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北大核心级期刊《作家》， 《作家》是中国唯一的彩版文学杂志。作家已被评为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北京大学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览》连续四次将《作家》列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作家》首发的重要作品包括宗璞的《我是谁》、韩少功的《文学的根》、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苏童的《已婚男人杨泊》、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述平的《某》、迟子建的《亲亲土豆》、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鬼子的《伤心的黑羊》、余华的《黄昏的男孩》、池莉的《一夜盛开如玫瑰》、徐坤的《厨房》、赵本夫的《天下无贼》等。《作家》曾以发表的作品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三届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
摘要：张大千先生是载誉世界的国画大师，但他却痴迷传统戏剧音乐艺术。由于张大千在国画艺术上取得了震撼世界的骄人成就，其在音乐欣赏、戏剧评论、民族音乐学理论、乐器乐画收藏、传统戏剧脸谱等方面的高深修养被掩盖起来了，除其少数学者、朋辈对先生在与川剧、京剧界大师的交往中产生的名人逸闻有见诸报端外，先生在中国传统音乐方面的广博修养鲜为人知。本文从其家族生活背景的文化传统因素方面略做分析，以图加深我们对这一文化艺术大家深层文化见地的全面理解。
关键词：张大千,内江,文化传统,戏剧,戏曲音乐,国画
对于张大千先生酷爱民族戏剧音乐的深层文化根源，本文主要从张氏家族所处的内江社会历史文化大环境、张氏家族的家庭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正统戏剧文化对地方戏剧文化的激荡等这4种因素略作分析。
一、张氏家族所处的社会历史大环境——内江优秀的文化历史传统
内江历史悠久，但近代史上这里可谓灾难重重，兵匪战乱不断，时局的动荡不安、政权的更迭变换再加上自然灾害的施虐，内江百姓可谓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然而，饱经风霜和战乱之苦的内江人民练就了不畏艰难险阻的坚强性格，他们勤于耕作、艰苦创业，以自己的勤劳善良创造了一方文明，造就了这方民众的不竭智慧。资料还表明，内江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近代史上名人辈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正所谓是滋养天府文人生长的一方圣地。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川南的千里沃土渺无人烟，内江更是一片狼藉。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川开始出现安定局面；康熙初年(1662年)，今内江市各州县的官吏陆续到任。张大千先生的祖爷是1683年来内江做官的，可谓是乘着四川稳定发展的东风而来。接着，清政府在四川实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内江文化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康熙、雍正两朝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的感召下，湖广、江西、福建、陕西等省大批移民来沱江流域垦殖定居，内江人口逐渐增多，农业物产日益富饶，制糖业在内江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使这一地区的文化艺术进一步得到滋养。从张大千先生的祖爷张德富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高涨之时来到内江算起，到张大千这一代止，历经200余年。这个祖籍广东番禺的家族历经湖北麻城辗转来四川内江做知县，为官一方，终于定居下来。流动的生活历练了家族的性格，增强了家族的智慧。张氏家族自张德富起到张大千这一代，历时7世，经历了几乎整个清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张氏家族为发展内江经济文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二、张大千出身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是张氏家族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张大千的祖籍是广东番禺，湖北麻城曾是这个家族迁移的中间站。康熙年间，其六世祖爷张德富之时到内江为官，开始客籍四川。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即公元1683年，张德富因公务来到四川，张家遂从湖北麻城举家搬迁到四川内江，成为四川人。张德富在内江赴任知县，并在此处为官多年，张氏家族财力殷富，书香传门。此一时期适值康熙太平盛世之际，国泰民安，内江社会一片安定、人民富足。
