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蒲松龄一方面赞同科举制，认为科举制可以给士子提供获得功名利禄与报效国家的机 会，另一方面对科举制在管理运行中暴露的腐败、受贿等问题表示悲愤。作者对科场腐败的 谴责多以一己之感情而过于夸大，从而消解了存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的积极价值，有失客观 公正性。解读蒲松龄的科第观，可以给我们认识科举制以新的启示。
关键词： 蒲松龄,《聊斋志异》,科第观
1 蒲松龄的科第观在《聊斋志异》中有其表现方式。凡是涉及科举的篇章，描写最多的是名士的怀才不遇。这些故事总给人留下才华横溢的名士往往 中不了举，皆屡困科场，抑郁身亡。如《叶生》中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却不免失败 科场抑郁而亡的惨痛;《素秋》中的俞恂久为“十九岁老童”，参加科试亦取得“邑、郡、 道皆第 一”的佳绩，但仍不免悲剧命运。《三生》写千万个被黜而死的佳士，在阎罗前状告试官。 在蒲松龄笔下，仿佛“科举无法选拔真才”，从而造成“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的现象， 倒是那种“戏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 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却“竞中经魁”。如《贾奉雉》中的贾奉雉以平日粗烂不堪之言竟中 经 魁。《司文郎》篇嘲笑余杭生，文章令人“咳逆作恶”。《仙人岛》篇嘲笑王勉，诗句“潴 头鸣格磔(鹧鸪鸟叫声);《嘉平公子》借人鬼相恋讥讽“风仪秀美”而别字连篇的秀才，发 出“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嘲讽。两类人物在《聊斋志异》中形成强烈对比与反差。
另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对怀才不遇士子的描写局限于乡试层面上。如《叶生》中的 叶生，《素秋》中的俞恂九，《褚生》中的褚生，《于去恶》中的方子晋，《书痴》里的郎 玉柱 等士子虽皆贫而好学，聪颖有才，却难脱科举失败的情结，困于乡试。
八股取士是否造就了儒生普遍怀才不遇和空疏无学?我们以为并非如此。
儒家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科举制的政治 指导思想和存在的重要原因，因而选拔治国经邦的贤能是科举制的目的。据统计，清代的114名状元中，仅2人有过受贿的处罚，其他均为官清廉。这说明，科举出身 的官员之中，贪官污 吏和平庸之辈比通过其他途径做官的毕竟要少得多。从历史上看，科举史上曾 选拔了一大批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 当然，任何一项制度也有待完善，其中的疏漏会被人利用，表现在科举上往往会使一些庸碌 之人中举，使有才华者不得志。由于蒲松龄只识其一面，而不识其全面，所以把科第失败的 原因归罪于有眼无珠、贪婪无耻的乡试考官。
可以说，蒲松龄的科举心态决定了他对人才观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也带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所塑 造的众多怀才不遇的士子形象显得偏激而夸张，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对科举弊端的深刻批 判性。
2 科举成就了一批春风得意的学子，也冷落了一些郁闷与激愤的士子。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 蒲松龄与众多士子的心态差异是显著的。
从当时的社会心理来看，科举制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儒家“学而优则仕” ，“学也，禄在其中矣”的积极入世的思想强烈地影响着广大士子。读书应举、入仕做官已 成为读书人的必然选择，功名利禄、悲欢荣辱皆系于科举成败。蒲松龄自幼接受系统的儒家 教育，与众多士子一样对科举 钟爱有加，不能脱俗。他在《咏史》中言道：“高士卧隆中，畴乃知其名?从容起南 阳，谈笑魏吴惊。男儿事蚕桑，后世有何称?”他认为科举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抱负的有效途径。蒲松龄这一认识的形成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蒲松龄出身于没落的书香 门第之家，功名利禄的希望与家族振 兴的责任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以赞许的态度肯定士子孜孜不倦的苦读精神。这一点在其小 说中也屡有表现。如《聊斋志异》褚生“攻苦讲求，略不暇息”;郎玉柱 “不治生产，积书盈屋。昼夜研读，无问寒 暑”。蒲松龄不但写清贫文人的苦读，还让他笔下的落魄文人皆高中榜首，入官作相。如《 青梅》中寒士张生官拜侍郎;《封三娘》中穷秀才孟生位居翰林;《姊妹易嫁》的毛公更是 一路高升做到宰相;《白于玉》中吴青庵之子梦仙“聪慧绝伦， 十四岁以神童领乡荐，十五岁入翰林”。另一方面他久居乡间，困于场屋，恬淡清 贫的农村生活强化了他对功名富贵的艳羡心理。乡间各种怪异传闻以其神秘虚幻的特征极大 地丰富着蒲松龄的想象空间，使他在作品中借虚幻的鬼狐与人妖故事，满足功名富贵、羽化 成仙的欲望，并借助小说主人公的飞黄腾达去品味科举成功的喜悦。如作品《王子安》中的 王子安困于科场，一日醉后，竟产生幻觉做了翰林就是显著的表现。
