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用功利的观点解释社会政治生活，是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共同特点。在他们的政治哲学中，政治的目的不是道德的良善，而是统治者卓有成效的统治，韩非和马基雅维利对与道德和法律的不同理解，使他们在政治思想史上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对于今天的政治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韩非,马基雅维利,非道德政治观
在人类思想史上，很难找到像韩非和马基雅维利这样两位极其相似的政治思想家。他们一个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个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然而，一部《韩非子》和一部《君主论》的内容如此相似，两位思想家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都提出了一种非道德政治观：就是突破道德对政治的掩盖及政治从属于道德的观点，即切断伦理学或神学与政治联系的政治思想。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都从人性自利的本质出发，利用法、术、势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现国家统一。然而他们毕竟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不同，直接导致其思想的差异性。本文将比较两位思想家非道德政治观的异同，从而得出有意义的启示，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一、韩非与马基雅维利显著的共性
（一）人性自利是韩非和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的出发点
韩非继承并极端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好利是人的本性，人际关系唯有物质利益是真实的。他说：“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类的利己是一切社会关系赖以联系的纽带。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那么，帝王的统治就只能从此前提出发，才有可能解决根本性问题。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也是建立在自利人性论的基础上，他同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他借用《圣经》中的原罪说，认为人性天生本性堕落，他讲到爱、恩义这些概念时也是这样说的：“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总之，在韩非和马氏眼中，由于人性的自私，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争夺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并制约着社会的发展。
（二）韩非和马基雅维利都认为法术势是最重要的统治手段
韩非和马氏都认为统治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但手段在运用是要有选择。韩非的学说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核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他强调君主必须把法术势结合起来，缺一不可。他把法术势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论，代表先秦法家政治思想发展的结果。马氏强调象中世纪意大利那样混乱和腐败，要使它革新并强大起来，必须建立严密的法律来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看，这些手段和韩非的法术势有异曲同工之妙。韩非认为，在他之前的法家如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虽然也已提出过法术势等思想，但并不完整，“皆位尽善也”。他全面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君主除独占权势外，还必须配上一套能驾御群臣的高超手段，才能驱臣治民，这就是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既如何任用，控制，监督，考核和奖惩各级官吏得手段。在此意义上，术是势的运用和延伸，如果君王能把术和势结合起来就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认为君主只要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使群臣无法看破和猜度，加之随时紧握手中的权柄，君主的地位就不会受到威胁了。
马氏也认为君主就是靠势力和权术进行统治的。在《君主论》中他反复强调权势的重要，把专制统治者看作是国家命运的主宰，甚至把君主冷酷无情的意志和权利理想化。同时，他也崇尚权术。他说：“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哪里有良好的军队，哪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
总之，韩非和马氏都提示君主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必须掌握强大的权力，制定完善的法律，配以各种隐秘又变化莫测的手段，使臣下和人民敬畏他，才能保全王位和王国。
二、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历史使命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两位思想家所处时代背景和所担任的历史重任来看，韩非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利用抛开传统道德束缚采用君主专制来达到国家统一。而马基雅维利则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要抛弃道德伦理的羁绊而且要打破神学的桎梏。
（一）在治国的侧重方面：韩非提倡奖励耕战，马基雅维利重视军队的建设
韩非生长于战国七雄中最弱的韩国，他认为韩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富国强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根本途径就是要实行发展耕战的政策。他明确提出：“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立于敌者强。”[5]还进一步指明当时韩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务耕战，耕战有功的人就得受赏，在耕战上没有贡献的人则不应得到好处。这样，一个国家的富强才有希望。反之，就会导致亡国的危险。马基雅维利生活时代的意大利经济上较发达，但政治上分裂严重，内部战祸不息且面临外部入侵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专心致志地寻求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和途径。马氏还具体论述了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认为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以外，不应该有其他的思想和目标，否则也只会亡国。
（二）对人民的认识与人民力量的重视程度有较大的差别
韩非所处的时代是战乱已持续了百年之久的战国末期，此时的战争主要在国与国之间展开，民众的力量尚未充分显示出来。思想家们一般都比较轻视民众，韩非也有这个特点，他认为帝王只要掌握人性好利恶害的特性使用赏罚两手因势利导地进行统治就可以了。因此在韩非看来，帝王根本不用费力去研究民众问题，而只要把精力用于法制和处理君臣关系就可以了，帝王的统治能否稳定、长久与“民”是没有太大关系的。马基雅维利则与韩非不同，他生活在文艺复兴的盛期，这是一个大力歌颂人，重视人的价值的时代。马氏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他说：“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更难于保持其地位。”又说“如果一个人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再说“如果人民心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因为人民为数众多。”可见，马氏是把人民当作君主权利的社会基础的。能看到人民力量的决定作用，反映了他的思想的敏锐性和先进性。
我们可以看出韩非主张建立的封建世袭君主专制制度与马基雅维利主张建立的君主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不同的，前者趋向于长期的专制独裁，而后者趋向于民主。“马基雅维利只把君主政体看作是挽救意大利的临时性措施，认为君主的专制和暴力是政治‘药物’。”他的使用是为了治疗病态的国家，不能视为经常的最佳政体。在国家统一之后，仍应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才能使意大利长治久安。
在中国，自两汉以后，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刑名之学几乎无世不受到非议。在西方，马氏的《君主论》曾被看作是充满邪恶的著作。然而，韩非与马氏又是人类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思想家。但他们的思想又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韩非子》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可以说韩非开创了君主专制，也直接促成了国家的统一；而《君主论》则是西方政治思想理论的奠基之作。
三、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
通过比较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现实需要，开出了一剂毒药作为根治痼疾的良方。然而，只要能建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这一剂猛药还是值得下服的。但是，韩非与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又存在着无可辩驳的局限性，他们都把专制主义极端化了。韩非和马基雅维利的非道德政治观是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我们不仅要珍视这笔思想遗产，对于他的局限性也同样要予以重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批判继承前人的思想遗产基础上，建构发展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政治哲学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应该说，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一辆马车的两个轮子，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道德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