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乎文学，刘书成给其定义：“文学是用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1]童庆炳主编的《文艺理论教程》则说：“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2]而“道德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以善恶标准评价的，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所维系的一类社会现象”[3]文学是一种精神活动反映社会生活，而道德又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文学反映的对象。因而文学在反映社会存在时不能不受道德的影响和制约，文学在反作用于社会时也首先是感染熏陶人的道德。
摘要：文学与道德在社会结构中都处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层面，它们的关系历来就十分复杂，对其阐述也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强调了文学与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从文学精神源于道德以及文学之于道德的促进与发展这两个方面的论述，阐明了二者密不可分，双向互补的关系。进一步强调了，只有在承认文学与道德确有联系的前提下明辨二者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保持住文学积极的生命力与活力。
关键词：博士论文发表,文学,道德,关系
何西来总结说：这是一种双向的互补的关系。无论对于文学还是对于道德都是重要的，而非可有可无的。[4]文学借助于道德中的善充实自身，使文学能够直射人们内心，并且达到填补人们现实缺憾，引导灵魂崇高化的作用。道德则借助于文学的感性塑造使理性规范，且脱离了冰冷的教条约束，从而以更鲜活的形象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作家通过情感渲染塑造出的道德完成了由“理”向“情”转化的过程，“道德不再是平典的训诫，而是被充分地情化了，并且装上了想象的翅膀，活化了。一个形象化，一个情化，这就使一系列正面的道德准则、道德理想，能够向美的界域升华，具备更易于被人们接受的美的品格。”[5]
一 文学精神源于道德
“由于作为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使得文学和社会、现实以及政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的基本关系就是伦理道德关系。恰恰由于透过这样的道德关系，我们才会清楚为什么文学不是直接地作用于现实。换句话说，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地通过道德影响和伦理塑造来作用于现实的。”[6]文学作用于现实的意义在于表述道德，其向量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甚至多向，联系复杂，客观存在，不以简单否认而改变。
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文学体现了作者对人生存状态的道德关怀。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来把握社会人生，并将其特有的人生态度挥洒在艺术世界里。由此，文学创作的触发往往包含着道德动机的因素，文学的道德精神直接根源于作家的道德态度，具有某种道德诉求或道德理想。
徐增《而庵诗话》云：“诗品出于人品，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强调了作家道德品格对作品的决定性意义。屈原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伟大诗人。战国宋玉，西汉刘安、司马迁，东汉的班固等，确立了屈原作为一个具有“清廉”、“忠信”美德的贤人形象。而后梁启超把屈原的“清廉”、“忠信”，表述为具有改革政治的热情，热爱人民，热爱社会，对祖国的同情和眷恋，及不愿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决心。[7]以后世的评价观之，屈原及其作品的深入人心已经大大地向我们证明了作家的道德态度是深深影响着作品的。同样，作为众人仰慕的陶渊明，张�《采菊亭诗引》中就赞其道：“陶靖节人品甚高，晋宋诸人所未易及，可见胸次洒落，八窗玲珑。岂野马游尘所能栖也。”陶渊明襟怀坦荡、人品高尚，读其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因而读者不仅爱他的诗，更爱他的人品。
我们细观文学历史长河，很多作品都显露作家的高尚情感，作品所描写的人物也寄寓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道德情怀，折射出作家的博大胸襟，使文学突显出道德的魅力和超越现实的光辉。《三国演义》中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渗透了道德判断，比如诸葛亮，他清淡傲世、胸容天下、气吞山河，忠心耿耿，集才、智、胆、忠于一身的精神;而关羽则被刻画成忠义的化身，重然诺，守信用，始终不渝，即使白马被擒，身在曹营，也不忘旧恩，终于复归刘备，忠义一时无两。再说但丁的《神曲》，写魂游三界之事，其鼓舞人的力量就来自作者的道德体验和对道德理想的追寻。
以上为我们展现了作家的道德品格，还让我们看到了道德精神理想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关怀人与社会的关系。毫无疑问，道德作为一种内心的召唤，铺就了我们通向彼岸的道路;作为一种前进的阶石，构筑了文学特有的道德精神风貌。我们也更明确了文学的来源之一便是道德于作家的心灵发酵，进而创作使作品达到深刻影响读者内心世界的作用。
二 文学之于道德的促进和发展
“文学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肩负着道德教化的任务，并且内化为重要的功能。只要文学仍然主要是写人、写人的社会生活和内心生活，这种功能就会如影随形，无法摆脱。”[8]《毛诗序》云：“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这无疑让我们看到文学产生的巨大的道德教化作用，即“文学以特殊的方式阐扬既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维护和强化主流价值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秩序。”[9]
