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为维护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历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建立了复杂庞大的邮驿传播制度进行信息控制，而对于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则属于跨文化传播。本文指出，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政治传播和文化传播原理去分析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变迁，这样可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能力得到有力的解释。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一， 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
例如《藏文白话报》，从栏目的设置和内容来看，《藏文白话报》更像民国时期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藏汉两种文字印刷，扩大了报纸的影响范围。不仅汉藏民族可以阅读，对于关注西藏事务的，只要粗懂汉文的其他民族也可以阅读，该报总纂徐敬熙称：“发刊以来，边陲各界大受欢迎。刊发请益之文电络绎不绝于道，益坚边氓内乡之心。”并且强调边境安定与民族团结，“其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
又比如：《回文白话报》，它是民初回族刊物。1913年1月由蒙藏事务局创办，月刊。每期封面印有交叉摆放的两面五色民国国旗。该刊由王浩然主笔，张子文任编辑主任。鉴于当时封建初倾，共和方兴，“边务吃紧，外人干涉著著进行”，“英俄等国窥伺”，“均有白话报暗为传布”，故《回文白话报》以“开通边地风气，联络感情”，“讲解共和之真理，消弭昔日之嫌疑，使其倾心内向，以杜外人觊觎之渐”为宗旨。该刊“发刊词”明确表示：“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与以前君主专制时代不同;蒙藏事务局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免致传闻失实”，并期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为前提，合力并进”。
由此可知，这是一份面对全体回族，特别是边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等国分裂活动的杂志。其内容包括图片(照片)、法令、论说、要闻、文牍、杂文、问答、小说、文件等诸多方面。
新闻信息的传播在这里已经有很大的政治传播的成分在内了。
该刊创刊号刊有关于“联合五族组织新邦，务在体贴民情，敷宣德化，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的“临时大总统令”，以及《论五族共和之幸福》、《蒙藏事务局沿革记》、《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是何意》、《合群思想》、《猛回头》、《记飞行艇》等文章。此外，还在“文牍类”中发表了王振益(友三)、王宽(浩然)、张德纯(子文)、安祯(静轩)四位教长领衔，安镜泉、丁庆三等二十四位回族群众共同签名的“全体回族”上“大总统”之呈文，其中称“共和政体宣布，亿众欢腾”，“五大族为一家”，是“千古未有之美举”! 那这些报纸的效果又如何呢?
《回文白话报》很受边疆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人民喜爱。1913年8月20日《新中国报》曾报道说：《回文白话报》“不惟可以增长该三族人民知识，并且晓然共和统一系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并列举了藏族“柯春科寺大剌嘛香辈奉读之下，视为神奇世宝，日与大众讲说，且供奉殿中，渐次影响传播民间;而林葱各土司群诣办公长官行署，多方要求，电达中央添赏数份”。《回文白话报》在转载这一则报道时表示：“本报出版以来，虽承蒙、藏、回三族人民之爱读，然不敢以之以自信”，一面再次申明：“区区之意不过欲我五族人民共和一轨道，进化于大同耳” 。
那么这样的报刊的结果怎样?又会因为怎样的原因而停刊?
至1914年5月，因蒙藏事务局财政负担过重而与《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同时休刊。
以政治任务而开始，又以非急迫的政治议题而屈从于财政压力，被自行停刊。可见其难以自身发行量维持生计。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早期的少数民族报纸更多是在做政治传播。
“三种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都从帮助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开阔眼界，认识世界，正确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形势，满足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新闻欲的角度出版发行的。…民族地区的电视事业也在这个阶段诞生发展。内蒙古电视台和新疆电视台都筹建于1960年，1970年两座电视台开始播放黑白节目，揭开了自治区电视台历史的第一页。云南电视台1969年10月正式播出。这个阶段，还有一批地州盟的电视台创立，1971年包头台创办，1973年呼伦贝尔台创办，1977年延边台创办，等等。民族地区电视事业的诞生为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又增强了一个年轻的伙伴，电视事业从无到有的飞跃不能不让人高兴。”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维护中国领土统一，加强对中国边疆的控制，由政府组织出面办报等其他创办传播媒介的行为毫不奇怪。新中国的少数民族传播行为，与封建社会传播行为必须区分，且必须抓住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清在不同政治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政治传播行为。这不仅仅是个新闻史学范式转换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
这些都必须放在政治传播的理论框架内来解释,否则我们如何理解一些少数民族报纸的消亡。比如，少数民族报纸的《正宗爱国报》1913年后，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7月26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将“总理”丁宝臣逮捕，罪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
这从反面看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意志，两种少数民族报纸的不同境遇，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功能，也说明了少数民族报纸并不具有“特别的生命力”。
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怪异”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同样的少数民族报刊在同样的时代背景遭遇到生死迥异境地。我想这一现象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定团结，在行政上，为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实行了跨文化传播，而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亦在此宏观背景下展开，延伸，壮大或者出现暂时性的倒退。
同样地，对于非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行为，亦是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色彩。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唐朝的官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等。
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
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
其实，不光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而整个古代新闻传播史都在政治话语与政治议题中打转，很难摆脱这些政治传播的纠缠。不难看出这些最初的报刊的出现是为满足当时的政治交流传播的需要，一种协调政治上下关系的需要。
这也显示了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功能：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亦得到了在政治上文化上强大的功用。
而所谓“政治传播”，更是直接体现了 “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的传播功能。政治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说：“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喉舌，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或手段。”
而陈谦在《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一文中对“政治传播制度” 有如下定义，即政治统治者为满足信息控制的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使信息传递、扩散、存储等活动程式化的模式。
可见，中国古代邮驿制度的本质更是一种政治传播的信息控制方式。
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一部少数民族传播史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三，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如何解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此种宏观背景，本文认为政治传播理论与文化传播理论是解读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最佳理论工具。