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必修的基本课程。这一文化传统在中国这个有着2000多年礼乐制度的国家长盛不衰，音乐戏曲生活更是名门望族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古今中外的达官贵人“听乐赏剧”正是他们标明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内容可谓博大精深、清幽雅致，甚至包括传统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博在“诗词歌赋”诸多文学形态，雅在“琴棋书画”等艺术门类。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促成了“音乐与文学的联姻”——历时几千年之久的戏剧文化艺术形态终于诞生。戏剧艺术源于民间百姓生活，成长于宫廷王室，与宫廷雅乐互滋互润、日益完善，逐渐流行于上流社会。戏剧文学艺术形态至清代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张德富作为内江知县，音乐、戏剧生活自然成为其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赏析一下长篇传记文学《张大千·人生传奇》中的这段描述：“（内江）土地肥沃，出产丰饶，更兼之该地民风醇厚，社会安定，因之张德富这位‘父母官’，在任上也没有多少的事情好做。于是他每日里便多是邀同县上的绅士们和文人们，或是外出赏览名胜，体察民情；或是在一起谈诗论画，填词赋文；或是互相布阵对弈，弹琴作乐；或是彼此杯盘相约，把酒唱和……那真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相识皆冠戴，往来无白丁，日子过得相当的风光、舒心与快活，张德富也甚是受到地方和百姓们的爱戴与尊敬。这段时间，可说是张家历史上‘最光荣’的时期，也是后来的张家儿孙们最津津乐道的和最为怀念的岁月。”。这段充满想象力的文学性表述，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阶层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琴棋书画不仅是他们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更是他们修心养性的一种生活自觉习惯。那个时代，社会上层如果没有家庭“戏舍乐班”或定期请艺人“演出”，就像现在社会家里没有“家庭影院”或音响设备一样。非但如此，那正是上流阶层之间相互交流的主要话题和生活内容。可想而知，音乐艺术修养对张大千的家族来讲，是作为张氏家族的一种文化传统来影响感召着张氏家族的后人。
三、传统历史文化潮流——张氏家族经历了中国戏剧文化全盛期的洗礼
中国戏剧文化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而生。从早期的图腾、巫舞、宗教的傩仪式到汉代百戏，都属于我国早期戏剧的萌芽状态，具有社会化、多元化的发展特点。隋唐参军戏女艺人的加入开始了音乐和歌唱表演，参军戏走上了歌舞化、音乐化之路，乃至五代时期参军戏、歌舞戏演出活动兴盛。唐代诗歌的大发展加厚了戏剧艺术的文化积淀，“它直接影响着戏曲艺术”，“隋唐五代的传奇、说书、变文等艺术形式为后世中国戏曲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对当时的歌舞戏、参军戏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为后来宋金时期的戏曲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此，中国戏曲的基本形态初步形成。从宋杂剧开始到元杂剧、南戏戏文再到明清传奇，中国戏曲文化发展达到了它的顶峰。
从清杂剧的发展来讲，它继承了明杂剧的衣钵，在戏曲文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清代戏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顺治经康熙到雍正是其初兴期，乾隆60年是其发展的高潮期，嘉庆、道光、咸丰年间是其消退期，同治、光绪到清末则是其变革期。张氏祖爷张德富为官时期正是清代戏曲文化发展的兴盛时期。纵观张氏家族的这段家族史，刚好经历了中国戏曲音乐发展的高峰阶段。就中国戏剧发展的另一属性而言，“清杂剧”成为“纯粹的文人剧，它的作家既有学者诗人，又有达官显宦，既有清流隐士又有武将之才……可以说其作家群多才多艺，诗、书、画、印、曲无所不有，甚至有人卓然成家，为一代宗师。”“明清传奇是中国戏曲史上继元杂剧后的又一个高峰”。“传奇”一词元代至清末指“戏曲”，宋元南戏、元杂剧都曾称为“传奇”。中国戏曲史上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出现在明代后期嘉靖末年到崇祯末年，后期出现在清代前期顺治初年到乾隆末年，历时250年，走向成熟。张氏先人张德富为官时期刚好也处在中国戏曲发展的高峰阶段。我们没办法考证张德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传统戏曲音乐文化，甚至他所视听过哪些传统音乐剧目，使用、保存、收藏过哪些乐器，和哪些乐人、戏班有过交往，我们一概不知，但生活在传统文化河流中的民众谁人又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洗涤呢。
