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属于妇科临床常见疾病，从相关研究来看，本病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1]。乳腺癌患者采取手术治疗属于常见疗法，其中术后化疗容易诱发重度骨髓抑制，重度骨髓抑制属于严重并发症，会对患者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影响[2]。
【摘要】 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术后化疗诱发重度骨髓抑制的相关影响因素，以便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选取笔者所在医院2011年5月-2013年9月接诊的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50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发生骨髓抑制与否及其程度分为重度组与非重度组(轻度骨髓抑制或无骨髓抑制)，其中重度组26例、非重度组24 例，回顾性分析两组患者临床资料，采用回归分析两组患者骨髓抑制相关影响因素。结果：重度组在KPS(生活质量评分)<60分者、年龄>60 岁者、行TAC方案者三个方面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非重度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化疗周期的增加，重度组患者发生骨髓抑制的概率明显增加，其中发生率最高的时段为化疗最初2个周期。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可知，高龄、低KPS评分与行TAC化疗方案属于重度骨髓抑制发生的高危因素。结论：乳腺癌患者术后化疗属于临床常用方式，但是术后化疗引发的重度骨髓抑制比较常见，相关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高龄、低KPS评分、行 TAC化疗等，故而针对乳腺癌患者采取术后化疗时必须对这些因素进行重视。
【关键词】 核心期刊投稿,乳腺癌,术后化疗,重度骨髓抑制,影响因素
从相关研究报告可以看出，由于重度骨髓抑制而引发的死亡率高达12%左右 [3]。为了提高乳腺癌术后疗效，降低骨髓抑制发生率，就要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从而近几年相关研究中可以看出主要与年龄、生活质量等有关，同时与化疗的药物也有一定联系[4]。为了进一步分析乳腺癌患者术后化疗诱发重度骨髓抑制的相关影响因素，笔者所在医院展开了相关研究，现将结果作如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2011年5月-2013年9月接诊的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50例作为研究对象，全部经常规、临床病理等检查确诊，入选患者皆排除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同时排除肿瘤Ⅳ期患者与不愿意配合研究的患者。本次研究50例患者中，年龄33～70岁，平均(54.8±8.4)岁;肿瘤Ⅰ期15例、Ⅱ期 21例、Ⅲ期14例;合并症23例，包括9例高血压、冠心病，8例2型糖尿病，3例脑梗死后遗症、3例其他合并症;年龄>60岁13例，据WHO诊断标准定为老年;有14例患者体质指数(BMI)>24 kg/m2，据WHO定义为肥胖或超重;有8例患者生活质量评分(KPS)低于60分。重度组在KPS(生活质量评分)<60分者、年龄>60岁者两个方面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非重度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合并症、体质指数、肿瘤分期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详见表1。
1.2 方法
化疗之前应对患者的血红蛋白、白细胞及血小板数值进行检查，同时对超声心动与心电图机肝肾功能进行检查，若无异常情况则可进行化疗[5]。本次研究接诊的患者采取的化疗方案主要有两种，其一为CAF方案：共12例，具体为600 mg/m2氟尿嘧啶+60 mg/m2表阿霉素+500 mg/m2环磷酰胺;另一种为TAC方案：共38例，具体为60 mg/m2表阿霉素+75 mg/m2多烯紫杉醇+500 mg/m2环磷酰胺。两种化疗方法皆按照美国国立癌症综合网乳腺癌治疗指南标准执行，以连续治疗3周为一个疗程，总共化疗6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年龄、KPS评分、TAC方案比例、合并症、体质指数、肿瘤分期等情况，并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表示，计数资料采用字2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行秩和检验，影响因素之间分析采取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重度骨髓抑制发生情况
