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陈季同与一般文士在不同出身、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不同地域等情况之下，从他很早受到欧西文学新思潮的影响，又运用了“言文合一”的语言和控诉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等三个方面，我们发现《黄衫客传奇》已具备了新文学的素质，以它的超前性，成为新文学的先驱。
关键词：核心文学期刊投稿,陈季同,《黄衫客传奇》,新文学先驱
2009年5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五四”9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第一位大会发言的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发言的题目是《“五四”文学思潮探源》。他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中国的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这是一个大可讨论的问题。像过去那样，现代文学史就从‘五四’文学革命写起，如今的学者恐怕已很少有人赞成。”他提及较多学者都认为应从戊戌变法写起，也就是颇为流行的“二十世纪文学史”的观点。但经他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似乎还应该从戊戌变法向前推进10年，即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算起”。他提出三个方面的史实来加以论证：第一，黄遵宪在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提出书面语与口头语应相一致的“言文合一”的倡导，这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足足早了30年;第二，1890年，驻法的一位使节曾用法文书写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他认为这是“由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第三，他认为1892年开始连载1894年在上海正式出版的《海上花列传》的意义确实属于现代。严家炎从理论倡导、国际交流、创作成就三方面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而且他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间接的证明是他在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年版)时，就将“探源”的论点编进了他主编的教材，成为该教材的第一章第一节《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及其标志》和第二节《陈季同(1852-1907)的〈黄衫客传奇〉》。这与他在某个会议上的发言的分量就有所不同了，也证实他对这个论点是经过反复推敲和深思熟虑的：写进一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有其郑重其事的正规性与严肃性的。当苏州大学请严先生赴校讲学时，他的讲题就是《论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临别我送他上车时，他知道我还未能买到这部小说，就请他夫人卢小蓉女士重新打开行李，将他带来的这部小说的中法文对照本赠送给我。本文就是我对严先生的“探源”一文以及读了《黄衫客传奇》这部小说后的一点粗浅的观感。
一
黄遵宪《日本国志》中有关“言文合一”的见解，我是知道而未加以重视的。我过去认为这样的见解当然有它的“先行性”，但梁启超等人也有类似的言论，而且以实绩而言，梁启超比黄遵宪更为显著。梁氏虽然没有做到“言文合一”。但他的“新文体”确是“文”和“言”合一的一个过渡性产物。但这次严先生在文章中论证：“五四”来自三代人的努力，这是一种“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这三代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黄遵宪一梁启超一胡适、陈独秀。我觉得这样提出的视界就更阔大而高远。
我读了《黄衫客传奇》以后极感兴趣，因此又找来了对陈季同其人其文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孟华和李华川的所论所译所编的著作。其中有李华川著的《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和他们二位主编的“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五种，即《中国人的自画像》(段映红译)、《中国人的戏剧》(李华川、凌敏译)、《中国人的快乐》(韩一宇译)、《巴黎印象记》(段映红译)和《吾国》(李华川译)。在这五本书的共同的“序一”中孟华教授写道：“第一次读到陈季同的名字是在李广利的论文中，广利是我1991年招收的硕士生，他以‘曾朴和法国文学’为研究对象，自然会涉及曾朴的‘法国文学的导师’陈季同。”于是孟华每次到法国参加学术活动时，总是设法要搜集有关陈季同的资料，她终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找到了这位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名字(西文写作Teheng-Ki- Tong)，当然也就一下子得到了排在他名下的7部法文著作及5篇报告、序文的题目与各种出版信息。足见这位小人物在当时法国的名气”。她将这些宝贵的资料无私地给了她的第一位博士生李华川，而在2001年当李华川的《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并得到好评，于2004年正式出版后，孟华教授才说“这个课题终于结出了第一个正果”。读了这篇“序一”后，我不仅为他们师生二人的挖掘、开拓精神所感动，而且知道严先生所看重的《黄衫客传奇》是隔了一个世纪，于2010年由李华川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才正式与国人见面的。它的法文版出版于1890年.相隔整整120年。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的发现又经中国著名教授严家炎的“鉴定”，并为这本小说出版写了中译本序《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这才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得到了广泛的传颂。
