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村三首》试析

　　唐王朝在玄宗李隆基统治的末期，由于多种社会矛盾尖锐突出，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更为深重的灾难与痛苦。
　　安禄山进攻潼关时，守关唐军二十万，为其所败，结果“十不存一二”。第二年唐军反攻，陈陶斜（在咸阳县东）一仗，又为安军所败，结果“四万义军同日而死”（杜甫《悲陈陶》）。不久在青坂一仗，更连遭失败，“青是烽烟白是骨”（杜甫《悲青坂》），伤亡惨重。而人民群众赋敛徭役之重，流离失所之苦，难以言状。诗人在《无家别》中写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田园荒芜，十室九空，绝不是诗人的夸张与渲染。
　　正当诗人杜甫发出名言惊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候，安史之乱爆发了。时值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的十一月。次年五月，诗人将家由蒲城迁往白水。不久，安禄山便攻破潼关，诗人又携妻带子，加入了逃难行列，最后将家又安置在鄜州城北的羌村。同年八月，杜甫听说唐肃宗在灵武即位，便只身前往，不幸中途被判军所获，押往长安，困居半年。翌年四月，他冒险出逃，奔向肃宗所在的凤翔，被任为左拾遗。八月，因下疏营救房琯，而触怒皇帝，几乎问罪。肃宗以为他是一个“令人不快”的人物，让其回家探望。《羌村三首》正是他回家后所写。
　　全诗虽为三首，均可独立成篇，但却互相联结，构成一个整体。都是抒写诗人回家后的见闻、感受与情怀的。由于这种情怀植根于当时现实战乱的社会生活，因而，读者透过其情怀，便可窥见当时战乱，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这正是组诗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第一首，写作者初到家与妻子久别重逢时悲喜交集之情。
　　头四句，写到家时间与当时的景色。夕阳西下，鸟雀归巢的傍晚时分，作者千里归来，看到了家中的景象。“柴门鸟雀噪”显出战乱中，农家破败荒凉的景象。“归客千里至”显出诗人回家初的轻松感觉。在一般情况下，此时作者心情的喜悦是可以想见的。何况，这次千里跋涉归来是在战乱年代。一路之上，“人烟渺萧瑟”，时而“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时而“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均见同时所写的《北征》）；而且在此以前，作者又有着“不知家在否”的忧虑（《述怀》）。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尽管看到自己贫穷破败的家门，还是格外欢欣愉快的。
　　“妻孥怪我在”，“怪”字意味深长。为什么“怪”？因为“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杜甫，只身出走，漂流在外，久无消息，他的妻子自然疑心其早已死于乱军了。今天突然生还，事出意外，不免惊异、发呆。深觉是一种偶然。家人久别重逢，反觉惊怪、偶然，这种心情当然是反常的。但这种反常的心情，却正是那个异常动乱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惊定还拭泪”，人毕竟是回来了，一阵惊怪之后，心情终于安定了下来。但此时，往日生死未卜之苦、妻子一人料理家事之艰难与辛酸，一起涌上心头，所以，不免泪如泉涌。“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十个质朴的字，却把离乱重逢的复杂心情，淋漓尽致地活盘托出，足见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
　　下二句，放开一笔，写邻人。然而写邻人也还是为了烘托、映衬诗的主题。“邻人满墙头”，表明它不是高墙深院，而是一围残垣断壁。同时也表明事出偶然，与上“生还偶然遂”相呼应。倘是一件极平常的意料中事，自然不会“邻人满墙头”的。杜甫的生还既是偶然，那么，邻居家人之飘荡在外，死生不明者，正不知多少，所以邻人的“感叹亦嘘唏”，这一方面是针对杜甫之偶然生还、家人团聚的，同时，也是感伤自己家人、离散至今未回的。这样，诗的主题就更加明显和深广了。
　　末两句又回到自己。语言精炼，意味深长。因为是九死一生，久别重逢，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因此，“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在以往，他们无疑都会有多次梦中相逢的事。现在灯前夜语，恍如梦境，言外之意：该不是又在做梦吧！总之，还是惊疑不定、悲喜交集的心情。仍然是动乱社会现实的反映。
