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学,现代性,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西方文学现代性理论作为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由于传统不同，现代性呈现不同的内涵。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问题，普遍缺乏较为宽广的世界文学视野和反思能力。本文从“时”、“质”两个方面把握我国文学现代性特质，表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总是按自身的特点去演进，体现出自身的独特节奏、问题呈现方式及重心。当今，文学现代性更强调为文学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反促力’，这“反促力”就是文学的现代性的时代征候。
现代性理论作为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一种世界性景观，它提供了一个与政治观念不同的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至80年代后引人我国迅速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我国学者以其为研究和建构对象，来阐释、反思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和创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写了过去文学理论研究的狭隘视野，取得了较为丰硕、新颖的成就。
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中，“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正是由于现代性既是量的一个呈现，又是质的一个表微，在时间性中蕴涵一种价值判断，其准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由于对现代性历史渊源的梳理与整合的视点各不相同，因此，中国文学现代性在量的呈现上，即现代性的开端究竟在什么历史时段展开，众说纷纭。有少数学者对中国现代性的开端持不同的看法，一是否定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特质，或退一步讲只是现代性与近代性的杂揉，"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不具有现代性。”他们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既手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也不能用近代文学概而括之，它是一个以现代为基调的带有近代因素的文学。其本质更接近于现代，但更多的时候与近代性结缘，因此，它更多的呈现出交叉复合的文学色彩。二是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应该是晚清、晚明甚至更早的宋明时期，其话语逻辑就是中国很早就有现代性的萌芽。他们认为文学现代性不是单纯生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夜之间，虽主要来自于五四的推助，但文学内部的不断渐变不应忽视。近代至清末，以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为代表，现代性的表达通过中西、新旧之争确立其在工具理性与科技主义等现代性的品格，洋务派注重技术物质层面的现代性，维新派注重“中体西用”制度层面的现代性，而五四则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资源的引进。
西方“现代性”一词使用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时间方面的，即指启蒙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是一种持续进步的洽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概念;二是观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即以建立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次知识创造和传播以及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推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并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概言之，现代性包含进步的时间观念、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这样几方面内容。中国“现代性’，一词的出现，则源自周作人发表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的翻译文章《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一般意义上，我国学者将西方现代性理解为两个不同纬度上的现代性。一是社会现代性，它表现为社会的现代化以及与工业化进程相关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审美现代性，它以主体性和个体性为内核，对工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市侩哲学及其观念的批判。这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容且相斥的特色，在工业化初期，审美现代性表现为对社会现代性的讴歌，而在工业化后期，审美现代性常表现为对社会现代性的对抗和批判，审美现代性成为调节社会现代性中负面的东西。而对审美现代性的内涵把握，则一般认为其现代性是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随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展、变化，不同时期都呈现不同特色。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就是其批判性的反思，它是现代性社会得以不断更新变异发展的精神动力。从这点出发，一些学者指出，“现代性就是一种质的否定性”，“上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变革精神，与生俱来地表现出对于以往传统的否定性、叛逆性和批判性”，等等。同时，我国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现代性的内在诸多要素，使得现代性的研究呈现多元的景观，诸如现代性原则、内核、层次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中，“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正是由于现代性既是量的一个呈现，又是质的一个表微，在时间性中蕴涵一种价值判断，其准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由于对现代性历史渊源的梳理与整合的视点各不相同，因此，中国文学现代性在量的呈现上，即现代性的开端究竟在什么历史时段展开，众说纷纭。有少数学者对中国现代性的开端持不同的看法，一是否定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特质，或退一步讲只是现代性与近代性的杂揉，"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完成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它属于世界近代文学的范畴，所以，它只具有近代性，不具有现代性。”他们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既手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也不能用近代文学概而括之，它是一个以现代为基调的带有近代因素的文学。其本质更接近于现代，但更多的时候与近代性结缘，因此，它更多的呈现出交叉复合的文学色彩。二是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应该是晚清、晚明甚至更早的宋明时期，其话语逻辑就是中国很早就有现代性的萌芽。他们认为文学现代性不是单纯生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夜之间，虽主要来自于五四的推助，但文学内部的不断渐变不应忽视。