至于严先生所认定的第三个标志是《海上花列传》的出版，他在《“五四”文学思潮探源》中说：“近几年上海几位学者如栾梅健、范伯群、袁进等更纷纷撰文探讨这部小说的里程碑意义，为学界所瞩目，我个人也很赞同。所有这些，都从各方面证明：《海上花列传》的意义确实属于现代。”在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既肯定“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指出这个历史性的胜利是由三代人的不倦努力而取得的。而第一代人就是黄遵宪的“言文合一”的倡导，但仅仅是理论上的倡导是不够的，还要有符合这种理论的“断代价值”的文学作品，以证实这种理论的划时代意义，而严家炎提出的作品就是《黄衫客传奇》与《海上花列传》。
二
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是19世纪末的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严家炎在为《黄衫客传奇》写“序”时指出：它“早在‘五四’前约30年，就已对家长包办儿女婚姻的旧制度以及‘门当户对’等旧观念、旧习俗提出了质疑”。这部小说的情节是借用了唐代蒋防的著名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中的主要人物状元李益和少女霍小玉以及他们相爱的情节(这个故事又曾被大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一的《紫钗记》作为剧本的主干情节)。但是陈季同将人物的性格作了很大的更动，因此，人物的命运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结局也和《霍小玉传》与《紫钗记》有了根本性的差别。蒋防笔下的李益是个负心郎，他背叛了对霍小玉的信誓旦旦的承诺，霍小玉惨死后变为厉鬼一再报复了李益。《紫钗记》的李益考中状元后并没有背叛霍小玉，但由于卢太尉欲招李益为婿而一再从中阻碍他们的婚恋，又因破坏不成，欲置李益于死地，最后由侠士“黄衫客”仗义，并借用皇上之力，惩罚了卢太尉，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因此这是一出大团圆的喜剧。而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中的李益由于性格的软弱与犹疑，在封建婚姻度制度和家族制度的双重枷锁下，最终导致李益和霍小玉双双致死，成为惨绝人寰的一出大悲剧。因此，《黄衫客传奇》不是陈季同根据古代传奇与戏剧的改写，而是一次成功的且有新意的再创作。 问题是我们得鉴定陈季同的这种新意“新”到了何种程度，我们应作何种评价。我个人认为，在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域之中，陈季同的这部优秀的作品的确有他特殊的新意，他的“新”，就是在19世纪90年代就有了超前的具有新文学的素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首先，陈季同不是科举出身，他是福州船政学校的学生，其教师都是法籍人士，专业课本也皆是法文，他出国之前就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法语基础。他24岁首度出国，大约在一年多的时间中，遍游英、法、德、奥4国，后曾回国向李鸿章等高官汇报，并著《西行日记》4卷，深得上层官员赏识。26岁他又与40多位学生一起赴欧，他虽也是学生身份，但却由他兼任文案，专门翻译各种法文函件，并已有年薪1200两，可见他的中外文修养俱佳。这40多位同行者中后来成为著名人士的极多。如严复、马建忠等在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成就卓越，而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和萨镇冰等的业绩在海军军史上皆能载人典册。陈季同于27岁转入外交界，在欧洲生活了16年，而驻节最长的是在法国。他受欧西思潮的影响极深，名义上他是一位驻外武官，法国人称他为陈季同将军，但他却博览文学作品。据李华川介绍，他对法国古典主义作家的作品相当熟悉，尤其敬仰莫里哀，自称是“莫里哀的弟子”;同时他也喜爱帕斯卡尔、蒙田和高乃依的作品。在他的法文著作里曾引用过达尔文、巴尔扎克、缪塞、大仲马、左拉和儒勒・凡尔纳等人的作品，说明他的阅读视野的广阔。更值得一提的是，曾朴称他为自己学习法国文学的导师。曾朴在译作《吕伯兰》一书的扉页上曾有这样的文字：“为纪念我的老友及法国文学的启蒙师陈季同将军。他曾嘱咐我移译嚣俄戏剧，并嘱先译克林威尔、欧那尼、吕伯兰。今先印行吕伯兰，以慰英灵。他的忠恳之友东亚病夫。”曾朴所以对陈季同有这样的感隋，是因为“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地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地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与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曾朴曾谈及陈季同还在更新文学观念方面对他进行过指导：“他常和我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不但科学，非奋力前进，不能竞存，就是文学，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为独一无二的文学之邦;殊不知人家的进步，和别的学问一样的一日千里，……我在法国最久，法国人也接触得最多，往往听到他们对中国的论调，活活把你气死。”