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失谐与城市犯罪

　　内容提要：城市空间结构不仅是是城市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反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城市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建构。空间的和谐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空间失谐则会产生空间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居住隔离以及社会贫困等问题并成为引发城市犯罪的深层次原因。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城市空间也出现了分化和隔离的趋势并对城市犯罪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通过合理规划城市空间结构，促进不同阶层居民的适度混居、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等方式促进城市空间的和谐以减少市犯罪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空间，犯罪，城市；
　　城市空间并非简单的自然现象，不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空间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反过来又作用与这些关系。【1】所以，城市空间结构一旦产生就会对城市的社会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空间结构尤其是城市阶层的空间结构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也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同质聚居、异质隔离”的社会需要。但另一方面，过度分化尤其是城市空间的极化则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城市空间的失谐，成为城市犯罪高发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分化与极化：变化中的城市阶层空间结构
　　按照社会空间统一理论，社会生产和空间生产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因此，社会经济变迁必然影响城市阶层空间结构的变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是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工作与居住合一的空间分布模式，根据功能的不同城市被划分为工业区、文化区、商业区等。这种区位结构表面上是“同质聚居”实质上是“异质混居”不同社会身份与社会阶层居住在一起，是行业的分离而非阶层的分化。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与工业化，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这种分化一方面是指社会结构要素类别增多，异质性增加；另一方面是结构要素之间的距离拉大，不同阶层由于职业的不同其收入、权力与职业声望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与此同时，作为城市人经济社会活动物质载体和空间投影的城市空间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住房商品化，住宅所具有的社会分化与隔离作用，逐渐改变着中国城市的传统居住格局，使阶层在空间上实现了聚集与分异。学者们对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的研究均表明中国城市正经历着空间分化的过程。【2】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的大城市空间极化现象也逐渐凸现。所谓城市空间的极化是指由于各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空压缩”下，大城市产业结构发生重组与变迁，城市劳动力日益分层，从而导致收入差距拉大，造成城市空间日益分化为贫富两极的空间极化格局。这种城市空间极化一般发生在所谓的“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而中国的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在全球化、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重建的背景下，城市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出现了新趋势，城市社会收入和就业岗位分配也发生了极化。一方面是低收入组的农村流动人口和由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而下岗的职工，另一方面是高收入组工作在金融、贸易的高收入阶层。由于居住空间的“标签作用”，职业、收入等社会阶层的极化现象在空间得以体现。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个行业的精英居住在环境优美、设施齐全、保安严密的封闭性社区中，形成城市空间的一极；另一方面，则是城市低收入的底层阶层居住在城市破旧的平房、棚户，或者外来流动人口内聚形成的移民社区，形成城市的另一极。空间出现了所谓的“碎化”、“双城化”的趋势。【3】而城市的这种分化与极化在型塑城市阶层的空间结构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阶层之间的隔离与对立，尤其是底层居民由于所居住的空间限制与影响，被隔离在主体社会之外，更易产生越轨与犯罪行为。
　　二、隔离与对立：失谐的城市空间与城市犯罪
　　城市空间的适度分化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过度分化却会造成城市居民之间的隔离与对立，这种隔离与对立既是空间的又是社会的，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从而成为城市犯罪高发的重要诱因。
　　首先是加剧了社会隔离与阶层矛盾并引发犯罪。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化使经济地位、生活方式、教育背景等特征相类似的社会个体集居于特定地区，异质的集团间则彼此分开，在单个社区里，居民在风俗民情、人际关系、人格心理、行为特征、价值观念、婚姻家庭、闲暇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态度等方面都非常相似，呈现鲜明而稳固的社区亚文化；而不同的阶层文化由于地域的分割其分异性被进一步强化，彼此难以沟通和对话，长此以往，则城市整合文化的功能难以完全发挥。文化隔离所导致的不同阶层相互隔膜，必然也会加剧阶层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4】，导致了犯罪的产生。而且过度的空间隔离会导致某些空间区域成为文化的孤岛，在这些空间中反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占据了主流，犯罪与越轨行为被普遍的接受和认可，甚至被认为是获得成功的有效手段.【5】对社会的危害极大。
　　其次是社会空间过度分化与极化所产生的贫困凝固化，导致了城市底层居民犯罪的产生。空间的适度分化有利于城市的和谐[6]，但这种分化如不加以控制与引导，则会在空间上引起富人居住区的集中以及穷人居住区的隔离，加剧贫困区的孤岛经济效应。居住在城市贫困区的人一般是低技能、低收入家庭、失业、半失业家庭，他们在经济上一般处于劣势，往往没有钱通过房地产市场获取新的居住空间的人，随着一部分比较富裕的人不断从他们的空间搬出去，这种不断改变的空间属性，使得贫穷集中和社会极化现象加剧和纯化，而这又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信息贫乏与主流社会脱节。由于有工作的中产阶层的迁出，使得集中在贫困城区的大量失业者和穷人缺少与就业者的联系。这样，失业者的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与主流社会交流和联系的机会减少，尤其是缺乏就业的信息和机会，导致弱劳动力联系，进一步恶化了失业者再就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与主流社会脱离，使得整个社区也逐步衰败，形成社会空间排斥，而这种空间排斥反过来又影响个人层面上的社会排斥。居住于被排斥社区中的个人，无论他们的个人特征如何，都会遭受“地方歧视”。斯尼兹和罗森伯格对美国布鲁克林的红地角街区(贫民区)的研究发现，由于歧视以及缺乏联系，即便是当地的私人企业主也不会雇佣这个街区的居民[7]。可以说，穷人与社会其他阶层在空间上分离既是贫穷的结果也是其贫穷状态无法改变的原因。而已有的犯罪学研究表明，贫穷是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8]目前，我国的城市发展中，也出现了这种穷人居住区的隔离现象，居住空间的限制使得贫困人口无法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与社会资本，也无法享有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犯罪高发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是空间资源占有和使用的不平等导致的相对剥夺感及心理失衡所诱发的犯罪。