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型以来，俄罗斯从濒临失败转向成功，主要在于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政府深刻总结了叶利钦时期转型的教训，对俄罗斯的转型作了八大调整，实现了第二次转型，初步形成了以新俄罗斯思想、强大国家、混合经济、公民社会和主权民主为主要特征的俄罗斯模式，开辟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转型道路。俄罗斯社会转型给予我们的一般规律主要是：社会转型应当坚定不移地走具有本国特色的转型道路，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思想理论，推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综合协调发展，实行渐进主义战略，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推动精英与民众的团结协作，寻求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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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1年俄罗斯踏上转型之路以来，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已经经历了20余年的风雨历程。回眸过去，俄罗斯的转型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转型期是从1991至1999年的叶利钦时期转型。经过近十年的转型，俄罗斯却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以至于2000年刚刚就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沉重地指出：“我国现在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 俄罗斯似乎跌入转型的深渊而难以自拔。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转型形势峰回路转，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政治社会趋于稳定，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转型奇迹，成为“金砖四国”之一。是什么原因导致俄罗斯的转型形势峰回路转并创造令人瞩目的转型奇迹呢?有人将之归于世界石油价格的上涨和俄石油出口的增加，有人将之归于普京的英明领导，还有人将之归为其他一些原因。当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笔者却认为，如果把叶利钦时期的转型称为第一次转型，把2000年以来普京的转型与调整称为第二次转型，那么其关键原因还在于俄罗斯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转型。因此，深入研究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借鉴俄罗斯转型的经验教训，把握转型的一般规律，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第一次转型的困境
社会转型是一个艰巨复杂的破旧立新过程。在1999年普京上台之际，俄罗斯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转型局面。宏观来说，其困难的转型局面表现在：一方面，俄罗斯已经打破了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和私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新制度开始运行;另一方面，无论是“破旧”还是“立新”，俄罗斯不但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远未产生预期的成效。经过十年的转型，俄罗斯已经从一个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而如果具体地来看，那么其转型困境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斗争绵延不断。俄虽然建立了以多党制为重要内容的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但政党林立，呈现多、散、乱的状态，左、右党派立场成见颇深，街头政治经常发生，党派斗争不以国家大局为重，政局仍处于不稳定状态。
2.经济大幅度下降。虽然俄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生产大幅度下降，赤字严重，高年达GDP的10.7%，低年为3.2%。通货膨胀严重，1992―1999年消费价格总共上涨6168倍，卢布共贬值99.55%，2000年卢布的币值只相当于1992年的0.45%。至1998年底，内债达700多亿美元，外债达1300亿美元，2000年外债总额高达1445亿美元。
3.综合国力大大下降。1990年俄GDP为 10000亿美元，美国为55000亿美元，中国为3700亿美元，俄为美国的18.8%，为中国的2.8倍。2000年俄GDP只为美国的2.7%，为中国的25%。在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3500美元，还不到当时“七大国的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
4.社会问题严重。1992―1999年，俄居民实际货币收入总计下降56%，1999年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4美元，养老金不到20美元，1998年失业率达到 13.3%，贫困化现象比较严重。社会两极分化，富人阶层占1.5%，中间阶层占25%，穷人阶层占70%，影子经济泛滥，比重约占GDP的30%一 40%。
面对这样一个混乱和困难的局面，继续沿着原来的改革道路走下去，显然难以走出困境。走回头路，回到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时期，对于已经习惯于享受民主自由的俄社会上下大多数民众而言，他们显然不答应。只有因势利导，对现行的改革内容和改革方式作适当调整，开辟一条新的转型道路，俄罗斯才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在这一重要转折关头，处于转型困境的俄罗斯选择了普京，普京也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对叶利钦时期第一次转型作了重大调整。
二、第二次转型的八大调整