历史学家给我们提供了思路。刘青峰，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提到，“许多历史学家十分注意中国封建国家的特点——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克服分散性。他们认为，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组织了巨大的官僚系统，依靠政权力量推行重本抑末、闭关自守、把盐铁矿及手工业置于官办的经济政策，依靠政权力量独尊儒术对思想文化严密控制，这些政策有效地延续着封建制度，遏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这种学说着重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问题，并在揭示中国封建国家机器的特点及其如何发挥全面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分析。”
两位作者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假说：“一体化结构” (“超稳定结构”)
“实现了一体化结构是中国封建大国和其他封建国家在结构上的重大差别。我们前面提到，一体化意味着把意识形态结构中和政治结构中的两种组织力量仍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的组织力量。那么，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的封建大国，在其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就必需具备如下一些条件： ①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 ②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的统一的国家学说; ⑤必须在全国范围实行官僚管理的郡县制。 ④利用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对全国实现统一的行政管理。 ”
而邮驿制度和阶层组织官僚机构本身就是在不断进行政治传播内容，而且多以新闻传播的方式发出，增加即时性和控制力。
让我们粗考察一下这种跨文化传播和政治传播在“大一统”政治学的作用。
自中华多民族局面形成以来，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交流的内容、形式和规模都不一样，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传播机构，但中华各个民族进行交流的需要、愿望和迫切性是完全一致的。也正是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使得中国不同地区的文明得到了交流融合和促进。例如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出现，南北朝时代各个少数民族的发展。
“每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域外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开放性就表现在这里。”为了保证自己文化的正常发展并及时地、连续不断地吸收来自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营养，多个地区和民族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对外传播媒介的建设就是这种探索和努力的有效工具与手段。例如邮驿制度在唐朝少数民族聚居的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
这些新闻传播活动，加强各个民族精神上的联系，形成了主导社会意识，加强了社会文化认同。但我们应该同时看到中央政府对各个少数民族的强势跨文化传播仍是一种治理技术手段。例如，民国初年建立的治边机构蒙藏事务局，并由该局编辑出版三份少数民族白话报。不可忽视的是，历史上“大汉民族”独尊意识仍在主导着这一跨文化传播，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上的“逆差”即汉族文化多流向少数民族文化地区。“这种差距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缓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自我国奴隶社会以来，尤其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地处边远的各个少数民族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不公正的对待，内乱、仇杀、战争，以及歧视少数民族的政策，使他们落在了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后面。”
“新闻，是受众所获得的具有传播价值的信息”。 自古以来，新闻和新闻传播是个渐变的过程，各个时代的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不尽相同，新闻传播的方式随着历史和技术手段的发展不断改进和完善，强烈地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在报纸产生前，人们交流信息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口头和较为原始的信号如烽烟、结绳等传播;随着纸张的产生，史书和其他非报纸媒介如话本小说等便承担了传播信息的任务。
对于不同的传播方式，我们有不同的意义阐释。“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条件，是传播活动中传播信息的中介、通路和渠道。”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包含了政治传播与文化传播的重要领域。
“可以说，游说诸侯是先秦口语传播的最高境界，表现了游说之士的技巧与智慧;而‘采诗’和‘观风’则体现了传受双方在传播上的互动;从史官纪事可以管窥中国早期专业新闻传播活动，史官所具有的良史精神和新闻职业道德是历史上除史书以外的宝贵财富;唐代通过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迅速发展了对外的宗教、交通、商业等信息的传播;宋代书院所传播的学术文化与明代的东林党、复社所进行的朋党、社团传播是其鲜明而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白马东来的佛教传播沁润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纵观我国的历史，各具特色的史实、各显其能的人物、百家争鸣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起着传播的作用。会盟制度所体现的便是历史长河中同样具有传播意义和民族特征的传播方式。”
对于清代蒙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会盟制度来说，“我们通过史实看到更多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政治传播方式。”
封建大国的维持，要依靠受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官僚机构。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贯彻到所辖地区。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信系统才能传达到各级官员那里。因此，对统一的大国来说，还必须有克服信息传递障碍的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如此。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只有具备这种重要通信工具，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跨地域的文化联系。而掌握了这种通讯工具的儒生，也便成为组织官僚机构所必需依靠的阶层。儒臣的政治地位是和他们的文化地位紧密相关的。我国封建社会文化联系的通道较为畅通，造纸和印刷术由我国发明正是反映。唐代就出现了官办报纸。北宋末年，民办报纸在社会上也广为流传。
而一些文化传承，宗教传入与传播，以及为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各朝代对儒家文化的推广，都可贵于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
小结，“理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历史上重大的文化政治语境，在迷雾中破解新闻传播种种特异现象，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有助于今天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各民族各民族团结平等。在英文中Communication不仅有“传播”还有“交流”，“共享”之意。考察这一现象，可以启发我们维持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共同促进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消除文化传播的“逆差”。
最后，在一个宏观背景下，“和谐社会”是中国文化最高目标，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化在新世纪里有其重要的意义，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却告诉我们文明的不兼容性，例如“911”“伊拉克战争”。怎样促进各个民族的交流和了解，化解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我们会有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思考，也为传播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做出理论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