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氏之宣泄(katharis)净化与孔子之“兴、观、群、怨”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悲剧的功用时说“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katharis。Katharis在古希腊文中兼有“宣泄”与“净化”之义。[⑩]“宣泄”最初指一种医疗手法，如果人体内某一成分蓄积，有可能导致病变。医生将再开给病人一些与蓄积成分相同的药物让其服用，引起身体对这些成分的排斥，从而将对多余的蓄积成分宣泄掉，使其恢复健康。[11]
依此，观众在观看悲剧时，悲剧会给予人们更多的“怜悯与恐惧，从而引发观众内心蓄积的怜悯与恐惧，使这些怜悯与恐惧得以宣泄(katharis)，此种怜悯与恐惧并非全是诗人或观众、读者的私人感情。而往往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共同体验。此种情感比其他情感更好地顺应于对道德和宗教的捍卫和改善，“悲剧引发的怜悯是人真正博爱的基础。”[12]，净化主要是指道德净化，通过宣泄，观众或读者的内心产生一种类似于宗教般的庄严、严肃感，从而增强对一些业已形成的道德、价值标准的认同，使其行为更具有德性(主要是道德德性)。至此，笔者感触到，亚氏的《诗学》并非一单纯的诗学著作，理解《诗学》应该将其放到亚氏的整个思想体系当中去理解。《诗学》不是孤立的，其与亚氏的伦理学、宗教学和政治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学》可被看作一本政治学著作。[13]故悲剧课提升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感，即正义感。
孔子论《诗》之功能主要就其社会功能言。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4]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5]
依孔子《诗》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此四功能者“兴”最为关键。兴者，起也，它是古代礼仪中的一个动作，目的是提醒人们保持庄严，以迎接其他仪式，如同今天的“全体肃立”之语。先秦文学批评中的“兴”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诗歌创作中的感兴;二是《诗》的表现手法;三是指《诗》鉴赏中的感兴，即感发志意。“兴、观、群、怨”之“兴”当作“感发志意”之意理解。前文已述习诗之目的不是为了作诗而是为了做人。通过习诗来感发、激发习诗者之向上的人生志向，与亚氏之宣泄相似。通过刺激而引起反应，区别在于亚氏支刺激是通过“怜悯、恐惧”引起“怜悯、恐惧”，当然后者之“怜悯、恐惧”较前者更趋善、更具共同感。孔子之“兴”是求诸外，明诸内，似乎是一方法问题，即后儒所言的工夫。由《诗》所感发的志意已远远超越了《诗》本身之志意。悲剧所以引起观众之“怜悯”、“恐惧”本身也超过其本身之“怜悯”、“恐惧”。悲剧、《诗》俨然一药饵，无其作饵，人类之某种情感体验或志向不易引发，一旦引发。悲剧、《诗》本身的意义隐退，而其所激起之意义朝着某一预设的状态运动，亚氏之为“德性”，孔氏之为“温柔敦厚”之君子。二者都可起到净化心灵之功效。
“诗可以观”之“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这一思想大概是受古代观风听政的启示，习诗者从《诗》中之所见以进一步陶冶、净化自己。虽然所观之诗不变，但由于其志意已兴，不同人有不同的心境。故观出新内容也未尝不可。“温故而知新”。悲剧可以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同一出悲剧可以反复上演，且能使人们的怜悯恐惧得以宣泄，从而使心灵得以净化，也可以说是“温故而知新”。
“诗可以群，可以怨”。“群”，即习诗者之间的沟通。“怨”，即刺政，怨对习诗者来说是个人内心郁闷情绪的宣泄。若从社会政治来说，是对政治的评砭。在亚氏，承担“怨”这一政治功能往往是讽刺诗或喜剧。
四、史诗与郑声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予悲剧很高的评价。悲剧优于史诗，“悲剧具备史诗所具有的全部成分，而史诗则不具备悲剧所具有的全部成分。”[16]依亚氏悲剧优于史诗主要是因为：其一，悲剧即使不表演单靠读者阅读也能引发人们的恐惧怜悯，使其得以宣泄;其二，悲剧合音乐和戏景，使其在方式较史诗生动;其三悲剧能在较短的篇幅达到摹仿目的;其四在完整性方面悲剧优于史诗;其五悲剧通过摹仿使人产生的快感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总之在亚氏看来“悲剧即使不借助动作也能产生它的效果，因为人们只要凭阅读，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性质。”[17]史诗虽不如悲剧，但亚氏并未将其驱逐出《诗学》。与之相比，孔子对于郑声之态度截然相反。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妄人，郑声淫，妄人殆。”[18]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19]
郑声淫，郑声何以淫?今存《诗》中，郑卫之诗多为男女相悦之辞，其有发乎情而未能止乎礼义。这似乎与孔子立于礼之标准不符。郑声具有以下特点：“于宫廷或城市吧娱乐活动中表演。娱乐性强。属声色之乐，求‘色’的倾向明显，共享乐用。无乐教意义，与雅乐对立，与婚配无关。行乐者(歌手、乐伎)以此为职业，远出寻利的的行为反映求富趋利的意识。”[20]再则，喜郑声者多为王侯豪门，“这些人对郑卫之声的偏爱与人们对善政、德政的追求正相反对——这是问题的关键。”[21]亚氏论悲剧优于史诗，主要是从悲剧、史诗本身之优劣而论，孔子斥郑声主要是从其不利于礼乐教化及为政治国方面言。但其在重观众(读者)、习诗者之道德方面是一致的。悲剧之优于史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悲剧能更好地提升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感即正义感，郑声之所以淫是因为其不合礼，又害于德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