自1999年普京担任俄罗斯新领导人以来，普京发表了《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等重要讲话以及国情咨文，形成了新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举措，即普京计划。2008-2012年担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与担任总理的普京志同道合，继续贯彻执行普京的思想路线，发表了《前进!俄罗斯》以及一系列国情咨文，提出了俄罗斯现代化发展战略。探寻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思想轨迹和行动举措，他们在对叶利钦时期第一次转型作了重大调整，顺利推动了俄罗斯的第二次转型。其调整举措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思想多元与一元的关系方面，在支持思想多元的同时强调基本价值观的一致。在苏联时期，由于苏共对意识形态严格控制，社会思想呈现一元化的局面。苏联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被抛弃，各种社会思潮如雨后春笋，纷纷出台。自由主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上升后回落，传统的俄罗斯思想又已经遭到很大削弱，造成文化衰落、道德沦丧，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意识受到严重压抑，民族尊严感大幅度下降，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泛滥，拥有灿烂文化的俄罗斯面临沉沦下去的危险。社会思想的多元导致公民行为的多样，社会局面趋于混乱。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认为，意识形态应是多元的，他们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共同信奉的核心价值观。普京指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因此他们强调自由、民主、人权是全社会人人都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任何人和团体都不得违反。经过深入思考，普京“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世纪波澜壮阔的100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新俄罗斯思想团结俄罗斯人民。新俄罗斯思想的精髓是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社会团结。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提倡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树立强国意识，强调国家的权威和作用，继承俄传统文化的核心一集体主义。 2.在民主与法治关系上，在发展民主自由时注重恢复法律秩序。普梅确信，“民主、自由与市场经济一样，是人类的主流政治文明，俄罗斯抛弃原来集权型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是走上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但是他们认为，民主、自由离不开法律、秩序，法律、秩序并非是对民主、自由的威胁。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最终既压制国家，又压制公民，而使自由和民主消失殆尽。面对转型以来俄罗斯社会的混乱状态，普梅扭转了转型以来俄罗斯忽视法律秩序的倾向”，“坚持唯一的专制――法律专制，”完善国家法律体系，对3500多项不符合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法律的法规，坚决予以纠正。剥夺地方立法机构和行长官对法官的任命，统一司法系统，严厉打击干预政治、违法乱纪的寡头，有效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3.在分权与集权的关系上，在坚持三权分立的同时注重强化行政权力。在转型之初，俄罗斯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议会一度能够与总统相抗衡，两大权力机关纷争不断，政局动荡不安。 1993年新宪法通过后，总统权力大大扩大，其权力包括提出总理人选和罢免总理，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免政府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主持政府工作会议和作出政府辞职决定，解散议会，签署并颁布联邦法律，向联邦委员会推荐司法机构领导人，依法决定全民公决等。比较而言，总统权力处于议会、政府和法院之上，从而确立了总统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立法机关权力大大缩小。普梅当政后，进一步扩大总统权力，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强化总统权威，有效维护了政治的稳定。
4.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上，在培育公民社会时注重建设强大国家。“在转型之初，受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俄领导人总是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矛盾、冲突的，主张控制国家，极力压缩国家权力，结果造成国家软弱无力，无政府主义泛滥。普梅一方面认识到，公民权益是否得到维护是民主社会的标志，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为此他要求发展规范政党行为，转变工会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另一方面，针对叶利钦时期形成的国家政权软弱的问题，普梅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国家。”“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在普梅时期，俄罗斯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主张的公民社会与国家根本对立的观点，强调国家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作用，在建立强大社会的同时，首先要建立强大国家，强化国家的权威，增强国家控制能力，实行可控民主，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限制西方与俄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将私有化的媒体重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甚至削弱舆论的独立性。
5.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上，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注重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在转型之初，俄罗斯一度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效果很不理想。因此一方面普京认为必须坚持走市场经济之路，另一方面要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一套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普梅认为，“一般而言，国家对经济的作用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的执行，但目前的局势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的影响力。国家要在法律至上平等对待一切经济主体，在统一经济空间方面发挥保障作用。普梅主张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显而易见，普梅抛弃了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道路，转向既要国家宏观调控又要自由市场的道路，即社会市场经济之路。
