦想。
“四川革命老区”是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境内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1932年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入川，建立了以四川为主体，以通江、南江、巴中为核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随后红军长征进入四川，足迹遍布70个县，建立起川康边、康巴、广元、绵阳等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境内先后创建过10大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给予四川革命老区根据地高度评价，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四川革命老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境，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方式上需要我们慎重做出科学的决策，充分调动我们“新生代农民”的积极性服务于西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它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支撑我国经济未来20-30年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如果说工业化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它不仅是带动投资增长、引发消费需求、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的重要手段。构建新型城镇化，主要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一、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社会融入的现实困境
2010年1 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 概念。2010年6月21日，“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以下简称“全总课题组”)发表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明确“新生代农民工”就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他们“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时代性”体现为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作谋求发展的途径，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发展性”体现为他们的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他们大多刚出校门3-5年，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双重性”体现为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边缘性”体现为他们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融入主流圈层，位于城市的底部。因此，他们在城乡两端都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
“全总课题组”通过调查分析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六方面的主要问题：(1)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2)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3)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4)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5)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6)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从“全总课题组”的上述分析结论中可以解读到，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特性明显、问题突出的社会新生群体，同时又是一个可以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特别是就地城镇化建设模式中最有作为的群体。
二、新生代农民工与“就地城镇化”的互相融合
从思维理性角度上说，无论我们今天对新生代农民工用什么样的新概念，都无法消弥他们依然是农民的社会定位。在当今“二元体制”没有真正改变的社会现实中，他们在实质上依然是农民。追寻最早外出打工农民的内心世界，其实他们就是为了稍稍过好一点的生活而“盲流”于城市之间。因此他们无所谓怎样的称呼，即使叫“棒棒”也能泰然领受。他们干城里人最不愿意干的工作，做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却拿最低档的报酬。但是，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相比有了许多不同的变化：从表面视界到深沉内心;从价值观念到行为选择;从自我表现到社会认同。然而他们被社会认同的“农民”身份和依然无所变化的“农民”国民地位，却更自然地反映出他们外表的潮流和内心的彷徨。 从现有社会镜像看，西部革命老区“就地城镇化”建设却迫切需要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根据已有的统计资料分析，他们对自己“农村人”身份的认同并不存在心理障碍。邓秀华研究员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70.2%的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村人”，5.0%的认为自己已是“城里人”，24.8%的认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而“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得到的结论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是老家的人”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46.3%和46.1%;对于“自己是农民”这一说法“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分别为23%和45.5%。因此，“全总课题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性”的分析特别适合于他们在就地城镇化建设中的需求定位。一方面他们具有城市人的现代思维，可以较好地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作为自身具有的农民基因，他们也愿意在就地城镇化的建设中为家乡发展献策出力。
三、新生代农民工在“就地城镇化”中可彰显其价值
价值是人类对于自我发展的本质发现、创造与创新的要素本体，它的核心本质内涵是自由人。价值包涵人的意识与生命的双重发展，包涵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如何实现?又将在何种场域、通过何种载体来实现?我们选择的答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就地城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
“全总课题组”指出，新生代农民工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这一问题，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有高达62.6%的人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不少人的现实理想;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6.2%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能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这些数据基本能够说明他们是一批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们对自己成就未来的事业充满渴望。坦率地讲，目前生活于城市里的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并不完全清楚自己的未来目标是什么?实现目标的路径有哪些?他们虽然向往城市生活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虽然有追梦的脚步却少有实现追梦的场域和路径，因而他们在城市里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其实原因很简单，“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从生理年龄相对应的心理成长面说，16-33岁之间的时间节点正是他们从身体到心智全面完善的时期。从观念形态面说，由于在城市中的肌肤体验和内心感悟，使他们更能直观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果他们能够加入到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队伍中，他们就能够促进“朴实”的乡风民俗与现代文明交融，自觉成长为引领乡村“进步”的领路人，在就地城镇化的建设洪流中体现自身的价值。
四、新生代农民工在“就地城镇化”中可自我正名
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诺教徒时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这一过程他称之为“污名化(stigmatization)”。“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身负污名的属性)和不具污名的一方(对具污名一方有着刻板印象)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
我国社会对农民工的污名化是有历史渊源的，从“盲流”到“农民工”就是一条污名化的运行轨迹。最初“盲流”是作为动词“盲目外流”的名词化缩略，指称那些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1953年国家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9年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都对农民进城做出了禁止行为的规定，“盲流”一词也随之被形塑出来，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指称特定群体的语词被增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评价色彩的内涵。“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所长指出，“盲流”一词从发音上倒过来读就是“流氓”，它会使人联想起人格低下，道德败坏的人群。从理性逻辑上分析，“盲流”到“农民工”，对这些词语所指称的社会群体的污名化，发生在城市市民和流入城市的农民之间，是基于“我们”(自己人、熟人)和“他们”(外人、陌生人)这一本原性的区分，更是基于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不同的社会身份，它微观地表达出一种城市社会的理念――作为外来人、作为农民不应该来到城市，不能来呼吸城市里的空气(尽管城市里的空气质量很差)，更不应该拥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权利与国民待遇。
由此观之，城市社会对农民的“污名化”具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首先，只要你的出身是农民，那就天然具有了“�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特征;其次，即使你已经进城并是“农民工人”，你一样具有“小农意识”、 “说话粗鲁”、“手脚不净”、“随地大小便”、“看黄盘和小报”的习性;再次，即使你今天已经是受到很好教育并拥有良好品性的“新生代农民工”，你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城市的年轻人几乎毫无差异，但你还得继续忍受被贴着“农民”“污名化”的标签。因此，你在城市社会中就是始终逃避不了、洗脱不掉被“污名化”。
而如果回到乡村就会自然地去除“污名化”。其一，他们将是就地城镇化建设的主体。四川革命老区就地城镇化离不开建设者，而优秀新生代农民工正是最适合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他们有知识文化、年轻有活力、有自己的梦想、还是这一方土地的主人，所以可以选择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四川革命老区就地城镇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大本营。这块土地是他们表现智慧和展示才学的舞台，有了这一平台就有了实现自己价值的场域，就可以在这“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其三，他们将是四川革命老区就地城镇化建设的领路人。有理由相信，在新一代农民带领下的就地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将更加可能和更有效率地实现其目标，并成为乡村治理的社会精英。其四，如果我们的社会政策能够主动把那些优秀的农民工吸引回去，让“路径依赖”成为更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那将形成社会“善治”和自我“完善”的“共赢”态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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