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经济、军事都是历史上都城迁移决定的重要因素。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平稳的今天，省会的位置相对稳定。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提出省会迁移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省会城市越来越拥挤，产生离心力，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二是省会迁移到其他城市，会为移入地注入新鲜血液，带动移入地及周边地区发展。文章以江苏为例，先对自辛亥革命后江苏省会迁移的历史作了阐述，继而分析当前有可能导致江苏省会迁移的现实之处，最后对省会迁移的作用机制、移入城市、迁移成本作了相应的探讨。
[关键词]发表sci论文,省会迁移,新经济地理学,迁移成本
省会城市为何会迁移?中国古代史上有几次著名的迁都：如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把都城从淹(山东曲东)迁到殷(河南安阳西北);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陕西西安)迁到洛邑(河南洛阳);1421年，明成祖朱棣把都城从应天(南京)迁到北京。可以看到，迁移有出自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有出自发展经济的需要，当然也有规避自然灾害多发地的需要。都城是一定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古代都城一般都会迁到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取得所需的粮食和物资。古代帝王不会把都城迁到贫瘠地区去。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政治、经济、军事都是决定迁都的首要因素。同样地，省会城市迁移也受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我国也有省会迁移成功的案例，如西藏从日喀则到拉萨、新疆从伊犁到乌鲁木齐，云南从大理到昆明。
当前政治军事比较稳定，但是省会城市越来越拥挤，经济发展也被省内其他一些城市超越，这会不会影响省会城市的位置呢?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是不是可以通过省会迁移，去带动省域范围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以江苏为例，不管是苏州，还是南京，抑或南通、徐州对苏中、苏北的大多数地区辐射能力都比较弱。虽然苏南、苏中、苏北的经济发展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促进江苏各地区协同发展，缩小绝对差距，仅靠市场力是远远不够的，在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力量不容忽视。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理论，认为省会迁移会带动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注入新鲜活力，促成要素集聚后，又能够释放辐射能量，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故而本文提出江苏省会迁移的设想。先了解辛亥革命后江苏省会变迁的历史，为下文的分析奠定基础。
一、江苏省会解放前的被动迁移以及解放后的稳定
辛亥革命以后，江苏省宣布独立，江苏省都督府设苏州府城;1912年元旦，裁府、州、厅，保留县级区划，江苏省都督府及民政长行政公署依旧驻吴县(苏州)，此时的江苏省会为苏州;1913年9月24日，江苏省都督府及民政长行政公署由吴县(苏州)迁往江宁县(南京)，南京遂代替苏州成为江苏省会;1927年，南京成立特别市，不再受江苏管辖，但江苏省会依旧寄居南京;直到 1929年2月，江苏省会自南京移至镇江，镇江第一次成为了江苏省会。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江苏大部分地区沦陷。1937年11月，江苏省会由镇江县暂迁至江都县;1937年12月，再迁至淮阴县;1939年3月，再迁至兴化县;1941年4月，因日军入侵，江苏省政府迁至淮安县车桥;1943年10月，江苏省政府暂迁安徽省太和县办公;1944年江苏省政府暂迁安徽省阜阳县李寨办公。1945年抗战胜利，9月江苏省政府从阜阳迁回镇江，镇江第二次次成为江苏省会。0
在伪政权方面，1938年，汪伪江苏省成立于苏州。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民国1941年9月成立于泰县，1943年5月裁撤并入江苏省;民国1944年10月，苏北行政公署再由江苏省及淮海省阜宁县划出设立，行政公署驻泰县。苏淮特别行政区公署 1942年1月由原江苏省1市15县及苏北行营2县以及原安徽省4县设置，1944年1月改置为淮海省，省会徐州。