四、清代戏曲活动的普遍性——内江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激荡
明清时期的戏曲音乐活动频繁而广泛，从社会上流到平民百姓都离不开听乐观剧、审美娱乐，它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就像我们现在观演电影电视、文艺戏曲节目一样，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清代戏曲艺术活动就全国范围来看，覆盖面相当广泛。“这一时期的戏曲活动是全社会最普遍、最广泛的一种娱乐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覆盖了大、中、小城市，并有着庞大的职业演出队伍，产生了一批技艺非凡、声名显赫的表演艺术家”。从剧目规模来看，常演内容复杂、角色行当众多的大戏，艺术性极高。从演出地点来看，不同的社会阶层地点不一：在庙台、水上戏台、广场彩棚中演出的主要为广大平民百姓；在酒楼、宾舍、茶园等地演出的常属营业性演出；官僚、贵族、富商常在私人宅第演出“堂会”、“宴乐”；皇家演出是最高的级别，则在宫廷，由“梨园教坊”承办。地方小戏如四川花鼓，约形成于清代咸丰年间，早期的表演多在水路码头和街头巷尾，内江水陆码头的这类卖艺活动更是品类繁多。解放后，“中川花鼓剧团”的成立即建立在四川花鼓戏兴盛发达的基础之上。清代地方戏的迅速发展，使地方剧目数量剧增，其数量之多堪称历史之最。
明清时期“家庭戏班”成为促进戏曲繁荣昌盛的重要社会力量，“对戏曲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豪门巨富普遍蓄养家庭戏班，这一情况在江南士大夫阶层形成风气。此一时期民间职业戏班与官宦缙绅之家的“家庭戏班”成为社会演出的主要力量。他们极大地推动了明清戏曲的发展和完善。在这一戏剧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内江地区毗邻“资阳河道”的发源地资阳，川剧“资阳河道”流派在资阳、资中、内江、自贡的日益繁荣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川南川剧声蛮全川、载誉云贵，见证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发展超越不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定性。从社会意义上讲，在内江为官的张氏家族更是深受中国传统戏曲音乐文化的影响。
五、四川地方戏曲文化的高度发展，还表现在其本土戏曲文化对周边地区戏曲文化形成、发展的影响上
由于近代四川经济的发展，四川戏剧音乐艺术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事实。清代乾隆四十四年，“四川秦腔艺人魏长生入京，不仅给昆腔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也将称盛一时的京腔打下了马，自此再也没有得到翻身。”可见，四川艺人魏长生在当时取得的艺术成就之辉煌，在没有地方艺术文化滋养的情况下，是很难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魏长生就是一位善于在传统戏曲文化基础上富于创新精神的表演艺术家。就秦腔艺术向南方传播的路线而言，这一艺术发源于陕西并一度流行于四川，并经四川流传到云南、湖北，乾隆时期已经很是兴盛。“约在清代中叶，西秦腔经四川传入云南”。为道光年间滇剧的形成增添的营养，致使滇剧一度流行于云贵川等省。秦腔在四川于清代后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四川盐业、制糖业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联系。
甘肃的地方剧种“高山剧”发源于明初的地方社火，与当地民间故事和民间歌唱艺术结合紧密，“明末清初受到川剧高腔的影响，开始向戏曲艺术形式进一步靠拢，并逐步形成。我国湖北的地方剧种“梁山调”又称“良善调”、“大筒腔”，广泛流行于湖北钟祥、荆门等地。但这一剧种起源于四川梁山地区的灯戏腔调，这种灯戏腔调“最晚不迟于清嘉庆年间传入湖北境内”，道光三十年，梁山调已经形成。湖北“巴东堂戏”，又名“踩堂戏”，也是在四川“梁山调”、“川剧”等剧种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而来的。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本文想借此说明的是：张大千先生及族人生活在中国传统戏曲发展的高峰时期，从地域上来讲，他们又生活在地方戏曲盛行的四川内江地区。无论从时间上说起，还是从空间上思辨，这位艺术才思通灵剔透的文化艺术大师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李永翘：《张大千人生传奇》，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夏兰：《中国戏曲文化》，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