6.在地方与中央关系上，在发展地方自治的同时注重加强中央权威。在叶利钦时期，为了打破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赢得地方的支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放权，叶利钦甚至对地方说“你们能拿走多少权就拿走多少”。结果导致地方主义泛滥，中央权威流失。普梅认为必须加强中央权威。他们将俄罗斯按地域原则建立7个联邦区，把国家元首在地区的全权代表制改为国家元首在联邦区的全权代表制，扩大和加强全权代表的权力，对地方政府加强协调和监督。修改联邦主体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地方行政长官不再经选举产生，而是经总统提名，并经地方立法会议讨论通过，总统有权解除地方领导人的职务。同时修改议会上院的组成原则，削弱地方领导人的权限，在立法方面加强联邦中央的权力，以打击地方分立、分离势力，建立精干、高效、垂直的行政管理体制。
7.在国有与私有关系上，在稳步推行私有化的同时注重改组、改造国有企业。俄在改革之初推行的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连俄“私有化之父”盖达尔都承认，俄的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私有化只不过是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合法化”。西方金融大亨索罗斯也多次批评俄罗斯是“强盗式的、野蛮的资本主义”。1996年，俄着手制定了新的私有化法，该法对旧的私有化法作了修改和补充。普梅当政后，进一步调整私有化的政策，停止大规模的私有化，有选择地对单个企业私有化;私有化的重心由数量转向质量，把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作为私有化的目标;取消给本企业职工的优惠;按市场价格对私有化企业的资产进行评估，把私有化对象扩展到不动产范围;扩大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关在私有化方面的权限;未经审核及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外国资本不得参与私有化活动，对于已经卖出的重要企业国家将其赎回。俄还注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加以改组、改造，将保留的国有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官办企业，这类企业为社会所必需，但其经营按市场原则是无效或低效的，它们由国家直接管理，经费靠国家预算提供拨款。为了提高管理效益，国家有关部门同官办企业领导人签订合同，确定目标责任制。另一类是公司化企业，保留的国有企业中除官办企业外的所有企业都属于这一类。它们被改组为股份公司，国家掌握其股票的控股额(占有50%以上的股份)或区段额(占有25-59%的股份)，实行控股或参股。对国有股份的管理主要实行委托管理，即按照商业条件将国有股份转给个人或组织来管理，由他们在股份公司管理机构中代表国家，代表人选的确定方式是投标。
8.在激进与渐进关系上，从激进战略转向渐进战略。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实行了极为激进的改革战略，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八年下来，普京清醒地看到，“政治和社会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已使俄罗斯精疲力竭。只有幻想或那些对俄罗斯和人民冷酷无情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进行一次革命。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招牌(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国家和人民都经受不起再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现在国家的忍耐力、生存能力以及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要崩溃，即从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和精神上崩溃。”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普梅放弃了激进的革命和改革战略，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实施。从俄罗斯转型的实际情况看，俄罗斯在经过激进的、剧烈的改革后，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消化前期的改革成果，深化改革，在已经搭建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内完善运行机制，保障其正常运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培育与新的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进一步巩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 比较而言，叶利钦领导俄罗斯完成了破旧立新的工作，初步建立了新制度的基本框架。在新制度的基础上，普京、梅德韦杰夫作了重大调整，开始努力建设并完善新制度，确保新制度健康运行。如果说叶利钦领导俄罗斯实行了第一次转型，那么普梅则领导俄罗斯深化改革，调整了第一次转型的内容和转型方式，比较成功地实行了第二次转型。
三、第二次转型为俄罗斯模式的形成奠基
由于诸多原因，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俄罗斯属于比较先进的后发国家，与其他后发国家一样，面临着追赶西方的问题，也长期一直处在选择何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艰难选择之中。1917 年，俄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走上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未将俄带向繁荣富强，俄与西方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急切之下，俄罗斯选择了西化道路。但是经过实践，俄罗斯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西方模式并不完全适合俄罗斯这样一个兼具东西方色彩的国家，且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虽然已经与西方相同，但西方并不真心希望其发展强大，只是希望其成为小伙伴。经过全面深刻的反思和艰苦曲折的探索，俄罗斯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一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体现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普遍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俄罗斯特色，这就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俄罗斯国情，这也是俄罗斯第二次转型的显著成果。俄罗斯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集中体现在：
