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边区政府为实现农商负担的公平合理，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加重对工商业者的税收负担亦具有合理性。对此两难问题，要做到既合理又合法，务必要把握好一个合理的尺度，始终坚持以发展民生为根本。尽管1947年对工商业实行“高压强制”式的营业税征收问题，只是党在某个地区局部执政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但其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却是十分深刻的: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发展状况事关民生问题全局，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过重税负不仅会影响经济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问题，关系到民心向背问题。本文选自《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制与社会发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鼓励理论创新，支持学术争鸣，促进思想解放，活跃和繁荣理论法学研究。本刊坚持以新世纪的时代精神和主旋律为其精神导向，以新时代的重大实践主题为其现实坐标，努力推进法学理论认识的深化、法学理论内涵的丰富、法学理论体系的升华。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努力学习组织、引导和支持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课题攻关，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科学而富有效益的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营业税条例,社会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
1946年生产供给会议及1947年《营业税条例》的内容及实施
1946年边区政府召开生产会议，对工商业负担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工商业负担应与农业负担看齐，二是工商业负担以其纯收入为标准，小商负担一般要占其纯收入20%，中商40%，大商60%。依此原则，制定了《1947年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并于1947年3月公布。与以前的条例相比，其对营业税征收影响最大的是营业税征收范围和征税标准的变化。第一，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关于课税人的范围，该条例规定:“凡在本区境内经营工商业者，均须依规定缴纳营业税”;“凡在边区境内从事牲畜买卖者，不论公私均须交纳牲畜买卖税”;“凡在边区市场上买卖粮食者，不论公私均须经当地税务机关设立之过斗人员统一过斗，并交纳粮食买卖手续费”;“城镇兼营工商业与农业者，其工商业收入部分计征营业税，其农业收入部分，计征公粮”;“为逃避负担，不占门面，进行不定期之贸易者，应在其所在地做交易时征收营业税”。[4](P299－300)第二，营业税的征税标准。该条例规定:“营业税按其收入之多寡，本累进税率每年征收一次，不满一年者，按月计征。营业税之起征额为10万元，起征率为10%，最高率为42%，42%以上不再累进。但601万元以上之商户，与一般商户比较负担过轻者，亦可酌情增加税率。”[1](P712)条例公布后，3月20日执行，并限4月5日前完成任务，“执行中又提税率，从42%提到60%”。“各种牲畜(牛、驴、骡、马、骆驼、猪、羊)之买卖成交后，买主须从价交纳5%的牲畜买卖税。凡粮食买卖经税务机关设立之过斗员过斗成交后，卖粮人须从量交纳3%的粮食买卖手续费”。“地主、大商等富有者，其总收入不论多寡，均以最高税率征收之”[4]P300)。此时，已将地主和大商人的性质等同起来。与以前相比，1947年营业税征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征收标准的变化上，征收额度和征收比率大大提高。征收标准为总收入按比例累进征税，改变了过去以纯收益征税的标准，并且大幅度提高营业税税率及累进幅度，实行了“高压强制”式征收。虽然该条例规定营业税最高率为42%，但条例于3月20日执行，竟要求4月5日前完成任务，因此导致了“执行中又提税率，从42%提到60%”。由于种种原因，边区政府不顾工商业发展实际情况，令各区连续增加任务，如“一分区原分配30000万元(系边区本币，下同)，增加后完成44037万元;三分区原分配63000万元，后提到1360000万元;六分区原分配30000万元，最后完成168800万元。全边区共分配171500万元，完成928417万元，超过原数的四倍半弱”。不仅如此，还提前预征1947年度营业税，这样的做法，无异杀鸡取卵，“造成了商人恐慌，商业倒闭，市面萧条的严重恶果”[4](P44－46)。工商业经济的急剧萎缩，造成货物奇缺，市场萧条，物价高涨，交易不便，数年来大力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不难看出，1947年对征收标准、征收额度和征收比率的规定是错误的。究其原因，除了为解决庞大的军事开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共识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边区政府对不同经济性质错误的认识。将较大工商业者等同于地主，将中等工商业者等同于富农，然后根据套用的成分确定税率，从而“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5](P296)。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在于领导者制定条例时，存在着对商人的报复思想。他们认为:“商人几年来负担太轻，生活水平比农民高，而且一部分商人又是地主富农转化来的，有些商人与地主富农分子，又时时钻我们的空子，投机取巧，盗窃情报，挖取革命财富。”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商人负担应该重一点。他们仇视商人，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赚钱获利一面，不管其消耗与缺损。