近代至清末，以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为代表，现代性的表达通过中西、新旧之争确立其在工具理性与科技主义等现代性的品格，洋务派注重技术物质层面的现代性，维新派注重“中体西用”制度层面的现代性，而五四则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资源的引进。上述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开端研究的观点都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环境而推演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开端的研究，应放在整个社会环境背景和学术背景上通盘考虑，既要特别注意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殊性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作用，诸如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等，又要特别注意外来思潮的引进、自身政治经济的改革与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从属性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此来甄别萌芽与形成之间的关系，“萌芽永远是现代性的可能而决不会成为现代性的本身。”我们认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过程是个文学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文学现代性不断获得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新旧文化的分水岭，是对旧文化的一种彻底的决裂运动，也是西方现代性思潮大规模涌进的特殊时期。从文学自身的角度看，由于文学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学现代性的研究应从文学文本这一现代性的载体人手，而不是从所谓的思想和文化现象人手来“失本逐末”的研究。从文学文本人手，我们就会发现，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品质鲜明地呈现出与以往所有文学迥异的时代特色:一是文学形式的现代性。汉字结构由繁体到简体，书写格式由竖排到横排，表达由文言到白话，标点从无到有，词汇从旧到新，处处显示着与世界的时代潮流相合拍的现代性眼光，改写了传统文学僵化守旧的形式教条，顺应了文学发展的世界读写潮流和变迁了的社会心态。二是文学内容的现代性。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文学，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子民思想，肯定个性的自由、尊严和价值，由传统的载“道”(封建伦常之道)文学转向“人的文学”的创作，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鲁迅的“随感录”等给中国人带来了真正的思想自觉和文学的自觉，催生了新的价值观的诞生，改变了人们对文学本原的看法，文学的目的不再是道德教化和经世致用，而是以人为核心的生命体验、人生感悟，比传统文学更自觉、更深人地体现了文学的审美本质，促使中国社会的思想和精神发生整体转型。三是思想反思的现代性。传统古典文学对社会的反思是以封建伦理观念为背景，对社会的反思是“中和”。而五四文学则彻底撕破了封建道德的伪善面孔，向人们血淋淋地揭示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具有现代性的新文学思潮在与反动的、复古的思潮斗争中，由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学观的转变，个体价值从而得以重视、完善并健康发展。
理论的设立，不能限于理论自身的建构，更重要的指向实践。对现代性的关注，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学的研究又重新找回自己的言说姿态和定位，重新肩负起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当前，随着商品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学脱离了唯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文学出现许多新质和新变，其自身的现代性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文学现代性的世俗化特色越来越浓厚。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还处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但是现代化的步伐正顺应着世界潮流向前迈进，特别是当前高增长的工业经济、现代化的城市扩容、大规模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必将为我国文学的现代性铺设深厚的时代背景和时代资源，使文学的现代性具有一个无限广阔的视角空间。但是，在社会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工业文明和都市的繁华，也带来了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的盛行，“一个人不再会仅仅为了快乐而在一些无用的东西上接受教育，诸如音乐、诗歌和哲学。人们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才干和能力。社会不需要的东西没有用途，也没有价值”。部分传统美德的消失，物质的生产和消费造就的繁荣，也造成了价值观念的混乱，财富成为鼓动一部分人衡量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特别是文学的商品化，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通过效益的经济杠杆，筛选掉不符合商业运行机制的文化形式，出现了写作的欲望化、身体化、私人化、平面化等等有背社会道德底线的倾向，文学消解了崇高和神圣的纬度，文学对社会的反思功能减弱甚至消失了。现代性追求中的个人的存在价值特别是积极的社会价值取向滑落到道德边缘，公平、自由、平等、正义等体现现代性的价值理念被商潮湮没，“商潮的涌起使人们乐于把文学定格于满足快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恶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这种时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赦，以“乡下人进城’，文学题材为例，文学叙述上庸俗的反思、批判有时仍不能凸显现代人生的生活真谛，部分作品的叙述仍停留在前现代或传统的水平上，漠视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紧张的关系已趋向和谐发展之路，漠视乡下人的身份地位的显著变化，漠视城市对农村的接纳度提升的现实，而热衷于将目光投向歌厅、舞厅、酒吧等消费性场合，用有色眼睛看在这里的乡下人的生存只有卖弄风情才是唯一的生路，而忽视了这些场所文明的体现;热衷于将农民工进城视为一种盲目的流动，忽视对农民工进城的现实考察，总认为农民工是一种无理智的盲动行为，怀疑农民对当前的人才市场的信息把握能力(诸如通过各种招聘广告、老乡关系等等)，始终将农民工进城当成无由头的外出冒险活动，从而使一些作品只满足于平面描述，缺少审视和深度开掘，无节制地渲染时尚，人物面目和情节故事被时尚之手紧紧拖住和捉弄，陷人了消闲解闷的时尚品，失落了真实。同时，一些作家流露出精英意识，身处事外的“超然”造成的旁观姿态使这些作家在描述农民工的时候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优越感，知识者的精英话语控制着一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农民工的轻蔑和对底层苦难的玩味欣赏之意，而全然不顾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与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正不断被强化的现实。文学和文学理论应该如何体现自身的现代性特色，如何表现、反思工业社会压力下人们那种躁动不安、心理焦虑、神经紧张、变态行为等等的异化现象，如何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对那些只沉迷于物质享受而失却对精神提升的文学现象，对非理性的、反本质主义的、忽视人间真情的写作，我们必须加以重构与解释，它可以避免创作主体由于思维的偏袒而造成精神的定型化、凝固化，为文学跨越新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反促力’。这“反促力”就是文学的现代性的时代征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