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统介绍清代学术，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现在意义的学术史著作，该书在学术立场、学术史体例、学术观点、评判标准等方面均有独特的见地，作为具有指导意义的开创性著作，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不朽丰碑。
关键词：期刊论文范文,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现代
梁启超先生是晚清学术思想界的大家。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详细充实地介绍了自明末至民初的清代学术，将有清一代的学术概括为“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现在意义的学术史著作。该书在学术立场、学术史体例、学术观点、评判标准等方面均能体现“梁启超”式特征。
首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是站在反宋学即清代朴学传统的立场来总结清代学术的。他极其推崇以乾嘉考证学派为代表的清代学者的“实事求是”的“尊证”精神。在第一讲“反动与先驱”中，将这个时代的学术思潮总结为“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并且说 “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全书自第五至第十二讲讲述的都是清初学术概况，值得注意的就是梁启超先生为“颜李学派”单独列为一讲―实践实用主义，突出该学派反对空疏“理学”，提倡“实学”的学术主张。在总结清初学术建设中也是花费篇幅最长的一讲。其余自第十三至第十六讲，占去了本书二分之一的篇幅，系统总结了以乾嘉汉学为主体的清学在整理旧学方面的学术成就，可见其用意之深。
知人论世是在研究中国文籍文献时，大都注意一个古老而又日新的命题。所谓“知人”自然是要了解有关作者的生平行事、家学渊源;“论世”则涉及到作者生活的特定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梁启超先生之所以有如此学术观，与以上几个方面不无关系。具体来说：第一，梁启超的家学深厚，受其父亲梁宝瑛影响，自幼接受严格的清学正统派教育。十六岁，结识广东今文学家康有为，转学到由其组织的万木草堂，开始提倡文化革命、宣扬启蒙思想，接触并且接受西学。这一点，在《学术史》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其在总结清初学术概况中，单独为当时的科学研究列出一讲―科学的曙光。而到了后期，他弃政从学之后，又表现出强烈地向清学正统派回归的倾向。对当下污浊的官场政治的厌倦，梁启超决定重拾治学一路，以补过去空疏的学风，立志于要做一种扎实务实的学问。其次，梁启超的《学术史》完成于20年代，是在当时“整理国故”潮流影响下的一个产物。像上文中我们提到的，在书中梁启超表现出的对科学的态度，以及对学术独立的态度等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再者，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广东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很浓，同时城市“洋化”氛围很严重的城市。粤地人士大抵以经商为多，学问被漠视，学者遭讥讪，岭南之地的文化与学术大大地落后于学风浓厚、学者辈出的江浙地区。但正是因为在该地区发生了太多近代史上的大事件，促使像梁启超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将眼光投向了海外，使他们成为自觉向西方学习技艺、文化、政体、思想、学术的第一辈人。以上这些，这些都会刺激梁启超，使他站在清学正统派的立场上，以西学为参照，从汉学即反宋学的角度写出这样一部清学史。
其次，梁启超先生的这部《学术史》，可谓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史，开创了具有现在学术史意义的新题材。提到学术史著作，我们自然会直接想到“学案体”。学案体是一种记述学术源流的史书体裁。中国学术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旧史之中的《儒林传》、《艺文志》，发展到后来有南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圣学宗传》等，而严格意义上的以“学案体”记述学术史的著作，始创于明末清初。黄宗羲、全祖望等撰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即为典范之作。他们完整地具备了学案体的三个要素：一是设学案以明“学脉”;二是写案语以示宗旨;三是原著选编。这三个要素使学案体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使学案体既能展示历史上各学派、学者的独特个性，又显示了不同学派、学者之间的沿革损益情况，更有映现出一代学术思想史发展线索的功能。自此以后，清代学者即以这种“学案”体，刊刻过学术史著作，主要有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唐鉴《清学案小识》、皮锡瑞《清代经学史》和徐世昌《清儒学案》等。以上“学案”体清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学术的面目。但依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贱彼而贵我”，因此这种“学案体”形式，又使它们不能全面反映学术和政治、学术上各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术史的发展面貌。
