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925年的《玉君》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中篇小说之一，曾轰动一时，被列为五四以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作品。相比同一时期的其他著作，《玉君》中所体现的女性理想并不因其深刻而独特，但它“光明”的开放式结局在当下看来蕴含了更多合理性与可能性。人的解放是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学一直关注的问题，其重要部分女性解放又与两性关系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关联。《玉君》既考察了两性关系下的人性解放，又展现了男性启蒙精英主导的的社会改革的实际状况。
摘要：五四闯将杨振声作为男性作家，他写作的《玉君》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将启蒙理想与女性解放结合，还在于将女性理想的实现放置在男性视角下。《玉君》理想的光辉显示在帮助女性实现理想的男性精英践行了他的启蒙观，而这种践行既是出于社会的、大众的启蒙理想，又是出于个人的、情感的自我理想。本文以《玉君》为中心，首先分析玉君的女性理想与社会启蒙的关系，然后解读不同身份的男性在玉君理想实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重点在于分析男性启蒙精英的作用，最后从玉君开放式的结局中对照其女性理想的现实可能性。
关键词：文学期刊投稿,两性视角,启蒙精英,女性理想
一、玉君的女性理想与当时的启蒙思想
“发现妇女”，始于来华传教士的影响。张莉的《女学生：民族国家视域下的新妇女想象》中提到，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妇女缠足、不读书等现象表示不认可，向人们讲述迥异于中国妇女的西方妇女的形象和生活，还建立女子学校。这自然是为了传教的便利，怀着他们自身的功利目的，但同时也在更广的范围内构建起了完全不同于古老中国妇女形象的想象。在晚清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中，“女性以被赋予的国民权利和国民责任为名，重新进入历史，而这也奠定了此后百年女性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基本模式。”[乔以钢 刘�：《“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题身份与文学实践》《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但是另一方面，妇女只是被大多数的改革者当做是“强国保种”的工具，作为生产力的女性成为女性期待的重心。“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知识分子提出的妇女问题是早期维新派的延续，所不同的是，他们以‘废缠足’‘兴女学’为突破口，将妇女解放放在了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手段的位置上”[杨剑利：《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在《“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与文学实践》中，作者则更强调了在看似“进步”的提倡女权的表象下，女性所扮演的政治工具作用。
尽管比起维新时期的女性观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也大多局限于口号式的倡议之中。民国建立之后，许多政府法令和举措使得女性教育问题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章程――《壬子癸丑学制》，开始淘汰两性双轨制，女子教育的范围扩大，年限延长;1917年，教育部公开在全国招收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1919年，大学允许女生就读。这一时期，去国外留学的女学生也增多。教育作为社会改革的先驱，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外在的条件和动力。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涌现了如秋瑾、张竹君等争取女性权利的知识者与革命者。“男性精英为女权大声疾呼，但陶醉于启蒙主义的思想激情，止步于现实政治的改革与斗争”[同上]。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更期于女性自我的践行和斗争。
玉君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半新半旧的女性，她在北京的一所师范学校学习过，既受过当时较高的文化教育，又经受了“五四”浪潮的洗礼。这个故事模式具有五四时期关于人的价值与社会改造的典型性，故事叙述也被放置在女性解放与启蒙实践的范围当中。玉君的形象虽然过于光彩照人，但她也有其变化发展的过程。将这个形象放置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之中，又是明暗相间的。面对自由爱情，她敢于和家庭反抗，也甘于在时间和距离的消磨中信守承诺，这些都是她超于了那个时代普通妇女光辉的一面。但对照女性理想的更完美形态，她又是不够光辉的。杨振声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始终没有忘记她的女性身份。杜平夫归国之前的那个玉君，是类似于子君的人物，可即使同样是反对封建家庭的出走，玉君也没有子君走得那么凛然慷慨。玉君的投河是强烈的感情冲击造成的，在情绪的波动下阴差阳错地进行的。玉君说“生命的兴趣，是全从旁人对你的感情生出来的。”[杨振声：《玉君》，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有两个爱我的人，我就可以不死了”[同上]，她将自我的生存寄托在情感之上，而非出于对个人主体的珍视和个人合理意愿的捍卫。此时玉君的女性理想显然是残缺的。直到杜平夫归国误会了林一存和玉君的关系，才使得玉君痛定思痛，认识到了杜平夫的虚伪，也是她女性意识真正苏醒的开端。玉君痛斥杜平夫的一席话，在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其实你所爱的也是我的皮肤，不是我的灵魂!”[杨振声：《玉君》，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追求灵魂之爱的失落让玉君重新审视自身，她开始向往更多的社会身份。
女性的解放归根到底是人的解放，是人的欲求的实现。曾经的玉君，是由女人而走向人;此时此时的玉君，是由人而走向女人。如果说女性的爱情支配下的玉君即使与封建家庭进行抗衡，也不过是女性角色下的感性冲动，那么及至玉君揭开了爱欲的面纱，以冷静的眼光审视周围世界和自我时，才是玉君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她将女性理想与社会启蒙联系在了一起，不论教岛上的女孩子识字读书，还是远跨重洋外出求学，都是玉君走向社会的步伐。至此，玉君的女性理想才初步完善。
二、玉君女性理想实现过程中的男性角色
