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科技发达、文明繁荣的新世纪，中国的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九十多年的洗礼，其绝对优势已然奠定。恰在这个时期，产生于香港商业化背景下的金庸武侠小说在广大的华人世界中长久的风靡不衰，其小说先后被印刷出版、拍摄成影视剧、制作成网络游戏，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金庸热”，正所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摘 要：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家的杰出代表，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武侠小说的幻想色彩，具有政治历史化的倾向。武侠小说政治历史化的创作方式，一方面凝结了金庸本人浓郁的政治参与情结和历史解读兴趣，另一方面也是金庸改造传统武侠小说的高超艺术手法。本文认为，金庸身上浓重的政治历史情结，对其武侠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关键的作用。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表现出了开明的民族态度和对权力异化的批判，同时，金庸的创作也做到了在文学与历史间的巧妙驰骋。基于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取得了极大成功。
关键词：核心论文,金庸,武侠小说,政治历史化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一大种类，因其具有浓厚的幻想色彩，历来被视为“成人的童话”。在我们的传统视野中，武侠小说是以牺牲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真实性为前提，是用极尽虚拟的方法呈现出人造的梦幻的世界。就此而论，说武侠小说是脱离现实的文学或者逃避文学并不为过。但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观点。面对传统武侠小说脱离现实这一最大缺陷，金庸的武侠创作独辟蹊径，在其绝大多数作品中渗入了政治历史的现实因素，在很大意义上消解了武侠小说的幻想色彩，使武侠小说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焕发出无穷的魅力。对于金庸武侠小说的政治历史化创作，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一方面，它凝结了金庸本人浓郁的政治历史情结;另一方面，它也是金庸改造传统武侠小说的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法。
一、金庸的政治参与情结和历史解读兴趣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作为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本人似乎从不为武侠吆喝。在诸多的场合中，金庸甚至常常自贬身家，称武侠小说应定义为娱乐性的读物，而对于自己武侠小说家的身份，金庸也似乎不以为然。我们后来才逐渐了解，撰写武侠小说只是金庸的一面，金庸还有更为广阔的一面，也是金庸本人更看重的一面，就是撰写政治社论。金庸在其政治社论中展现了极为敏锐的政治眼光，例如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金庸就曾预测被捧上神坛的林彪必定会跌下来，江青会在毛泽东死后遭到清算。金庸最得意的预测莫过于，早在1982年，他便预测香港将会被收复，且在收复十五年前公布。后来的事实证明金庸的预测十分准确，金庸也因此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受到两岸三地领导人的关注。由此我们可以说，金庸是一个怀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小说家，笔下写的尽管是所谓的消遣性通俗文学，但实际却注入了崇高的政治理想。正因为如此，金庸与一般的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时至今日，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但对于政治社论依然是笔耕不辍，金庸也成为唯一的一位在武侠创作之外仍享有赫赫威名的小说家。其实，金庸身上体现出来的对于武侠创作的自贬身家和对政治评论的极大热情，看似是个例，却也有着中国传统文人最普遍的特征：兼济天下的担当精神。在中国传统文人看来，文章之事只是小道，政治抱负才为大业。如果说金庸写武侠小说带有道家 “消闲”的意味，那么撰写政治社论却十足是儒家“入世”的精神。中国文人对于儒道调和互补，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的协调平衡，在金庸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如果说对政治的关注是出于传统文人入世情结的话，那么金庸小说中包含的浓重历史成分除了是作为表现政治的载体外，更多地体现了金庸本人对历史的偏爱。金庸时时不忘提醒广大读者，历史也是他专注的一大领域。金庸曾在许多高校做历史而非文学的演讲，在浙江大学也只招收历史方向的博士生。金庸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曾提到“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现实中，金庸对自己的史学修养颇为自信，也确实做出了一些较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正是基于对历史研究的兴趣，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融入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表达了许多的历史感悟，有相当多的读者甚至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获得了一些中国历史的常识。金庸在文学、政治等领域成功纵横数十年后，晚年招收历史学的弟子，回归到了一种“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高旷境界，但我们也要客观指出，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被过分拔高，毕竟史学研究有道的一面更有技的一面。
