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心酸的悲歌-------论曹禺笔下的女性命运

　　[摘要]通过对《雷雨》中的繁漪、《日出》中的陈白露、《原野》中的金子、《北京人》中的愫芳这四个女性形象的具体分析，透视曹禺笔下女性的悲剧命运，追寻曹禺不同时期的情感取向以及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关键词]女性；悲剧；现实；理想；
　　曹禺在1933—1940年的几年间，创作了一生堪称经典的四部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这几部作品至今仍屡演不衰，其重大魅力便在于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感情丰富、性格复杂、又敢做敢为的女性形象。曹禺自己曾说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秉性高贵、引起我同情的妇女。所以，我愿用最美好的言语来描述最美好的妇女。”[1]
　　纵观曹禺的作品，女性形象几乎包括了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妇女，从社会最底层的佣人、妓女、村妇到社会上层的太太小姐们。尽管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拥有的物质财富不同，但是她们在精神上都是痛苦不堪、充满苦闷的，似乎都逃不出悲剧命运的安排。通过对这几部作品的解读，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女性灵魂，同时也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各个时期的思想情感的不同与变化。
　　一、现实与理想信念的不可调和
　　繁漪、陈白露、金子、愫芳这四个女主人公，在生活中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和磨难。然而作为个性独立的女性，她们渴望理想生活，有着相同的精神领域的追求，有着同样的反抗行为。
　　首先，她们的婚姻生活都是不幸的。《雷雨》里的繁漪，出身于封建家庭，却屈从于父母之命，被骗到了周家，嫁给了几乎可以当她父亲的男人——周朴园。自从进入周家的十八年来，她都过着毫无生气的监狱似的的囚禁生活。只能任由周朴园训斥、监视、压制、奴役。她成了周朴园名誉上的妻子，精神上的奴隶。这样的日子，着实让人一天都过不下去，可是她却在里面足足待了18年！年龄的巨大悬殊和情感上的巨大隔膜，再加周朴园自身的霸道、自私、独裁、残忍，这些都让人难以忍受、痛苦万分。
　　《日出》里的陈白露，是一个交际花，她抽烟、打牌、喝酒、嘲弄男人，以至于有人说她是个“玩世不恭，自甘堕落的女人”。曾经，她对爱情充满了幻想，她在努力追求着意中人，于是她嫁给了诗人，在婚后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这位诗人“永远是那么乐观”，“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2]可是孩子却死了，维系他们情感的绳子也由此开始断裂。陈白露也受不了婚后的“平淡、无聊与厌烦”，他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金子原本有一个相爱的情人——仇虎，但是仇虎却遭人陷害，被关进入了监狱，金子才被迫嫁给了焦大星。焦母是个非常专制霸道的女人，是“野蛮婆婆”的典型代表，样样都必须惟她是从，稍不顺心，就对人又打又骂，并不时挑拨她与儿子之间的关系，甚至还想用巫术加害她。金子并不爱大星，一见到他就觉得“厌气”，觉得他是个“窝囊废”。初恋情人仇虎的出现，进一步促使了他们婚姻的破裂和瓦解，金子选择了私奔。但在官兵的重重包围下，仇虎自杀，留下了金子和未出生的孩子。
　　《北京人》里的愫芳，出身于江南名门之家，但从小父母双亡，长期寄居在姨夫曾皓家里，看人家眼色过日子，忍受着曾思懿的冷嘲热讽和奴役般的使唤，在抑郁凄凉的曾家，能够支撑她承受一切的便是对表哥文清那份执着的爱。不管曾思懿如何的尖酸刻薄，曾文清也是个毫无主见、懦弱无能的人。虽然他也喜欢愫芳，但是始终不敢说出来。对于这份没有结果的感情，愫芳还是一往情深地坚守着。甚至当文清离家出走时，她说“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3]为了这份爱，愫芳在无尽的忍耐中过着可怜的日子，让自己的青春热情被无望的爱情消融殆尽。
　　其次，她们有着相同的精神追求。年轻时的繁漪就是一个向往爱情，追求未来幸福生活的女子。自从嫁进周公馆以来，繁漪一直过着抑郁的生活，当年轻、热情的继子周萍闯进她枯寂的生活后，她受伤的心又重新得到了滋润，不顾一切地陷入了疯狂的乱伦爱情之中，她忘记了自己的名誉、身份和地位。当她得知周萍爱上了年轻美丽的女佣四凤后，便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她们，甚至采取了报复的手段。在第四幕中，繁漪差不多是在绝望的祈求了“萍，好了，这一次我求你了，最后一次求你，我从来不肯这样低声下气地说话，现在我求你可怜可怜我。这个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萍，你带我离开这里，日后，甚至于你把四凤接来一块儿住我都可以，只要，只要你不离开我。”[4]为了她心中所谓的爱情，她可以做出多大的牺牲。
　　陈白露作为混迹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表面上过着承欢卖笑、纸醉金迷的生活，心却是异常痛苦的。她的玩世不恭、自甘堕落只是生存的需要，心里一直都有追求自由和爱情的理想。她时时回忆与诗人度过的那段美好日子，想着与方达生青梅竹马的情谊。可是现实使她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
　　到了金子身上，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更是到了极致。金子从小生活在这片充满生机活力的原野里，比别人多了一份激情和狂野。她与仇虎自由恋爱，却被迫嫁给焦大星，虽然大星对她千依百顺，但是她的心却始终向往那个“黄金铺地的地方”。婆婆的监视和囚禁，都未能改变她的决定。当仇虎再次出现后，她不顾一切的与他相爱，甚至把他带进了焦家。为了爱情，她逃离了焦家，选择与仇虎私奔。