蒲松龄虽少年童生科场得意，但随后的乡试却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竟虚悬” ，有着“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的感受。科场的屡次失意郁结在蒲松 龄的内心，形成他愤懑不满的另一面。他把心中的怨气发向考官，并斥责老天的无情、不公 ：“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大 江东去• 寄王如水》同时他又感慨自己的蹉跎与时运不济：“皤然六十一衰翁，飘骚鬓 发如枯蓬。骥老伏枥壮心死，贴耳嗒丧拚将穷”《自嘲》。他甚至幻想阴间有 个公平的科场，在这里人们能各尽其才。尤其是他放弃应考后，竟把未竟的愿望寄于后人， 对后人取得功名很是赏识：“垂老逢场意气生，喜看年少占时名。一门康了无生色，喜尔刚 沾化雨荣”《示箬》。可见，蒲松龄无论经历了多少坎坷和不幸，无论胸中郁 结着多少悲痛和激愤，都化解不了心中久存的科举情结。如果说明清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汤显祖、孔尚任科举之路坎坷，后来总算“遇”了;吴承恩、冯梦 龙虽未中举，可毕竟有过小“遇”。那么惟有蒲松龄 ，一生汲汲于科举仕途，很想“遇”却又不得遇。如果说，别人的不“遇”还都只是“适度 失意”，蒲松龄则属于“过度失意”，这正是他在作品中把科考弊端作为发泄孤愤的重要对 象的深层原因。这也使他对科举形成了自己视角的一种认识。
3 八股取士是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方式。蒲松龄对八股文体一方面表现为赞同与认可，如在《 新郑讼》中为八股文章辩护道：“谁为文章无经济哉?”另一方面他又对八股文痛心疾首。 如《贾奉雉》中他借贾奉雉之口，讽刺考试 违背“代圣贤立言”的本旨和初衷，力主文章“贵乎不朽”，不愿以烂八股苟合取荣。他还 借郎生之口言“帘内诸官，皆以此等物进身，恐不能因阅君文，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讽 刺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都显示出蒲松龄试图指出八股形式束缚士子才情，考试内容与实际生 活严重脱节，摧残人才的弊端。我们以为，对蒲松龄所言八股文之利弊应辩证地看待。
首先，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家文化的繁荣，造就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定 的政治文化心理与价值，它使中国人重视儒家知识与伦理，重视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同时 ，儒家以圣贤为理想的人格模式，成为士子乃至一般民众的理想人格模式。另外，儒学文化 的普及 ，加强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推动了中华文化 向 东亚和西方国家的传播。其消极作用是儒家思想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历来成为统治阶级教化 与控制读书人心灵的工具，对传统教育与民族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种种阻碍作用。它以入仕 为教 育的惟一目标，不仅牢笼士人于儒家经典的狭窄思想范围内，导致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强，而 且扭曲了学校的育人功能，使各级官学与书院最终沦为科举的附庸，并使个体 意识的倾向更加集体化，制约了个性的独立发展和主体意识的扩张。
其次，清初的科举考试主要是问经史、时务、政治，考试内容有其合理性:“夫先之以经义 以观其理学，继之以论以观其器识，继之以判以观其断狱，继之以表以观其 才华，而终之以策以观其达乎时务。”八股文其实有别于古代的贴经墨义，有 别于当代那种死记硬背、有标准答案的知识性测验，它主要不是考死的知识，不是考“记性 ” ，而是考“悟性”，考“慧根”与“文才”。费孝通、潘光旦曾言：“八股主要不是一种知 识的测验，而是一种能力的测验”。 然而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 区别，对 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对科举制的批判。蒲松龄及其后人为批判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科举制说 得一无是处，带有特定时代背景下严重的情绪化倾向。
4 乡试考官的腐败使蒲松龄质疑科举的公平性，但作者对乡试考试批判较多，而对童生试和会 试则较少批判。蒲松龄以夸张、嘲讽的言辞把矛头指向不学无术“师旷式”的盲试官。《司 文郎》一个瞎眼和尚能够以鼻嗅出文章优劣，而秀才王平子的好文章却被考官罢黜;《贾奉 雉 》中贾奉雉才华横溢，却屡试不中;《考弊司》管辖秀才的考弊司，厅堂上书“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可秀才初见即割下髀肉，作为“成例钱”;《辛十四娘》中的楚银台公子因其 父 在朝廷为官，便以劣文章轻易中第一名;《素秋》篇中韩侍郎之子为娶美妾竟公然向堂姐夫 “许为买乡场关节”;《于去恶》中说：“数十年来游神耗鬼，杂入衡文，吾辈宁有望耶? ”《三生》中落第名士于唐在阴司将乡试考官告了，纠合众冤鬼要求将考官“掘其双眼，以 为不识文之报”。这样的抨击、嘲骂对沦落不遇的士子来说极其解愤，但这种对考官个人的 人身攻击却较少批判的深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判的力量。