1949年6月底，江苏全境解放。考虑到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解放区，两个区域的工作基础、任务不同，遂以长江为界划分为苏北和苏南两个省级的行政公署区。苏北行政公署原驻泰州市，1950年1月移驻扬州市，直辖淮北盐区，最初分设扬州、泰州、盐城、南通、淮阴四行政分区(专区)，1950年原属南通专区的南通市和原属泰州专区的扬州市也分别改由苏北公署直辖;苏南行署区驻无锡市，直辖无锡市和无锡县，分设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专区，1950年原属苏州专区的苏州市也改为苏南公署直辖。1952年11月15日，撤销苏南、苏北行署区，恢复江苏省建制，省会临时定在镇江。1953年1月，撤销南京直辖市，为江苏省辖市，辖境并入江苏，省会南京。
从江苏省会迁移的历史来看，江苏经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由于战火不断，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江苏省会常有变迁，且是被动迁移;而解放后，由于国内政权的稳定，江苏的省会自1953年后没有变化，因而可以总结为：江苏省会解放前的被动迁移以及解放后的稳定。
二、省会城市“迁移”的现实之处
历史都城或省会的迁移是被动的，现在是否可以出自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去被动为主动?在政治、经济、军事的稳定期谈省会迁移虽然仅是个设想，但可以看到省会迁移也有其现实之处。
(一)当前省会城市面临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压力
中国传统的省会城市多是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商业中心是因为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推动的，一般来说省会就是本省最大的城市，其他城市很难与之相较。但自从我国与西方通商以后，一些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后来居上，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超过了省会城市，构成了省域发展的两极：如江苏省的苏州与南京、山东省的青岛与济南、福建省的厦门与福州、广东省的深圳与广州、内蒙古的包头与呼和浩特、辽宁省的大连与沈阳等。原因在于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多兴起于近代开埠通商之后，多处沿海沿边，景色优美，适合人居，历史包袱少，不在本省的中心地带，往往先是发展对外贸易积累财富，通过循环累积效应，形成良性循环，经济实力处于全省领先地位，但它们在政治与文化方面逊于省会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地位跟上海相对于北京在全国的地位相似。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面临来自于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压力，如南京有可能面临人才、技术、资金、机构流出的压力，转而移入苏州。 (二)省会城市因为“市场拥挤效应”，发展面临高成本、低利润
新经济地理学提出，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产业集聚还是分散。若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大于市场拥挤效应则呈现产业集聚，反之则是产业分散。省会城市也存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涉及的“市场拥挤效应”，人才集中，机构集中，对教育、医疗、交通、住房等需求会增加。当供给不能满足需求时，价格自然会上升。所以，市场拥挤带来的是要素成本提高，利润空间下降。
(三)省会迁移能促进移人地及周边地区的发展
在江苏地区，苏州由于其良好的区位，发展乡镇企业和发展外向型经济较早，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及产业集聚，“园区经济”的良好发展带动了苏州的进步。苏州的经济金融指标近几年超越了南京。而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人才汇聚，作为省会又是全省的决策中心和信息中心。之所以出现省域的两极或多极，实际上是城市职能分工的具体体现，一极是经济中心，一极是政治文化中心。两者实际是一种既竞争又协作的关系，都能对周边地区形成一定的影响和辐射。遗憾的是，由于空间距离的限制，苏中、苏北部分城市难以接受来自苏州或南京的辐射，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于我国其他省域或地区。既然如此，可以改变极点的位置，让苏中苏北地区受益。由于区位是既定的，很难改变，可以考虑江苏省会的主动迁移，促进移入地及周边地区的发展。
三、省会迁移的作用机制及移入地选择
从目前来看，都城或者省会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政治经济军事定位，而是政治、文化功能定位。上文分析过，苏南经济发展虽然强，但辐射不到苏北广大地区，苏中的南通虽然发展较强，但辐射能力也比较弱，徐州虽然在苏北发展最好，但不能有效对广大苏北地区形成辐射效应。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初始均衡的假设，由于要素流动或者某种扰动被打破，形成极点的“均衡状态”，扰动可能是偶然性因素造成的，也有人为因素推动的。本文所提出的江苏省会迁移，就是一种主动的人为推动。受郑长德(2012)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一文启示，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研究省会迁移。