1947年营业税征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边区政府对工商业者增加税收无可厚非，但不顾工商业发展实际情况，对工商业者实行杀鸡取卵式征收，不但直接影响到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工商业者对党和边区政府的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一)工商业负担沉重导致大量破产倒闭在1947年，营业税征收虽然在边区政府带有强制性的说服动员下，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工商业者负担达到极点，导致大量工商业破产倒闭。负担沉重，一方面体现在税率方面。1944年的条例规定最高只征收纯收益的20%，1946年提高到25%，1947大幅度提高，最高征收其总收入的42%，但在实际执行中最高达到了60%。二是在数额上违反条例规定，屡次增加任务，有的增加半倍左右，有的增加了八倍半。[2](P211)据对崞县的调查，最初规定“营业税任务为2000万元，后来屡次增加，竟然增加到15000万元。结果20户较大商户负担12086万元，占总税税款的88．8%，致使7家较大商号停业”。然而，税务分局紧接着又布置征收1947年停业户的营业税，“并决定按各户财产70%征收”[4](P61)。如此税率，与没收财产无异。不仅如此，晋绥边区还进行预征1947年的营业税，边区分配的任务按去年负担数字(1100石米)预借1/3，共预借小米406石，还有约800石要负担，有些商户根本不敢做买卖了。“不几天工夫，就垮台二三十家。”据统计，“1947年因征收营业税而停业占总停业户数的41．8%，因惩治奸商停业的占总数的8．4%，因土改而停业者占30．7%”[4](P68)。可见，营业税的过度征收严重损害了工商业者的利益，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二)商民间负担不平等，影响工商业合理发展以崞县为例，为超额完成专署分配的30000万元，进行评议会评议。“20户较大商户负担12086万元，占总税款的88．8%;20户小商贩负担160万元，占总税款的0．9%。”代县在生产供给会议后，县政府领导把地主、商人并提，3月份分配任务2000万元，4月份增加到10000万元，不久又增加到20000万元。征收中专署又来指示，要完成40000万元，还要求不受此数字限制，征收结果完成数为65000万元。征收办法为，组织16名中小商的评议会，评时不宣布任务，只是暗示他们往高评。采取的策略是依靠小商，团结中商，打击大商户。并告诉评议员，如给大商户评不上去，就会加重中小商的负担任务。如此不断增加，中小商怕加在自己头上，便尽量往大商户头上加。当时评议员们说:“反正大商户是个垮，宁愿垮一家大商户，不愿垮10家中商。”这说明了当时一种不实事求是的精神，结果40户较大商户，即负担57277万元，占总负担的88%。但对小商则采取了一种不正当的态度，评的收入还比自报收入低。“如冀林山自报360万元，评为40万元;申其昌自报250万元，评为60万元。”这显然是有意偏袒小商，加重大商负担。这样一来，一般较大商户，均恐惧失望。有的商人均大散物资，向外面转移财产，有的财产转移以后即逃往敌区。总的来说，“大商逃跑停业，一部分化形隐蔽，观望风声，中商停滞不前，怕‘拔了高粱露出黑豆’，大商完了，负担就到他们头上，小商虽稍有发展，但货物骤减，市面已大为冷清”[4](P63)。(三)商民和党、边区政府关系紧张由于过度征收营业税，惩治奸商过程中错误粗暴行为以及一连串土改的压力所带来的负担，工商业大量停业。工商业者对党和边区政府怨声载道，不满情绪日益滋长。边区政府指示按总收入60%的高税率征收，并不断的增加任务，“各地商人由叫重而不敢叫重，有些负担户则死拖不交”。1947年税务局布置征停业户之总财产70%的税后，商人反映:“我们想垮也不敢垮了，垮时就按总财产征70%，等于全交了公家，不如还作着。”[4](P59－61)1947年预征营业税政策出台后，有些商户就不敢作买卖了，并说:“共产党是要农不要商”;“政策就是要把商人搞垮”;“地主商人田忠信、梁春生等数人在院内一面饮酒，一面大骂共产党，大商聚兴瑞全体伙友九人，每日卖多少，吃多少，恣意消耗，一文不留，直到剩下几件家具，然后散伙。”[4](P65)在所谓的“惩治奸商”过程中，由于什么是奸商也无明确条件，执行中未分清是非轻重，以为“无奸不商”。对奸商进行强制扣押，并严重损害了商人的人身权利。如“崞县上午计划了7家，下午便引上公安局人员去商家检查，被扣审讯11家37人，商人一时莫名其妙”[4](P66)。在评议分配任务时，为防止商人逃跑，“在代县县城，经调查评议决定各户数字后，即突然扣起大中商户42人，然后才给他们宣布任务。并对商人采取了肉刑拷打、逼缴税款的手段，王朝士、石东仁等便是如此处理”[4](P64)。如此做法，使边区商人不仅经济负担沉重，经济遭受重大损失，更为严重是造成了人身伤害，使社会上一般商人恐惧与不安，对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满情绪日益滋长，使党、边区政府与商民关系空前紧张。
问题的解决
晋绥边区在总结过去征收营业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中指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逐步纠正1947年营业税征收中的错误，并于1948年公布了《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开始对营业税进行改革。(一)晋绥边区行署和晋绥税务分局作了检讨，纠正1947年营业税征收错误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毛主席的报告，晋绥分局与行署对工商业政策均作了检讨。晋绥边区政府在1948年发布的《行署关于发展生产的指示》中说:“我们领导在反封建的潮流下，对工商业采取了冒险的政策;为了适应战争的要求，缺乏群众观点与财政观点统一的认识，也缺乏按照实际情况规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实际工作检查，证明了去年生产供给会议所规定的各种方针，除税收政策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人认为，“抗战时期，商人生活舒服，对抗战没有贡献”;“商人不知亡国恨，商人没有民族意识，他们走私漏税，贩卖假货，应该严重惩处”。