接着陈季同为曾朴分析了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我们太不注重宣传，文学作品译出去的很少，译的也未必是好的，好的作品又译得不好，因此生出种种隔膜;二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的不同，我们只守定诗古文词的几种体格，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小说戏剧，我们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
郁达夫曾在《记曾孟朴先生》中这样评论过曾朴：“中国新旧交替时代的这一道大桥梁，中国20世纪所产生的诸新文学家中的这一位先驱者，我想他的形象，将留在后世的文学爱好者的脑里，和在生前见过他的我的脑里一样。”既然曾朴可称得上中国新旧交替时代的“大桥梁”、“先驱者”，那么被曾朴认为要他“参加世界的文学”的“启蒙师”的陈季同，我们要将他放在何种地位呢?陈季同既然有这样的文学新观念，既然在19世纪末就深深地受到外国新思潮的濡染，他写一部长篇小说中能具有20 世纪新文学所倡导的新素质，难道是不可能的吗?鲁迅曾不止一次强调过：“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潮流”、“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那么，陈季同在特殊的条件、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地域，接受了外国文学的潮流，打破了章回体的格局，采用了欧洲习惯的叙事方式和艺术结构，用28个章节，表现出类似日后国内新文学一样的素质，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其次，就小说的语言而论，陈季同虽然是用法文作小说，但这是“言文合一”的法语小说。他掌握法语在此时可以说达到很自如和娴熟的程度。这可以罗曼・罗兰的日记为证：
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法语联盟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在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透过那些微笑与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
这足以说明陈季同与法国公众直接对话时是如此的“得心应口”，那当然是 “言文合一”的“白话”。其实我这样的“证明”是多余的。胡适早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谈到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国语”(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的形成过程。他说：“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那时欧洲各国的人都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14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用本国的话语优美。……现在英国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还只是伦敦附近一带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话’。当14世纪时。各处的方言都有些人用来做书。……后来到了15世纪。印刷术输进英国，所印的书多用这‘中部土话’，国语的标准更确定了。……此外，法国、德国及其他各国的国语，大都是这样发生的，大都靠着文学的力量才能变成标准的国语的。”那么 1890年出版的《黄衫客传奇》当然不会用“已死了的”拉丁文，而是用的法国“国语”，这是陈季同“言文合一”的不二选择，也就相当于陈季同用中国的“普通话”写过一部长篇。
再次，即使以开国以后曾对新文艺提出的要求：新文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黄衫客传奇》在反封建这一点上，也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的“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意图是相通的。其实《黄衫客传奇》写得最精彩的就是第15节至第18节.这是揭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最猛烈的4节。小说主人公李益是抱着坚定的信心和必胜的信念想回家说服母亲，允准他和小玉之间的“事实上的婚姻”。他们二人从相恋到事实上的婚姻已经有两个多年头了，这次为官上任之前，一是顺道探望久别的母亲，二是取得家长的首肯。他以为母亲不可能强迫他再娶别的女子。可是他的母亲所精心布置的场面要比他想象中自己斗争的决心强硬得多，那是一场具有突然震慑力的审判，母亲的强大后盾是列祖列宗的牌位与她请来压阵的甘肃总督大人的官威。这场审判是不仅要当场宣判，而且要立即将李益押上“刑场”，将他与小玉的爱情判处死刑，而且剥夺权利终身。他母亲一身皂素，面若严霜，将他带进祠堂，说： 而你呢?当你有能力继承他们的传统而且可以光宗耀祖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要把未来寄托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子身上吗?正是她，在某一个晚上，像花船上跑出来的歌女一样，投入你的怀抱;你竟想让这样一个女子跻身于我们高贵清华的门第吗!