　　第三，面对现实的黑暗与压迫，她们都毅然奋起反抗。繁漪敢于和周朴园“唱反调”。为了自己心中的爱情理想，她与周萍上演了了一场“乱伦之恋”。她公然反抗周朴园，认为自己没有病，坚持不肯吃药。被周萍抛弃后，她的反抗变得疯狂起来，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女人，你记着，不能受两代人的侮辱。”[5]这是她对周氏父子的血泪控诉。面对周朴园的冷酷自私，面对周萍的抛弃背叛，她疯狂地实施了报复。
　　陈白露在别人面前总是一副玩世不恭，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她对这黑暗世界充满了不满。比如，对潘月亭之类她从不奉承讨好，对顾八奶奶之类经常会有嘲讽的话语。在“救小东西”这一事件上，就充分体现了她的反抗性。当她听说小东西把金八打了，不禁连声称赞。当福开告诉她金八很厉害，她不但没有退缩，反而挺身而出，公开宣称“出了事由我担待”。小东西死后，陈白露用酒浇着心头的痛苦，她对整个社会绝望了。在太阳要起来之前，她选择了自杀，用自己的死完成了向黑暗社会的最后反抗。愫芳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的温柔文静，忧愁善良。然而在她默默忍受的背后，也有一颗反抗的心。她支持文清走出家门，支持瑞贞的决定，文清死后，她更看清了整个世界，最终离开曾家，走向社会，寻找新生。
　　二、不同环境下的绝望与挣扎
　　繁漪们虽然有着相同的不幸、相同的追求、相同的反抗，但是她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各自的个性特征、生活态度等却不尽相同。
　　首先，四个女性的生活环境不尽相同。繁漪出身于名门大户，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接受过“五四”时期新思想的影响。嫁给周朴园后，成了周公馆的女主人，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悠闲生活。但她受到了周朴园无尽的指责与羞辱，忍受着他的自私与专制，与周萍的乱伦，使周围的人际关系也变得混乱。陈白露出身于书香门第，也曾读过书，受过教育。和方达生有过青梅竹马的情谊。突然，她的父亲去世了，家庭的经济支柱倒塌了，这一变故是对她的人生道路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她所说：“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的一点帮忙，走了就走，走不了就死。”[6]为了生活，她当了电影明星，还当了舞女，最后成了一个过着寄生生活的交际花。她“舞女不像舞女，娼妓不像娼妓，姨太太不像姨太太，”[7]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可以供她吃供她住供她玩的男人。
　　在《原野》的序幕中，曹禺写道：“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爬满年老而龟袭的木纹，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8]在这片肥沃广阔的土地上蕴藏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女主人公金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她不同于繁漪和陈白露，她只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在焦家，她受到婆婆的严厉监视管制，婆媳矛盾突出。每天对着自己并不爱的焦大星，又是让人异常痛苦。
　　愫芳虽出身名门，受过封建士大夫思想文化的熏陶，但是从小父母双亡，身世凄凉，跟林黛玉一样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看着人家的脸色过日子。在曾家，她既受到曾皓的限制与束缚，又受到曾思懿的嘲讽与使唤，喜欢表哥曾文清，对他无私的付出，却又得不到回应。
　　其次，不同的生活环境、出身教养对她们的性格、生活态度也造成了不同的影响。繁漪有着美丽的心灵，然而为着不正常的关系和环境的窒息，使她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繁漪一出场，曹禺便对她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描述“她的脸色苍白，眉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但也有一股按耐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的心里翻腾着，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9]随着剧情的发展，第二幕里她对周萍说：“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10]第三幕可以说是她发狠的报复。第四幕中，在她亲眼看到周萍与四凤密约之后，她又转而恳求他所鄙视的周萍把她也带走。繁漪的爱就像一把犀利的刀，她愈爱的，愈要划出深深的创痕。
　　繁漪是“大爱大恨如火一般”的性格，陈白露则是“沉静的倦怠的”性格。她一个人孤身“奋斗”在上流社会，对于周围环境的黑暗，她早已看得麻木。为了生活，她成了有钱人的工具和玩物。作者在陈白露出场时写道：“神色不时地流露出倦怠与厌恶；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这种漂泊人特有的性质。她爱生活，她也厌恶生活。生活对于她是一种习惯的桎梏，她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11]可见，她虽然对世界感到厌恶不满，但早已失去了繁漪那种内心的骚动，剩下的只是倦怠与厌恶。
　　金子的性格在四人中应该是最野的。她把女性的“情感欲望与追求”和“敢爱敢恨”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她既不像繁漪，也不像陈白露，她的性格核心是“野“，野地出生，野地生长，妖媚中带着泼野，生命中有着强烈的求生存求自由求激情的欲望。对于焦母的刁难，她敢于回击，为了追求爱情，她敢于和仇虎私奔。
　　愫方在《北京人》中一露面，曹禺便对她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描述：“见过她的人第一印象便是她的沉静。多年寄居在亲戚家的生活养成她一种惊人的耐性……”[12]曹禺用了“哀静”来概括愫方的形象，“苍白的脸上恍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13]“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14]愫方身上有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有常人称道的善解人意、贤惠、忍耐等品质。