1.确立新俄罗斯思想。在思想文化方面，在整合社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使其作为俄罗斯人民的新价值观，成为联系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纽带，支持俄罗斯人民的精神支柱，团结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动力。新俄罗斯思想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合成体，在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上下思想混乱之际，新俄罗斯思想能够有效统一俄罗斯人民的思想，凝聚广大俄罗斯民众的人心，指导俄罗斯公民的行为。
2.建立强大国家。在政治方面，强调国家的作用，建立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赋予总统强大的权力，形成强总统、弱议会的格局，强化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加强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控制，严厉打击私人资本对国家政权的侵蚀，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
3.施行混合经济制度。在经济方面，在大部分国有企业已实现了私有化之后，对具有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或领域加强了国家控制，把一部分已经私有化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企业重新国有化，形成国有制与私人所有制并存的格局，同时加强宏观调控，实现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4.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在社会方面，强调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是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方面，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应当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俄罗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公民社会的成长过程，公民社会既是俄罗斯建立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也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努力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不断改革，为俄罗斯公民社会提供有力的社会制度环境，同时增强公民意识的教育宣传，倡导自由独立的精神，培育社会组织，规范社会行为。
5.维护和加强主权民主。在对外关系方面，主权民主一方面强调，自由、民主、市场经济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认为民主应该适应俄罗斯的国情与传统。民主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应当服从于维护和加强主权的要求，俄不能容忍他国利用民主问题侵犯本国主权，谋求利益。主权民主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有效维护了俄罗斯的主权和国家利益。
上述五个方面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它们互相联系，互相支持，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既反映了俄罗斯转型的发展方向，又体现了新俄罗斯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俄罗斯把普世价值和俄罗斯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四、俄罗斯社会转型的一般镜鉴
纵览俄罗斯二十余年曲折的转型之路以及考察、比较其他国家的转型，一般而言，社会转型应当注意遵循以下规律。
1.在转型道路上，必须反对全盘西化道路和闭关锁国道路，把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文明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具有本国特色的转型道路。社会转型必须反对拿来主义。转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总体上都相对落后，毫无疑问应当向西方学习。但如果把西方的所谓先进的东西全盘搬用，往往收效甚微，甚至遭遇失败，这一拿来主义的错误早已被古今中外各国改革的实践所证明，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制度都是存在于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政治环境系统中的，在社会转型中，如果单纯把西方国家的制度简单地移植到本国，由于该制度的环境无法整体移植，则该制度往往水土不服，与其存在的政治生态环境不相适应，发生摩擦甚至冲突，不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反对、否定该制度，导致改革的失败，甚至旧体制的复辟。单纯的制度移植是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做法，而对包括制度在内的文化以及整个社会系统进行移植又是政治空想主义。可行的做法是一方面兼收并蓄，顺应世界潮流，努力借鉴、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另一方面尊重国情，努力改造本国的社会环境，探寻人类文明本土化的途径、方式和形式，使人类文明与本国的社会环境相契合，确保新的制度能够有效并良性运行，从而有效推进改革和社会进步。
2.在转型内容上，必须反对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或者文化决定论，防止经济、政治或文化方面改革的孤军突进，推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协调发展。社会转型是一个涉及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文化改革的系统工程，它是从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向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转型，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是相互配套、协调运行的一个有机整体，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也是一个相互配套、协调运行的有机整体。一般而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旧体制的打破和新体制的确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新旧体制之间的并存和冲突不可避免。如果新体制的建设全面快速推进，新体制也会很快发挥作用，则这一冲突的时间不会太长。但如果新体制的建设过于超前，或其他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则新体制与旧体制的冲突不但时间较长，程度激烈，且在这一过渡期新旧体制都难以发挥有效作用，旧体制的弊端也在冲突中不断扩大，新体制也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改革和其不成熟性而被扭曲变形，导致改革的失败。