(一)省会迁移的作用机制
省会迁移会带动资本、人才、技术、信息中心等要素的迁移，而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会在当地产生溢出效应，能够促进移入地经济的发展，而这种效应会因为循环累积进一步加强，又会进一步地刺激更多的资本、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往省会移入地汇集。那么移人地聚集了若干经济增长点，密度越大，发达程度越高。经济增长点积聚着极大的向外扩张的资本能力。经济增长点的扩散效应引致了周边地区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技术的渗透，将提高周围地区生产要素的投入一产出率，改善周边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图-1)。
(二)省会移入地的选择
江苏现在的省会是南京，是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如上文所述，历史上都城或省会的迁移，政治、经济、军事都是决定迁都的首要因素。一般都会迁到经济发达、交通方便的地区，以便取得所需的粮食和物资，一般不会迁到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今天，江苏省会迁移可以考虑到相对落后的地区去。打破原有的“极点均衡状态”。
表-2给出了江苏地级市到其他地级市之间的平均距离，从整个江苏范围来看，扬州到其他地级市的平均距离最短，为178.13公里;从苏中苏北范围来看，淮安到其他地级市的平均距离最短，为175.91公里;从苏北范围来看，仍然是淮安到其他地级市的平均距离最短，为138.85公里。
如果仅仅考虑距离因素和需要接受辐射的地区，淮安是省会移入地的最佳选择。当前江苏有三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和苏锡常都市圈;当前的沿海开发涉及南通、盐城和连云港;南京、镇江、扬州推行同城化战略;泰州推进中国药城的建设。因此，苏北的淮安、宿迁被逐渐边缘化。淮安地处淮河下游，处于苏北中心的位置，但又很难接受周边大城市的辐射，需要加速自身的要素集聚，增强极化效应。但仅靠市场力推动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政府的推动和创造(宋林飞，2011)。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存在经济增长点。只是它的分布密度小。与此相应，金融组织的密集程度也低(杜惠芬，2002)。对落后地区而言，如果不借助行政配置力量，区域市场和机构组织不会趋同。在经济发展初期，区域经济差距较大，人为追求市场趋同，资源配置必然扭曲，导致经济一金融效率低下。若省会移入淮安，那么淮安成为江苏的政治中心和信息中心，必然会推动淮安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金融资源的集聚，以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若能形成良性循环，会在江苏形成第三个都市圈，取代徐州都市罔的位置，而其辐射效应至少在苏北地区会很好，如果辐射能力强的话。也会辐射到苏中的部分地区。
移入地选择除了地理距离，还需考虑经济距离、制度距离、文化距离等，省会迁移也可以考虑扬州。原因在于扬州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区位好，地处江苏中部，长江下游北岸，江淮平原南端。南部濒临长江，北与淮安、盐城接壤，东和盐城、泰州毗联，西与天长(安徽省)、南京、淮安交界，位于长江与京杭运河交汇处，交通便利。第二，经济基础相对苏中、苏北大部分地区较高，而且扬州容易接受苏南的经济金融辐射。第三，扬州知名度很高。扬州城区至今已有近2500年的建城史，人文底蕴极高。同样地，若省会移入扬州，一方面，可以加强南京、镇江、扬州同城化的效果;另一方面，又会促进带动苏北地区经济金融的发展。
(三)省会迁移的成本
省会迁移是有成本的，南京的辐射半径最少也达到200公里，辐射江苏大部分地区以及安徽的部分城市。若省会城市迁移的话，必然会面临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的流失，发展力会被削弱。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可将南京与扬州、镇江、安徽部分地区重新整合。设立直辖市，继续保持和增强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具体怎么去划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所提及的江苏省会迁移实际是人为培育增长极，主要目的是针对当前经济金融发达地区对苏中和苏北辐射能力较弱的情况作一些改变，很显然是需要政府推动的。不移入经济最发达地区，而移入扬州或淮安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是希望通过省会迁移，带动要素资源的流动，从而在江苏境内进行资源配置的重新组合。一方面，促进移入地经济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能够发挥移入地的辐射作用，从而带动苏中、苏北其他地区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