　　第三，她们各自的反抗程度、结局也是有所差异的。繁漪在受了周氏父子俩人的欺侮后，奋起反抗，开展了疯狂的报复行为。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周萍开枪自杀，四凤和周冲触电而死，繁漪自己也发了疯。虽然结局如此悲惨，但是她在报复中也曾有过心软、动摇，她的反抗是怯懦的。
　　陈白露为了生活，把自己卖给了整个社会。她搭救小东西，怒斥黑三，也是她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她不甘心自己的命运，但她不像繁漪那样有过热烈的追求，而是与环境虚与周旋、游戏人间，用玩世不恭来麻醉自己，当麻醉不了时，只有走上毁灭自己的道路。陈白露的死是对生活的绝望，她死于对生活的觉醒，她的死也是一种反抗。
　　金子是四个人中性子最野的，也是最叛逆的。嫁入焦家后，和婆婆焦母就有许多冲突，直到仇虎出现，这种冲突达到了顶点。她选择与仇虎私奔，坚决地离开那个充满阴暗的家庭，离开了懦弱无能的丈夫。最后，她好不容易离开了死气沉沉的焦家，又迷失在茫茫的原野之中。
　　愫芳温柔善良、忍辱负重，但她的精神却有着内在的丰富性。她并不懦弱，她有自己的信念与追求，她曾经向命运提出挑战，“这样活着，是干什么呀”，终于走出曾家的大门，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她的反抗与繁漪她们相比更进了一步。
　　结语
　　在曹禺笔下，女性的命运不外乎两种情况：发疯或是出走。不论在家庭里还是社会中，不论是知识女性还是农村妇女，不论其是否具有火的性格、水的柔顺，最终她们都逃不出悲惨的结局，在强大封建势力的压制下苟延残喘着。作者同情个性受压抑、婚姻爱情上不幸的繁漪；同情误入歧途、深陷污池的陈白露；同情婚姻不自由被婆婆虐待的金子；同情寄人篱下、逆来顺受的愫芳。作者总是从不同角度揭示她们的善良天真的本性，肯定她们追求幸福、自由和解放的愿望，对于造成她们不幸的旧社会、旧制度、旧道德和旧势力给予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但是细细读来，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作者的思想情感还是有所变化的。曹禺在创作《雷雨》时，“是一种情感的迫切需要”。就“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所以整个剧中的氛围都是令人感到“郁热”。[15]他对人的生存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在为宇宙中的神秘、“天地间的“残忍”、而困惑和恐惧。在《日出》的创作中，曹禺把自己的视线从家庭投向了整个社会，于是较之写《雷雨》，则又多了一腔愤怒之情。无论是陈白露的堕落和最终自杀，还是小东西被逼上吊，在探讨这些人物的悲惨遭遇时，曹禺均把矛头指向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而《原野》中无论是焦母和金子各不相让的心理交锋，还是仇虎在黑林子中的内心激烈的挣扎和冲突，都无疑成为曹禺自身某种情绪体验的再现。金子毅然奋起反抗，既是对宇宙、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抗，也是对人自身的反抗。到了《北京人》，已看不到曹禺早年极尽心力塑造的充满原始的野性、热情和叛逆精神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温柔敦厚、善解人意的愫芳，她是作者新的生命创造，是坚韧、博爱、自由的现代理想人格的体现。我们从愫芳的出走中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曹禺的乐观情绪，体现了作家对戏剧审美境界更高的追求和向往。
　　曹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极具代表性的。曹禺的剧作以被压迫、受压抑的不幸生命为关注中心，表达了缠绵悱恻、深刻诚挚的悲痛，激起人们深深的哀怜同情，引我们去认识美、追求美，憎恶丑、反对丑。
　　[注释]
　　[1]李健、曾广灿．曹禺剧作人物的性格结构与其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2]田本相．曹禺剧作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112－113
　　[3]曹禺．北京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53
　　[4]曹禺．曹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46－147
　　[5]曹禺．曹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69
　　[6]田本相．曹禺剧作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112－113
　　[7]田本相．曹禺代表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208
　　[8]曹禺．原野．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447
　　[9]曹禺．曹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5
　　[10]曹禺．曹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01
　　[11]曹禺．曹禺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00
　　[12]曹禺．北京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8
　　[13]曹禺．北京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8
　　[14]曹禺．北京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38
　　[15]曹禺．曹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