例如，如果政治改革超前，则经济改革的滞后产生的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会削弱人民对政治改革的支持及对党和政府的政治支持，进而导致政治动荡和政治剧变，俄罗斯、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如果经济改革超前，其他改革滞后，则旧的政治体制所产生的腐败、低效会侵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导致腐败、两极分化、分配不公。如果文化改革超前，则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会导致民众对政治经济体制的严重不满，进而会不切实际地采取极端方式破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引发剧烈的动荡。当然，如果经济政治改革超前，文化改革滞后，则落后的文化意识形态必然会阻碍经济、政治的发展，这也是转型时期中俄分别提倡新俄罗斯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原因所在。因此，所谓的经济改革决定论、政治改革决定论或者文化改革决定论都是片面的。 3.在转型理论上，必须反对全盘搬用传统的思想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思想理论。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后，落后国家始终面临追赶西方的问题，在追赶两方的过程中，是以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还是以传统的理论为指导，还是在创新的基础上以新的理沦为指导，一商是困扰着后发国家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当代转型国家而言，依然面临对转型理论的重要抉择。在转型之初，俄罗斯全盘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结果遭遇重大挫折。痛定思痛，俄岁斯在反思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提出新俄罗斯思想，对俄罗斯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中国在面临深化改革之际，西方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传统思想理论影响犹在，其他各种思潮纷纷登台，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因此，转型国家既不能盲目崇拜，全盘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也不能因循守旧，全盘搬用传统的理论，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在反思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既立足本国国情，继承和发扬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又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借鉴吸收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创造性地提出适合本国国情、促进本国发展的思想理论，科学正确地指导本国的转型和发展。
4.在转型战略上，必须反对急于求成的激进主义和回避问题的“鸵鸟政策”，进行渐进主义战略。社会转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障碍，如果试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转型，实现预期的目标，那不但不能实现目标，反而会欲速不达，导致转型的失败。如果回避问题，绕开障碍，采取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甚至忽视转型的根本问题和长远目标，片面追求眼前利益，则转型就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失去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问题不断堆积最后会导致矛盾的总爆发。任何社会转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以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随波逐流，消极等待，坐等问题的消失。必须在确定长远目标基础上，围绕长远目标制定战略规划，分步骤、分阶段加以实施，循序渐进，攻坚克难，从而始终确保转型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行。
5.在转型动力上，必须反对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推动精英与民众的团结协作。社会转型是一项涉及社会上下方方面面的复杂的庞大工程，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并共同努力。如果依靠少数精英人物制订方案，加以实施，不但难以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甚至以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为巨大代价。广大民众利益受到损害，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政治精英在社会政治变迁中的重要作用，转而依靠、鼓动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非理性的改革，从而催生民粹主义的产生，走向混乱的无政府主义，这也会对精英人物的利益产生破坏性作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一国在推进社会转型时，只有以公平正义原则为指导，有效协调社会各阶层、集团的利益矛盾，在精英人物的带领下，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在社会上下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携手合作，有力推动转型的不断深化。
6. 在转型秩序上，必须反对国家集权主义和社会无政府主义，正确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寻求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当代国家的社会转型，一般都是从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走向民主的公民社会。转型之初，在否定高度集权的同时，往往会走向极端，反对一切集权和权威，追求绝对的自由民主，导致社会秩序失控，陷入无政府的分崩离析的状态，甚至国家分裂、解体。面对这种状况，社会又会出现加强国家集权和政府权威的强音，产生国家集权主义的思潮，甚至要求回归到转型前的集权政治制度下，转型以来的俄罗斯就呈现出这样一个演绎过程。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还权于社会，应当科学合理地确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把国家不该掌握行使的权力逐步还给社会，同时努力培育公民社会，使社会能够有效行使国家退还的自治权，维护好、实现好广大公民的权益，充分调动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同时还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始终保持两者之间的健康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