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将从“记者式叙述视角”、“新闻系列报道式叙事结构”两个方面，来对近代小说叙事方式的“新闻化”做初步的现象研究，以期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探索抛砖引玉，提供一个稚嫩的思路。
关键词：文学期刊投稿,近代小说,“新闻化”,叙事方式
关于近代小说“新闻化”的观点历来已久，这一文学现象也成了一种学界普遍公认的存在。在对于近代小说的研究中，作者注意到了两个近代小说鲜明的特征：记者式叙述视角、新闻系列报道式叙事结构。这都涉及到了近代小说叙事方式的“新闻化”。
一、记者式叙述视角
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分文言小说及白话小说两个系统。白话小说起源于唐代市民小说及寺僧讲演，成熟于宋元时期的说书话本。由于与讲故事、说书有关，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中，这样总结道：“但总的来说，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大都是借用一个全知全能的说书人口吻……”[1]。我们不难在古典白话小说中找到诸如“看官须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说书人腔调。而于叙述视角，作者自然就采用说书人式全知全觉的视角了。
中国近代小说与古代白话小说一脉相承，但在叙述视角上却发生了迥异于传统的突变，从“说书人口吻”转向了“记者视角”，即使不是直接写见闻，也必要安插一个“见闻式”的人物在小说中，做作者的眼睛与口舌。
陈平原指出：“在好长一段时间，‘新小说’家是用写见闻录的办法来构思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王�卿的《冷眼观》、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等，单从标题便可猜出作者构思的框架。实际上包括初期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如吴趼人的《�籍冤魂》、《大改革》、《平步青云》、徐卓呆的《温泉浴》、陶报癖的《警察之结果》、邵粹夫的《停车场》等，都是变相的见闻录。”[2]
《官场现形记》第三回：“钱典史便跟了戴升到套间里，两个人咕咕哝哝了半天，也不知说些甚么。只听得临了一句是钱典史口音，说：‘凡事先有了你老哥才有我兄弟，你我还分彼此吗?’”[3]
在这里，作者仿佛置身于所写场景中，成为一个“偷听者”，只将自己所知之处写出来，不再如古典小说般知悉人物的全部谈话内容与心理状况。
同样的例子在其他小说中也随处可见：
《老残游记》第一回：“那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远境仔细看去，方知道他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4]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七回：“我听他那边的说话，都是粗鄙不文的，甚以为奇。忽又听见他们叽里咕噜地说起外国话来，我以为他们请了外国客来了，仔细一看，却又不然，两个对说外国话的，都是中国人。”[5]
《冷眼观》第十五回：“我恐是闹出甚么意外的乱子来，忙着抢出去一看，先听见一个人吵说他只有衣箱没得了，不一刻，都纷纷地闹起来，不是这个说我不见一支水烟袋，就是那个嚷他丢掉一支表。我替他数了一数，倒有七八位是同时失物的。”[6]
另外，我们不难在近代小说中发现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故事由小说人物以对话的方式，一问一答地讲出，就像记者的采访手记，作者直接叙述的内容减少。
如《老残游记》第四回，老残有意打听玉大人的事，拿客栈掌柜“老董”做“被采访人”。就凭老残一句“这话怎么讲呢?”，就引出董掌柜关于玉贤拿盗冤死人的讲述，老残只穿针引线式地提问，整个故事皆出自董掌柜的回话中。
又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九回，“我”对文杏农发了五次问：
“昨夜我听见隔壁房里有人哭了许久，后来又吵闹了一阵，不知为的是甚么事?”
“你说了半天他，究竟他姓甚名谁?”
“你怎么知道的这般详细?”
“怎样累呢?”
“甚么名气呢?”
随后，孝子石映芝被其蛮横老母责难拖累之事，便通过“我”与文杏农的一问一答，被完整讲述出来。
《黄绣球》第十六回，直接将“王老娘”和“曹新姑”在河岸边说书所讲的故事照搬，通过“王老娘、曹新姑二人，一抵一换的滔滔不绝”，讲述了宁波象山县一位孤孀，出家资建象山试馆买服人心的故事。
近代小说家以记者身份对有新闻价值、史料价值，容易产生社会影响的真实材料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组织，甚至是实录，在此基础上形成小说。可以讲，近代小说的创作，从传统的求新求奇的道路上，转向了求真、求典型的刻画领域。不同于传统小说作者含蓄地只将一腔深意托付于小说的只言片语中，近代小说家不再全知全觉，却大有像是“新闻责任感”式的正义力量，促使他去将社会中最深刻最普遍的黑暗揭露出来，笔锋犀利之处，作者自身的立场指向也暴露无遗。
二、新闻系列报道式叙事结构
传统小说注重在情节推进中展示人物性格，主线故事有开始有高潮有结尾，环环相扣，草蛇灰线，讲究精妙的布局。一直到《儒林外史》，小说在结构上才发展出一种新模式。
胡适：“《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7]
胡适认为近代小说主流的谴责小说，在结构上不过是在模仿《儒林外史》。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对此提出异议：“说像《儒林外史》，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论断。第一，还不能不把原因归到新闻事业上。那时固然还没有所谓适应于新闻纸连续发表的“新闻文学”，而事实却已经开始有了这种需求。为着适应于时间间断的报纸杂志读者，不得不采用或产生这一种形式，这是由于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第二，是为繁复的题材与复杂的生活内容所决定，不是过去的形式所能容纳下的。第三，才是《儒林外史》写作方法的继续发展。” 阿英的说法，为笔者的论断提供了依据。既然这种所谓的“《儒林外史》式”叙事结构是对近代新闻业发展需求的一种适应，我们自然可以说这种结构有“新闻化”倾向。
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全书共六十回，叙述了三十多个不尽相同的官场故事，紧紧扣住暴露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这一主旨，人物形象上至当朝太后，下至佐杂小吏，包括各省各市大臣、知县，如展开连环画卷一样依次“粉墨登场”，可谓是清末官场的百像图。《谭瀛室随笔》指出这本书：“其体裁仿《儒林外史》，每一人演述完竣，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
阿英评李宝嘉的另一力作《文明小史》时，这样说：“不用固定的主人公，而是用流动的，不断替换的许多的人物作了干线。”
同样的，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九死一生直接的和间接的经历、见闻，联缀众多小故事而成书。作者以晚晴社会与政治的黑暗，官场与商场的怪状为主旨，来将各个小故事集结成叙述结构体。
忧患余生的《邻女语》，以金坚北上途中的见闻为线索，也是以一个个小故事拼凑起庚子国变时中国北方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实录。
在《老残游记》中，作者刘鹗以老残的游历串联起不同人物如玉贤、刚弼、宫保等的故事，笔墨所触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但主要着力在“清官之恶”这一主旨抒写。
这些小说无一不是由一个一个小故事串联而成的，不过都围绕同一个主题。没有传统小说的开始、高潮、结局，每一个小故事可独立成文，但都围绕同一个话题，以现代新闻学的眼光来看，这就类似是新闻系列报道了。所谓的新闻系列报道，也就是围绕同一新闻主题，用不同的材料，从多个方面，不同的角度来做频繁的、连续性的报道。各个报道既各自独立，又在主题的统率下形成有机组合。所谓的“《儒林外史》式”结构即是“新闻系列报道”式结构，这种结构，也使得小说能像新闻一样，适应报刊、杂志的传播方式。
注释：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7页。
[2]同上，第78页。
[3]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冷时峻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5页。
[4]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