蒲松龄一生在科场的磨难，并未降低他对科举的热情，并未使他忘情于科举中第的荣 耀。他没有从根脉上对科举制产生过深深的怀疑，批判的只是科举管理运行中所暴露出的腐 败、受贿等弊病与失误。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把乡试官员的腐败与整个科场监考官员相 提并论，有以偏概全之嫌。
实际上，公开、公平、公正选拔人才是科举考试所蕴涵的文化精神所在。清朝比之明代，科 举条件进一步放宽，科举考试和程序更加严密和完备。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清代规定除“娼、优(戏子)、隶、皂(衙役)”等所谓“下贱 ”门户及罪人子弟不许参加考试外，其他人均可报考，且不受年龄、出身、资历等方面的限 制。其二，考试程序科学、公正。“清代于科场考试，也如明代，防范极严。其条例之密，处罚 之重，较之前代，犹且过之。……每次试官、考生因株连而骈诛、流放、罢废者，累累相望 。”可以看出在科举制全面推行的 清代，也是吏治相对清明的时期，科举制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从选才形式到实质均具有平等 精神。考试选官可以澄清吏治与杜绝私人，防止在官场中结党营私，打破了世 袭制和等 级制的垄断，使除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给读书 人 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并使学而优则仕制度化，促进人才的合理社会流动， 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一定贡献。可以说，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 等精神，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
许多学者把清代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 为科场作弊是利举制的黑暗。这就容易给人造成错觉，好像“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 是与封建制度联系的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实际上从严格的科场条规来看 ，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因为科举制将个人和集团的政治权利、经济利 益和社会地位的竞争，集中到考场上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知识的竞争中来，因此，许多人会挖 空心思企图破坏这一公平的制度，期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入仕途。但我们不能因为考试作 弊现象就怪罪考试制度本身。此外，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强大，人际关系复杂，无论 采取何种 取士制度，都可能出现舞弊现象。相对其他制度而言，科举考试是最为刚性的选才制度，把 科举与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生硬联系的作法是缺乏客观与理智的。将清末官场腐败归罪于科 举制也可说是本末倒置，其实是官场黑暗与政治衰败才导致科举的穷途末路。如果没有科举这一道关口，清末官场不知会更腐败多少倍。
对此，一些学者已有清晰认识：“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上及官方之政教，下 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良性循环流动之中。1905年建立的新学制对贫寒而向学 之家的子弟有所排斥，导致乡村读书人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乡村读书 人流向城市发展，心态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轻视农民，……城乡疏离”此种评析从另一方面肯定了科举制在当时的存在意义。
综上，蒲松龄的科第观可作如下总结：一是对科举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作为一介平民，蒲松龄的作品所取材的“鬼狐史”来源于 乡野民间。蒲氏于道旁设烟置茗，“见行道者过，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 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而已”，博取民间志怪传闻。这种文人兼农民的双 重视角，使得蒲松龄的科举观存在一些夸张，对科举制度的思考、质疑也就缺乏深刻性与理性。
二是对科举制的评价心态失常。蒲松龄案牍劳形，皓首穷经，数十年在科场上奋争。因而当 他科举失意时就会产生激愤之情，口出偏激的“疯狂”之语。
三是蒲松龄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封建末世落魄文人普遍的悲剧心态，对科举既欣羡热望，又怨 恨诅咒。与其说他是揭露科举制的弊端，不如说他的心中明显带有恶意贬低、嘲骂考官的主 观情绪更为准确。
制度不等同于现象，个别区别于整体，蒲松龄的科第观带给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科举制的不同 认识。在文化视野下辩证地、历史地与客观地评价蒲松龄的科第观，对我们重新认识科举制 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