　　第二首，写到家后父子相依、百感交集的矛盾心情。
　　头四句，写回家之后“少欢趣”。“岁晚迫偷生”，作者此时年正四十六岁，本不应该说是“晚岁”，但由于社会动乱、家计艰难和个人遭遇失意等，使他感到未老先衰，所以说“晚岁”。苟且偷安，勉强生活，这当然是不好的，然而一个“迫”字，见出作者被迫为老、无可奈何的心情。既是被迫偷生，当然就“少欢趣”了。说“少”，并非没有，其用字，很有分寸。下两句写娇儿，其内容仍不离“少欢趣”。孩子们之所以“不离膝”，就是因为看到爸爸“少欢趣”，生怕他又要离去。
　　中间四句，通过今昔对照进一步申写“少欢趣”。前二句以“忆昔”二字领起，写过去；“萧萧北风劲”一句，写现在。二者皆以景物作比，喻指今昔生活变化悬殊。“扶事煎百虑”之“事”，包括社会的动乱、国事的艰难、家计的困苦，以及杜甫自己的不幸等等。唯其联想很多，所以才“煎百虑”，才百感交集。一个“煎”字，生动地表现了作者忧心如焚的状况。这显然也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其内心的投影。
　　最后四句，写作者自我安慰之情。在上述忧心如焚的情况下，幸而得知，粮食还有一点收获，仿佛酒已从糟床里流了出来。有了酒，就可以借酒浇愁，聊以安慰自己“迟暮”之感，亦即所谓“少欢趣”的心情。“且用慰迟暮”，从这一“且”字中，可以看出借酒浇愁也非作者本愿。只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借酒浇愁，逃入梦乡。这是封建文人常有的软弱表现，杜甫身上，也有体现。
　　第三首，写邻人的携酒慰问及其伤时厌乱的心情。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争斗。驱鸡上树木，始闻叩荆门。”写村居客至，语言朴实，情景逼真。以下写“父老四五人”携酒来问。“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这四句，从父老的口中道出了当时战乱造成的农村凋敝景象，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不幸。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父老还携酒来问，作者万分感激，以至于觉得非长歌不足以尽其情，于是便“请为父老歌”。歌词的基本内容，即“艰难愧深情。”对于父老的感情，作者深感受之有愧。歌罢又继之以仰天长叹，这长叹，无疑是社会的动乱与生活之艰难。这长叹，更激起了父老们伤时厌乱的心情，以至于使在坐的人，无不涕泪纵横。
　　无论是“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还是“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还是“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这种感情，固然是那个动乱时代的产物与反映，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其低沉哀怨的基调，绝非时代的最强音，之所以如此，既和作家“温柔敦厚”、“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有关，同时也是杜甫阶级与时代局限性之所在。因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失落的杜甫，他对当权的统治者、对残酷的现实，虽然有所不满，敢于暴露和批判，但绝不会想到背叛，更不会想到造反，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对杜甫决不能脱离时代而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但指出这点却极为必要。正由于如此，杜甫笔下的邻人、父老的形象，并非当时劳动人民的典型形象，就是很自然的了。
　　《羌村三首》以白描手法见长。虽取材于一段见闻，而景实情真、毫无夸饰。由于抓住了典型的生活情景与人物心理活动，故诗句大都意味隽咏。写景如“柴门鸟雀噪”、“邻人满墙头”、“群鸡正乱叫”等，摹写村落田家，事事如见。如写人：“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皆极尽人物情态。又如“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写幼子依人情状、栩栩如生。总之，诗歌语言清新质朴、凝练准确、音韵协调、情意浓郁，值得我们很好玩味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