以上我们主要从金庸的现实人生来探寻其小说创作政治历史化的原因，下面我们将从金庸的具体作品中来印证其政治历史化的创作特色。
二、金庸小说政治历史化的创作特
金庸的武侠创作以《书剑恩仇录》发端，以《鹿鼎记》封笔。两部小说的背景十分相似，都发生在清朝，均涉及了当朝的皇帝，也都涉及了当时的反清组织。这种首尾呼应式的跨时间写作或许可以看做是金庸的有意为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爆发过激烈的民族冲突，明清之际的民族冲突就是一个典型。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多围绕“反清复明”的故事来写，作者往往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将汉族的侠客和满族的皇帝塑造成鲜明对立的正邪角色。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主要讲述了清乾隆年间，侠士陈家洛率领红花会一众兄弟反满复汉，最终失败的故事。《书剑恩仇录》的创作也潜在的沿袭了上述传统，金庸在作品的自叙中曾谈到：“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王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有了比较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的明显。”[1] 《鹿鼎记》中，同样是领袖陈近南率领一众好汉从事反清活动，而妓院出身的韦小宝则依靠三寸不烂之舌和流氓无赖的本色成功的游走于康熙皇帝和天地会兄弟之间，韦小宝后因感激康熙，携妻退隐江湖。金庸在《鹿鼎记》中已经突破了以往狭隘的汉民族主义观，塑造了亲民有为的圣君康熙的形象。小说虽设置了反清复明的历史背景，但并没有使其发展为一种思想倾向，相反却烘托出了康熙皇帝的英明神武。尤为有趣的是小说的结尾，韦小宝询问母亲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身为妓女的母亲也模糊不清了，说道可能是个汉人，也可能是个满洲官，还有可能是个西藏喇嘛。在武侠小说中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关系，金庸应该说是第一个。 金庸的武侠小说越到后期越为高明，其后期作品当首推《笑傲江湖》。金庸在《笑傲江湖》中表达了他对人性被权力所异化的深刻批判。金庸表示：“不顾一切的争夺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2] 《笑傲江湖》描写了自称正派的五岳剑派与魔教的斗争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斗争，集中地概括了中国历史数千年来不曾停止的权力斗争。同现实世界一样，在武侠世界中，权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也会导致人性的异化。江湖人物对权力的追逐，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武林大会获得权位，二是争夺武功秘笈、宝藏等宝物。在此过程中，人性的丑恶面目展露无遗，其中，岳不群的“伪君子”形象堪称经典。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相比，《笑傲江湖》的主人公令狐冲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大侠，而是一个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令狐冲和中国古代的陶渊明十分相似，最终是远离世俗，纵化自然。但两者又不尽不同，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无奈，即便在归隐时，内心依旧不得平静。令狐冲虽然退出江湖，但他并不排斥江湖，他自小的阅历加上洒脱不羁的性格使其在江湖中游刃有余，他的退隐只是一种身心的疲惫。金庸通过令狐冲的形象，也否定了旧式武侠中主人公行侠、报国、封荫的落后倾向，渗透了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具有浓厚的个性主义色彩。
政治历史化的写作方式虽然新颖，但也会遇到很大的挑战。古人说，天下莫易于说鬼，而莫难于说虎，因为鬼无论次而虎有性情。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虚拟幻想就是说鬼，而写实的政治历史则为谈虎。金庸敢于谈虎，也擅于谈虎，他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武侠人物置于一起而又互不干扰，且不会出现跟历史的脱节。《倚天屠龙记》的主人公是武功高强且宅心仁厚的张无忌，按照小说情节的发展，张无忌是明教教主，他率领明教教众推翻元朝的统治，顺理成章的将会成为新朝的开国皇帝。但若按此发展，就和历史产生了极大冲突，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乃是朱元璋，不是张无忌。小说给读者提供了极大地悬念，也给自己设置了很大的难题，但看到小说的结尾时，我们禁不住要为金庸的巧妙设计拍手称赞。从武功、人缘各方面来看，朱元璋都远不及张无忌，但有一点，张无忌是一个个性软弱、无野心抱负的人，完全不具备合格的领袖气质，而朱元璋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洞悉每一个人的性格和心理，他看透了张无忌的弱点，于是精心设计了一场戏，让张无忌深感政治的残酷而心灰意冷，而后张无忌选择退出，朱元璋取而代之。金庸对历史的处理给予我们很大启示，其实世间最高的武功往往不是什么掌，什么拳，而是智慧跟谋略，是参透世事的阴谋诡计。
总的来说，金庸用政治历史化的创作来改造传统武侠小说，既有对中国传统政治历史文化的反思，又不乏现代视野的价值参照。这样的创作尽管不是十分成熟，但由此表现出来的现实倾向和严肃意义，使武侠的传统读者不再沉迷于虚幻世界而无法自拔，进而引发读者的深刻思考。笔走至此，我们可以说，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金庸的武侠小说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贡献，的确可以称得上“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3]
参考文献：
[1]金庸.鹿鼎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2]金庸.笑傲江湖[M].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3]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