空间的分化不仅表现在不同阶层的居民居住区域的不同，也表现在不同阶层居民所享有的空间资源的差异上。按照桑德斯的观点，公共消费能力的高低同时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市场的能力高低和享有政府援助的多少。与此相应，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也不再只沿着生产地位或市场地位能力展开，或者说，政府对消费的干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领域的不平等，但是一种新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出现了，即围绕着消费，主要是集体消费供给形成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公共消费主要包括教育、医疗、社会公共设施、公共住房等。其中，围绕着住房所产生的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公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9]城市的中低阶层由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能住在社会服务差，交通条件差的区域。世界各地城市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低收入家庭仅仅因为住得远便难以享受优美的城市公园和和公共服务设施。而在我国随着阶层空间分异的加剧，空间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问题逐渐凸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为了鼓励和扶植房地产业，往往会在城市规划中倾向于为新建住宅小区提供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如道路、医院、学校等等，而忽略了老、旧居民区的公共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也倾向于在公共设施完备的地段建造高级的住宅，而在公共设施基础差的地方建造价位低的住房。这样，高收入阶层可以选择公共设施完备的居住地，而低收入阶层由于经济能力所限，只能选择公共设施不完备的社区。所以，不同阶层由于居于不同的空间，其所享有的公共资源就不同。而目前中低收入人群聚集的社区已经显现出购买力低、就业困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治安环境质量较差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这种空间资源占有的不平等以城市物质空间的巨大差异为表征成为诱发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很多底层居民而言，他们所在的城市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但那些环境优美，公共服务设施齐全的空间并不属于他们，他们依然蜗居于狭窄、肮脏的环境中，这种巨大的空间差异往往会使底层居民产生相对剥夺感并对城市产生疏离感，甚至会产生愤怒和对立的情绪，并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居住地的教育水平与教育环境差，中低收入阶层的子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在减少，贫穷也具有了继承性，出现所谓的“穷二代”，这种由于空间资源占有不平等所导致的中低阶层居民向上流动的困难也是导致犯罪产生的重要因素。
　　三、促进空间和谐，减少城市犯罪
　　城市空间对城市犯罪有着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城市空间与建成环境对犯罪的影响一直是犯罪学研究中重要内容之一，但是，这种研究主要着眼于微观层面，通过增加具体犯罪行为的难度来进行犯罪控制与预防，但这却治标不治本，而合理的建构城市的宏观空间结构，则有助于从根本上减少犯罪，促进城市的和谐发展。具体而言，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减少城市建设中的不和谐因素：
　　一是在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中，推行适度多样化混居以缓解不同阶层之间的隔离与对立。不同阶层在空间的分化与隔离是市场经济以及住房商品化不可避免的后果，但过度的分化与极化却会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在城市建设中，政府应当通过有形之手对此做适度的干预，通过在住宅区中强调多样化的人群结构、多样化的房屋设计、多样化的住房契约、差异化的价格、混合的功能等方式促进不同阶层的人群适度混居。这样既可以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减少疏离与隔阂；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低收入阶层享受到比较好的公共服务设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实际的生活水平并使其获得一定的向上流动的社会资本，进而减低底层居民对社会的不满对立，预防犯罪的产生。
　　二是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尤其是公共财政应当向中低收入阶层居住的地区倾斜，完善这些地区的公共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目前，我国城市中已经出现了空间资源占有不平等的问题，不同阶层所处空间的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很大，低收入聚居区公共服务不足日渐突出，因此，对于城市低收入聚居区和边缘社区，政府应提供优质公共产品来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包括增加绿色空间、改善交通可达性、优质教育医疗机构的进驻、社会治安和水、暖、气的改善等。这样一方面可以改善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消除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也可提升弱势空间的价值，吸引投资者和中高收入者入住，从而达到混居和谐和预防犯罪的目标。
　　三是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改善犯罪高发区域的精神风貌。如前所述，空间的隔离会使某些区域成为反社会文化的孤岛，在这里犯罪以及越轨行为被认为是正当和可接受的，而物质空间的变化虽然能够改善某一区域物质生活条件，但文化观念转变的滞后性可能会导致物质空间改善的倒退，因此，在改善空间物质环境的同时，重塑某些空间的地方性文化对减少犯罪也有重要意义。在这个过程要积极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居委会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支持以及指导居委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加强社区的凝聚力以及正确的价值观、人生光的影响力，消除犯罪产生的文化心理因素，有效的减少犯罪的产生。
　　注释：
　　[1]高峰.空间的社会意义：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探索[J].江海学刊,2007（2）
　　[2]杨上光.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1；顾朝林等.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J].地理学报,1997(5)；吴启焰.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科学出版社,2001
　　[3]杨上光.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1
　　[4]艾大宾王力.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趋势[J].人文地理,2001（2）
　　[5][美]詹姆斯.汉斯林著林聚仁等译.社会学入门—一种现实分析方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
　　[6]张雪筠.城市的空间和谐与社会和谐[J].城市,2007(1)
　　[7]潘泽泉.“社会空间的极化与隔离:一项有关城市空间消费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科学,2005(1)
　　[8]周路主编.当代实证犯罪学新编[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5)
　　[9]蔡禾何艳玲.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J].学术研究,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