他母亲断然宣判这是一场“露水姻缘”。当祠堂门一开，他立刻被套上红色的新郎绶带，飞速地被扣上婚礼时才用的金花冠，被迫与卢小姐“喜结连理”。那天对付李益的何止冷若冰霜的母亲，在她身后是一个列祖列宗组成的大兵团。这难道还不是深刻地揭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吗?他的母亲用手压在他的肩上，命令他跪下拜堂，他昏厥了过去。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处于生死一线之间，在幻觉中，他母亲像一个怪物追逐他，像啃噬他心的吸血鬼。事后当小玉抑郁地悲惨死去后，李益这位新科状元也神经分裂乃至发疯，最后他在幻觉中看到小玉向他召唤：“来吧，李郎!你受的苦够多了。疾病的折磨能够抵消你的过错了。我现在原谅你了，我还是爱你的，我来带你同去那无尽的乐土。来吧，我的爱人!”“他用尽气力站起来，僵在那里;不幸的面孔，被狂喜所照亮，一时间变得英俊非凡。随后，他全身剧烈地痉挛，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又倒在椅子上。通过幸运地与死亡亲吻，李益最终从身体的折磨和精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只有死亡.可以永久治愈人世间所有的苦难。”
李益终年仅23岁。小说中的李益不似蒋防笔下的负心郎，也不像大戏曲家汤显祖将结局写成大团圆，而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悲剧，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礼教。
我想从以上我们所论述的三点，即陈季同在接受外国的新思潮方面，在他小说的语言的必然选择以及作品强烈的反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弊害方面，使《黄衫客传奇》成为在中国人中间有超前意识的具有了新文学素质的优秀作品。当然它在艺术上还不能算是无懈可击，这应该由另文去加以剖析。本文的任务只是想指出，在特殊的条件下，在特殊的环境里，在特殊的地域中，他有可能具备这种超前性。可惜这部小说是在严家炎告诉我们之后才知道它的价值;可惜它到2010年才被全文译成汉语;可惜它没有当年在中国产生影响;可惜它只做到给法国读者阅读为止：可惜陈季同没有用自己本国的文字让它在祖国落地生根。在法国它是有影响的，就在当年(1890年)的法国《图书年鉴》中就这样评价道：“这是一本既充满想象力，又具有独特文学色彩的小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中国。作者以一种清晰而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他的同胞的生活习俗。”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个“可惜”，它的确是中国人写的一部长篇，虽然没有更早地有中国译本，但不可否认它是一个客观存在。我认为，既然它过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影响，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因为它缺乏自己的“后续部队”。它只是孤军突击式的单兵作战。它与《海上花列传》的情况不同。《海上花列传》的确称得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它在中国及时地发生了影响。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还得让位于鲁迅的《狂人日记》，但我们不得不说《黄衫客传奇》是一位“迟到”的“先驱”，从它的内在素质而言，它具备新文学所必须具备的所有条件，它远远地走在所有新文学作品之前，将它定性为中国“新文学的前驱”，应该是完全够格的。
三
在作了上述的分析之后，我们还不得不看到，作为外交家的陈季同与作为小说家的陈季同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他的苦衷?如何以“全人”去评价陈季同呢?