《奥德赛》中作者荷马高举伦理道德之旗，描述俄底修斯和儿子不顾无数的诱惑与道德考验，坚持自己崇高的道德目标去实现一家人对团聚的热切期盼。很显然，作品让我们领悟到的是面对混乱不堪的秩序，荷马从容地打开了一扇伦理道德之门，以此完成了俄底修斯追求家庭团聚的道德理想，同时为人们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道德典型，起到了意义重大的教化作用。又如西方经典《圣经》，它以宗教经典故事和浅显的道理明确人间利害，深入人心，对道德建设的影响可称全球之最。当然，儿童文学之于儿童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近年来经典、畅销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小王子》《哈利波特》等，在道德方面的建树也被广为称赞，教与儿童智慧、勇气、规范等社会要素的重要性，在儿童还没进入社会熔炉之前，为其塑造了健康的价值观。
时代在循序渐进地发展，伦理观念和道德意识必然会发生变化，一些文学作品道德质量的下降也引起了人们的批评和思索，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不会从根本上消失，很多作品仍一刻不停地向我们礼赞真挚感人的亲情;讴歌相濡以沫的爱情;褒扬惩恶扬善的事迹;提倡互帮互助的行为。实际，在时代变化下产生作用的只是其维护的具体的道德内容而已。如国学经典《道德经》，区区五千言便玄之又玄，但数千年来国人却从不放弃对其钻研解读，其真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连断句也是各有不同，可共通的影响却是正面的、积极的。再看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作家们，充当了旧道德的掘墓人，他们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批判，深刻地揭露其“吃人”本质，抨击了旧的道德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张扬新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这表征着时代伦理精神的深刻转换。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说没有深刻的道德批判，就没有道德进步。又如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则从一个侧面传出了积极维护人性尊严，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二十世纪初期中日青年的共同心声和时代要求。不可否认，就道德功能而言，这些都是教化作用的体现。 凡此种种，文学与道德显然存在紧密的联系。但波德莱尔、克罗齐等人都持有文学艺术与道德不相干的文艺观。克罗齐曾说：“道德的区分根本就不能用于艺术。”[10]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提出“把道德判断逐出小说之外。”的说法。而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这种割裂两者之间联系的做法是不慎完备的。“我们承认文学中的道德因素不能超过文学自身的审美本质，但我们也无法回避二者的联系，即使再超越道德创作的作家也避免不了表现与人相关的内容，只要与人有关，就必然与道德相关。”[11]在承认与肯定它们联系的前提下把握准确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进一步保持住文学积极的生命力，真正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是兼具艺术性与道德性的，无端剥离开任一个都会太过偏颇。与此同时，没有包括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的塑造，所有的物质文明成果都将毁于一旦。文学正是解决高度的物质文明与低下的道德水准之间形成的巨大矛盾，提升公众道德水准的有效途径之一。■
注释
[1]刘书成.文艺学概论[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页
[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第76页
[3]罗国杰主编.伦理学名词解释[M].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4][5]何西来.论历史转折中的文学与道德(上)》[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6]马相武.文学不能脱离道德[J].文艺报，2006年8月17日.第005版
[7]方铭.屈原新论[J].北京日报，2012年6月25日
[8]何西来.论历史转折中的文学与道德(上)[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9]刘玉平.论文学的伦理精神[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11月第6期
[10]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13页
[11]宋阳.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28卷第2期
参考文献
[1]刘书成.文艺学概论[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
[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3]罗国杰主编.伦理学名词解释[M].人民出版社，1984年
[4]刘求长.文艺学问题专论[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
[5]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A] .鲁迅全集(第9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6]唐金海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M].东方出版社，2003年
[7]何西来.论历史转折中的文学与道德(上)[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1999年第2期(总第57期)
[8]董学文，李咏吟.重建文学与道德的新型美学关系[J].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