[4](P63)因此产生一种仇视报复心理，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赚钱获利一面，不管其消耗与缺损。在征收过程中又不按条例征收，任意加征，使工商业者负担沉重。晋绥边区在检讨的同时，指示各地区迅速检查纠正执行政策中的偏向与错误。“凡超过1946年所颁布之营业税条例而超征之税款，不论其经营者属于何种成分，均应一律退还。”为促进工商业负担的公平合理，对营业税的征收“改定以纯利为计征标准，确定1947年度营业税按最高不超过纯利的30%再折半计征;如某些工商业有特殊苦难，还可呈请行署免征1947年度营业税;各地不得预征营业税”。根据指示中所规定的原则和具体办法，估计共需退还本币1277325万元，合标准布51093匹，合小米42577．5石。以当时征到的营业税折成标准布与计划应退标准比较，则这次退布数占原征税布数的44%，即此次退还原征税的44%。[2](P214)(二)调整营业税征收政策，减轻税负，简化手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同等对待1948年公布了《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开始对营业税进行改革。新条例的改革主要在于“取消了过去按总收入计算的累进比例征收制度，而代之以资本额多寡累进定分‘固定任务，平均分配’的民主征收办法。负担原则，对工矿业负担最高不超过纯收益20%，商业负担不超过纯收益25%”[4](P316)。改变过去查帐、翻底子、计纯利的做法，消除工商业者顾虑，调动他们生产积极性，大胆发展工商业。为了方便农村纳税并照顾平等定分的困难，新条例规定:“农村专营之各种作坊(油、粉、磨、毡房)与专营之小商贩、运输、手工业者之营业税，在征收公粮同时，由区村政府负责征收，但不平等定分，以其纯利不超过15%比例计征。属于专门贩卖业者，以其纯利最高不超过25%比例计征。”针对以前对地主、富农的偏激政策，为了防止再度侵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新条例还专门规定:“地主富农经营之工商业，应同样受保护，同样按条例征收，不得歧视。”[2](P200)(三)动员干部下基层，依靠群众和商人纠正错误，重新赢得群众和工商业者的信任根据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指示，各地的纠错工作一般首先是动员各级党政干部负责同志亲自深入下层，并配合土改工作团与下面干部积极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然后召开各种商人会议，广泛深入地宣传我党工商业政策，同时组织群众性的调查讨论与纠正退款等工作。“如临县商人大会经过宣传教育后，商人活跃起来，有个商人便直接找到刘专员给他们解决问题。”为充分取得群众和商人的信任，在经过宣传教育后，“接着经过群众路线，组织商人的小组会、贫雇农会、市代表会、评议会和商人大会，进行调查评议与反复评议，把过去征税、惩奸和土改三项工作的偏向与错误加以研究，对商人处理不当或负担过重的，均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各种问题”[4](P72)。通过政府、群众、商民等共同的努力，“五寨城关经过宣传教育已退完，计退户为70户，占负担户的29%。代县共退两次，第一次已退一部分。进过宣传政策之后，即宣布1947年预借税全部退还，并分二期付给”。宣布后，群众皆大欢喜说:“共产党打人厉害(即征的重)，退的也周到。”[4](P73)当即有30户准备复业。通过以上努力，晋绥边区由“营业税”过度征缴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党、边区政府与商人关系得到大大改善，使边区商业重新活跃起来。据临县税务局1948年《关于各市镇目前工商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说:“从2月10日到4月5日，55天中恢复与新增加的就有66家，榆林村高等云等，把数年来没人占而破烂了的六七间铺房都修整起来，至现在二道河与市场街两个主要市场已再找不出空房。每逢集日，街市上也拥挤得很。”[2](P214)再如“代城商人于1948年元宵节前后自动召开了三天繁荣市场大会，调剂物资，供给农民春耕必需品。……大街上，共计有226家，其中66家是整顿市场退款后才复业或新开的。小摊子共有181家，摊上尽摆的土布、山货、农具等农民实用的东西，四乡翻身农民盛赞这一新气象”。可见，工商业者积极性提高，市场得到重新活跃，不仅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结语
边区政府为实现农商负担的公平合理，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加重对工商业者的税收负担亦具有合理性。对此两难问题，要做到既合理又合法，务必要把握好一个合理的尺度，始终坚持以发展民生为根本。尽管1947年对工商业实行“高压强制”式的营业税征收问题，只是党在某个地区局部执政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但其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却是十分深刻的: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发展状况事关民生问题全局，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过重税负不仅会影响经济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问题，关系到民心向背问题。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走向成熟的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发现征税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后，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做法，从而使工商业重新恢复活力和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