在《玉君》这个典型的“五四”故事的简单寻常的套路背后，还隐藏着作为叙述者的、一个真正践行启蒙与女性解放观念的男性的思路，从这条线索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玉君》所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题旨。玉君的反抗、成长以及最后投入新的生活，与之发生直接关联的与其说是整个社会，不如说是不同身份的男性，这些男性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说明了女性理想实现的重重困难更主要的在于作为社会主要力量的男性。
林一存的形象之所以比玉君更为丰满，在于他既不是无视男女差异的冷血动物，又是一个尊重人的意愿与合理权利的启蒙者。作者多次暗示了林的婚姻观，他极度厌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还向没有受过教育的家仆们传授新的观念，在两个相爱的人做出“未婚先孕”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之后，他主动出面使得他们终成眷属。杨振声在表达林一存对玉君的感情时，一直利用隐性的人物潜意识暗示内心压抑的渴望。当玉君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时，林一存便像大哥哥一样保护她，年少时他又常常将男性建功立业的抱负和赢得美人归的渴望联系在一起。男性的保护欲、对美的渴望、在婚姻上所要寻求的可以代表自由与人性解放的愿望是牵扯在一起的。十几年后与玉君重逢，林一存导演着新时代下另一个英雄救美的母题。其中，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林一存与黄培和见面时，他明知希望渺茫，但还是鼓起勇气说：“所以我们要成全他们”[杨振声：《玉君》，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我们”这个词意味着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男性的联接，意味着他期待社会的封建腐败的上层力量与新式的少数的单薄力量的结合。这是启蒙者不该幻想可以得到的联盟，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去努力争取这股力量。“男女之间，都是隔条天河的，哪里有互助的机会呢!”[杨振声：《玉君》，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互助是超越了性别的，这意味着两性差异的淡化，同时也是更为平等的关系建构的另一个基础。 在玉君的解放过程中，男性既是压迫者，又是拯救者。既然女性解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那么争取它的胜利就应该考量社会的实际情况。在当时，男性是社会力量的主体，主导着启蒙与革命。只有少数的女性具有参与的条件和意愿。女性理想的倡导更多是作为启蒙的工具和标志，而很少有个体的自觉和践行。在当时，女性解放与其说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运动，不如说是启蒙运动中的一个口号。能够真正践行新型的女性观的女性大多出自名门，至少是受过教育的。具有初步独立意识的人们，想要通过实践来来践行他们的启蒙观念也常受阻碍。倡导女性解放的主体与倡导启蒙观的主体具有很大程度的重合性。以男性主导启蒙决定了以男性主导女性解放运动，这种主动的自觉性必然会建立在两性关系的基础之上，但又应该超越简单的两性关系。由男性启蒙精英倡导的女权思想更能得到广泛的传播，更能争取到掌握公共话语权的人们的认同。女性的解放归根到底是人的解放，因而践行女性解放不仅意味着对女性权利的争取，也意味着启蒙的实现。
三、开放式的结局与玉君理想的当下意义
随着五四的退潮以及现代文学自身的日趋成熟，《玉君》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即使偶被提及，也多是围绕鲁迅的批评之语。正如狂飙突进的五四启蒙理想的夭折一样，女性意识在当今的滑落和女性解放深层问题的搁置，使得回首近百年前杨振声的《玉君》，更能感受其宣言般的呼声。
玉君是幸运的，但止步于暗恋者的帮助，玉君的理想最终还是掷向了虚空。玉君走向社会的践行并不完全出于自我的自主选择和争取，从男性手中轻松接过同情橄榄枝的同时，也是女性权力丧失自主获得机会的时刻。没有经历过真正斗争的玉君，是否会像子君一样最终走向家庭的琐屑，使自己重新依附于男性。并不是每一个世俗中的女子都可以收获爱情的甜蜜，当感情陷入到婚姻的围城之中，女性的身份转型将比男性更为剧烈，爱情经过婚姻的高峰，将会是无限的滑落。玉君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这只是《伤逝》的另一种开头，我们并不能够保证玉君不会重蹈子君的覆辙。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提出了一个需要太久的时间、太漫长的社会进步才能真正解决的问题。而杨振声的《玉君》的价值在于为我们开启了这种解决方式的初步雏形，即女性经过自我反省，越过包括所谓“爱情”在内的两性之间的不公，走向社会需找自我独立的真正基础。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社会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在争取解放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最终被承认、被规定。这种主体性的缺失，不可避免地埋下了两个方面的隐患：一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观念没有得到自下而上的全方位清除，而是女性的自我意识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育。”[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表面》中国人民大学版，第66页]《玉君》的光明结局在于玉君理想的实现具有了硬性条件的满足，金钱的保障使她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为自己的生存打下基础。《申报》1911年12月30日曾刊登《赤十字会长张竹君女士演说词》提到，女性要取得和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首先需要“久久从事工业，以求自强，以求自养，而去其昔日之依赖”，这是女性争取自身权利的基础，是女性理想实现的必要步骤，同时也是社会启蒙的重要内容。现在如玉君一般受过教育、有着初步觉醒意识的女性正逐渐成为城市女性的主体，可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像玉君一样冲破周遭环境的束缚。正如当时的玉君被社会的舆论所裹挟一样，如今的“玉君”们同样面临着女性意识觉醒与战斗条件的种种困扰。
玉君的问题由社会得到了初步的解决，子君的问题却仍然使我们针芒在背。男人和女人所赖以存活的支撑是相同的，他们面临的是同样的斗争和对自我的保护，依赖只能把自己当做是情感的傀儡、他人的附属品、和生活的螺丝钉。将女性解放放置在单纯的女性身份之下是必要的，但是更应该考虑整个社会发展的状态，一味的呼吁女权和盲目的抗争是难以取得真正的胜利的，将女性解放放置在平等的两性关系之中，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争取胜利才是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