当他在法国“往往听到他们对中国的论调，活活把你气死”时，他作为中国的外交官就得站出来去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各种偏见。在他的许多著作和讲演中，中国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国度.甚至对我们国家中的许多“陋习”。也即封建性的糟粕也加以颂扬。就在《吾国》这部著作中，收入了一篇《中国的社会组织》的长文，文中他将中国的君主制的种种封建法规，将家族制度的种种弊害，作了尽量的美化。他甚至说：中国“年轻人的结合完全取决于其未婚妻的节操，况且，未婚妻由父母来选择，父母的人生阅历也使其完全有能力为儿子选择未来的伴侣”。如此说来，李益的母亲为他的儿子选择卢小姐，应该是无可厚非的。陈季同在这篇长文中还提到，在中国的年轻人“在他的身后有列祖列宗促使他承担一个君子的责任。并促使其子孙以自己为榜样，这都是为了延续能使宗族强盛的光辉传统”。如此说来，李益的母亲在祠堂中以列祖列宗为后盾，对其进行偷袭式的狂轰滥炸是完全出于希望李益“承担一个君子的责任”.以后可为自己的子孙作出“榜样”。在有的作品中他甚至对中国妇女的缠足等“陋习”也加以辩护。他形容缠足的女子不仅能参加劳动，而且还像外国女子一样跑步。但是当他写这些文章或者作此类演讲时，他自己内心难道不觉得理亏吗?作为作家的陈季同难道不扪心自问，而去责难作为外交家的陈季同吗?的确，他是要找借口来安慰自己不平静的心。就在这篇《中国的社会组织》一文中，他这样为自己开脱：“如果我向你们保证谈论自己国家时不自吹自擂，那是很难做到的。我会尽力控制自己在这方面感情用事。”
我们只要看罗曼・罗兰谈及他讲演时的姿态。他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他尽量显得自己非常高贵，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他觉得要有自己民族的尊严。他甚至一再表白，他的讲演中和著作中的一贯的“抑西扬中”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是为强邻所迫的一种反拨：“人皆以不识洋文为憾，余则悔识此洋文。每读西人欺侮讥刺之词，眉欲倒竖，发欲冲冠者屡矣，而懵懵者尚毫无知觉。”他讲如此激愤填膺的话，是希望读者对他有所谅解，使自己在“自吹自擂” 之后，又有一丝自我安慰。但是当陈季同回国之后，他的态度就有了明显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他曾办过《求是报》，作为创办者，他的办报思想是“实事求是、引进西学、倡导维新”。陈季同游历欧洲十多年，他经过西风西雨的熏染沐浴，对于西方的政教伦理有比一般人更为切实的体认，他所主办的《求是报》自然对国内的维新变法持肯定态度，况且他那时已经脱下了外交官的“紧身衣”，他可以自由地做“伸展运动”了。我们只要看他在1897年认识曾朴之后，对曾朴的指导，哪里还看得出“抑西扬中”的味道?因此，作为作家的陈季同，写出《黄衫客传奇》，乃是其真实的一面：而作为外交官的陈季同是有他苦衷的另一面。曾朴在 1928年的日记中写道：“陈季同是我法文的导师.我在《真善美》杂志上已经提过多次了。这回因张若谷来，又提起了他。若谷提议像这种世界文学的先驱者，我们应当替他做一篇文章，表扬一下。”写这篇日记已是陈季同逝世了22年之后。曾朴确曾郑重其事地在《真善美》杂志上两次刊登广告，征求陈季同的著作和生平事迹，还准备为他出一个专号，可是在当年，好像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真善美》杂志也停办了，终于没有引起反响。直到1991年以后，他的著作由孟华与李华川二位逐渐发掘出来，这位“世界文学的先驱者”终于浮出了水面。再经严家炎的热情介绍和推动，《黄衫客传奇》编入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中，其力度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严先生还很热情地将《黄衫客传奇》这部小说赠送给我，我写作此文以答谢严先生赠书的雅意，并向同行与读者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