本次研究重度组有26例，发生率为52%，非重度组24例，百分比48%，其中重度组患者年龄(62.4±4.2)岁，而非重度组为(48.1±4.6)岁，两组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度组在KPS(生活质量评分)<60分、年龄>60岁两个方面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非重度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随着化疗周期增加，重度组患者发生骨髓抑制的概率明显增加，其中发生率最高的时段为化疗最初2个周期。
2.2 肿瘤分期及化疗方案比较
两组患者在肿瘤分期所占百分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重度组采取TAC方案的比例明显高于非重度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详见表2。
2.3 重度骨髓抑制相关影响因素
对本次研究中涉及的相关因素年龄、KPS评分、化疗方案、合并症、肿瘤分期及BMI等情况进行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可知，高龄、低KPS评分与行TAC化疗方案属于重度骨髓抑制发生的高危因素，详见表3。
3 讨论
乳腺癌是妇科常见疾病，本病在近几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其临床研究来看，基本上以手术治疗为主，而术后化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手术疗效[6]。但是，乳腺癌患者术后化疗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重度骨髓抑制，而该病症属于乳腺癌术后化疗最为严重的一种并发症，会对患者的化疗产生严重干扰，同时提高患者的真菌、细菌及病毒感染率，可达到90%左右[7-8]。
本次研究针对接诊的50例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进行研究，回顾性分析她们的临床资料，总结分析发生重度骨髓抑制情况，及其与非重度(无或者轻度)骨髓抑制患者相关情况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重度组患者在KPS<60分、年龄>60岁、行TAC方案三个方面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非重度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合并症、体质指数、肿瘤分期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随着化疗周期增加，重度组患者发生骨髓抑制的概率明显增加，其中发生率最高的时段为化疗最初2个周期。此外，笔者针对这些因素采取Logistic回归分析可知，高龄、低KPS评分与行TAC化疗方案者属于重度骨髓抑制发生的高危因素。本次研究与同类研究所得结果相似，皆表明高龄、生活质量差及行TAC化疗方案的患者术后化疗诱发骨髓抑制的几率要明显更高。 本次研究发现重度骨髓抑制发生基本上在化疗初始阶段，同类研究结果也得到这样的结果，在第1～2周期时发生率可达到60%左右[9]。分析原因可能在于化疗药物的毒性与接触性毒性累加作用所致[10]。通常而言，机体产生的白细胞需储存于骨髓血窦中3～5 d，之后才能释放入血，但是化疗药物往往对机体骨髓有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促进骨髓纤维化、抑制相关功能，以及阻止骨髓内成熟血细胞释放等，而化疗初期则主要产生功能抑制与组织白细胞释放入血等[11]。由此可见，化疗初期应预防性采取粒细胞刺激因子处理，避免骨髓功能被抑制，从而促使骨髓功能尽快恢复。
本次研究中发现高龄与生活质量差属于重度骨髓抑制发生的主要因素，分析原因可能在于老年人群的行为状态极度下降，同时可能合并其他慢性心脑血管疾病。年龄的增加，行为能力与生活能力不断下降，使得骨髓功能明显受到影响，使得骨髓承受化疗的能力降低，同时骨髓再生修复能力也逐渐下降，从而使得重度骨髓抑制发生率大大提高[12-13]。此外，本次研究中还发现化疗方案也会对重度骨髓抑制的发生率产生影响。其中应用TAC化疗方案者发生重度骨髓抑制的概率要明显高于CAF化疗者，研究认为前者发生率可能是后者的25倍左右[14]。这两种化疗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高毒性药物多烯紫杉醇的应用，可见这类药物有着很高的骨髓毒性，临床应用应加强高度重视。这种研究结果与同类研究所得相似，认为高剂量、高毒性化疗药物极易引发患者骨髓抑制。但是，随着多烯紫杉醇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临床疗效及预后效果得到肯定，十分明显。基于此，临床应用多烯紫杉醇时应慎重，必须考虑患者的耐受程度，同时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其副作用，尤其要对患者的白细胞数目变化进行观察与分析，可适当采取介入措施处理。此外，针对老龄、体弱及一般情况不佳的患者，则应尽量避免采取TAC 化疗方案处理。
综上所述，乳腺癌患者术后化疗属于临床常用方式，但是术后化疗引发的重度骨髓抑制比较常见，相关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高龄、低KPS评分、行TAC化疗等，故而针对乳腺癌患者采取术后化疗时必须对这些因素进行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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