既然不满意于前人的“学案体”形式的学术史著作，梁启超便自己设立了新的学术史编撰原则，以新的形式与结构开创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史形式，实现了对传统“学案体”的突破。本书的体例渊源可以追溯到刘师培所作的《周末学术史序》。刘师培在序言里明确了自己所著的学术史与传统“学案体”的不同，即是“以学为主”，以学为单位的。刘师培分别从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等十六个方面叙说了周末学术史，受西学影响，西学色彩浓厚。在20世纪初正统学界享誉甚高的刘师培，对梁启超在学术上有重要影响的。从结构来讲，梁启超《学术史》全书的前十一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前四章是引论和总论;从第五讲到第十一讲，分别从王阳明心学(余波)、经学、哲学(两畸儒)、史学、程朱理学、颜李实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缕述清初学史，大体遵循了刘师培创立的学术史范式。而后四讲曾于1924年在《东方杂志》连载，又算是一个整体：详尽地列举和评价了以该派为中坚的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传记、谱谍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等方面的成绩。这一前一后的体例是显而易见的不同。深究来看，前面一部分来自于刘师培及西学，后面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学术传统，二者合一，这代表着一种新的学术史范式。 再次，在对清代学术进行具体的评述过程中，梁启超先生善于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尤其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部分。在详细介绍了清代学者在经学方面的成就之后，做出总结说：“平心论之，清代风尚所趋，人人争言经学，诚不免汉人‘碎义逃难’，‘说三字至二十万言’之弊。虽其间第一流人物，尚或不免，承流望风者更不待言，……他们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别的东西，成就或者可以很大。仅用之几部古书，已经十分可惜。即似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而经愈遭殃吗?依我看，这种成绩，只好存起来算做一代学术的解故，将来有专门笃嗜此学之人，供他们以极丰富的参考。”又如梁启超在总结清儒史学的贡献时，对于“补各史志表”这一方面，提出“盖读史以表志为最要，作史亦以表志为最难”，“惜其眼光尚局限于旧史所固有，未能尽其用耳”。并且对于旧史所无之表，而又有必要增加创作的，梁启超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应以增修“外族交涉年表”、“文化年表”、“大事年表”为要。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不仅力求真实地反映清代学术发展面貌的突出成就，而在总结成就的同时，客观地提出其不足以及自己的看法。
第四，《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以特定的学术立场来总结清代学术的产物，从中不难看出，梁启超收录人物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学术的创造性，其二为道德标准。这是也大多数学术史著作的收录标准。对于前者《学术史》中，像是上文提到过的颜李学派，在这一讲的开头说道：“有清一代学术……其间有人焉，举陆汉宋诸派所凭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两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粹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古。”并且在本讲中对颜李一派的学术主张作了极为详细的介绍;对于后者，《学术史》中亦是比比皆是，像是黄宗羲、顾炎武等清代大儒，都做了高度的评价，尤其集中笔力向读者展现其人格之崇峻，进而影响到其学术之渊粹。对于所收录的各个人物，梁启超亦基本上做到不以道德来影响学术的分析，如他在第十二讲“清初学海波澜余录”说到“顺康间承晚明之敝，反动猛起，各方面有许多瑰奇之士，不相谋，不相袭，而各各有所创。或著作失传，或无门弟子恢张其业，故世罕宗之。又或行谊可訾议，或本无纯粹的学者，而所见殊有独到之处。”像是有关毛西河、钱谦益等人的评价就是如此。对于毛西河，此人“品格是无足取的”，但是“其书往往有独到之处”，对其著作《竟山乐录》、《蛮司合志》都有积极的评价。对于钱谦益，“晚节猖披已甚”，而晚年佛学著作《楞严蒙钞》，肯定其“总算是佛典注释里头的一部好书”。这些都反映了学术标准第一的原则，并不因为毛、钱的道德问题而放弃对他们学术成果的肯定。
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现代学术史著作，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清代学术的入门书，甚至对于我们学习整个中国古代学术，都具有重要的帮助和指导意义。当然既然是开创，自然免不了这方面亦或是那方面的不足：例如关于学术史发展的规律上，他正确地指出了政治对学术的制约，但看不到经济基础在思想学术方面的制约;在具体学术的评述上，也因他本身的“博而不精”，所以“谈的方面愈多”，“结果就愈不精彩”;尽管梁启超力求做到不以道德来影响学术分析，但是还是存在一些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例如我们在上文中说到过，梁启超《学术史》的创作体例在一定程度上收到过刘师培《周末学术史》的影响，刘师培由于叛变革命而导致声名尽毁，然而梁启超从未承认自己曾从刘师培(刘由于叛变革命而导致声名尽毁)那里接受过什么东西，他在《学术史》中都把中国学术史的创始者说成是黄宗羲，不论此说对错与否，梁启超之所以这么讲，目的其实就是想掩盖自己的学术史体例源自刘师培的事实。尽管有上述等问题的存在，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学术史》的成就，它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著.夏晓红，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杜蒸民著.一部研究清代学术的入门书――重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J].史学史研究.1994.(4)
[3]朱义禄著.论学案体[J].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