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本文是选自国家级文学期刊《短篇小说》中的职称论文范文：简述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特色。
一、激情澎湃的诗歌创作
从文学创作方面来说,郭沫若无论在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其涉足的领域都显示出了旺盛的开拓意识和探索精神,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五四”那个狂飙突进、如火如荼的时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他的创作激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诗歌创作方面,这种激情的抒发更显得淋漓尽致。
而说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女神》是不可不被提起的。在“五四”的新诗坛上,《女神》的出版引起了一阵超乎寻常的轰动。郁达夫在《女神》出版一周年时说,我国的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可见,《女神》带给当时文坛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作为《创造社丛书》出版的第一种着作,它在新诗创作的意象和境界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创新和进步。这部诗集是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从明治维新后大量引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从东、西方,特别是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并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了“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寻找到了新的方向以后创作的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在这部诗集中。郭沫若以火热的革命激情,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雄浑的格调和华丽的词藻,为我国新诗坛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富于创造力和破坏力的形象,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
在这首诗中,各种自然物象不断地涌现,诗人将整个大自然幻化为一幅幅力的画面和一组组力的旋律,使人在受到所描绘的自然景观的强烈的冲击的同时,更加感受到了充溢在画面中的沸腾不已的一腔激情。
二、充满想象的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在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中,郭沫若就以其颇具天赋的创作才华写出了着名的剧作《三个叛逆的女性》,其中包括《卓文君》、《王昭君》、《聂婪》三个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以大胆想象,重构了历史人物,歌颂了狂热的叛逆精神,其实质是对五四时代精神的阐释。《卓文君》根据历史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改编而成。作者一反传统对此的评价,而在剧中热情的歌颂了卓文君对封建礼教的反叛精神,塑造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女性形象。郭沫若结合五四的时代精神,在卓文君身上贯穿了妇女解放的主题思想和意蕴。批判了封建卫道士的丑恶嘴脸,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赞扬了卓文君敢于追求爱情的魄力和精神。作者将五四的革命精神鲜明地在这个“叛逆”的女性身上体现了出来。
《王昭君》依然是郭沫若此时歌颂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剧作之一,在这里,作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王权。郭沫若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蔑视王权的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作者改变了传统赋予王昭君的命运悲剧的观念,而将其改成性格的悲剧。郭沫若在此剧中大胆想象,对情节进行了改变:王昭君本是贫苦农家的女儿,被选人宫中做官女以后,不向毛延寿献贿。也不像帝王争宠,当汉元帝发现她的美貌不让她去和亲时,她倔强地反抗意旨而要下嫁匈奴。不但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而且控诉王权的代表者——汉元帝,骄奢淫逸的可耻罪行以及横暴恣肆的丑恶嘴脸。在这里,郭沫若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满叛逆精神和蔑视权贵,且带有新的时代精神的女性形象。王昭君对封建社会王权和夫权的反抗集中体现了五四时代的精神内涵。
三、独具个性的散文创作
郭沫若文学创作中的激情特色,也贯穿于其散文创作之中。郭沫若散文创作特色体现在以下方面:
于自然之中的个性主义表达(从小我到大我的自我扩张,在自然之中解放个性,发挥本能,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自我表现: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对文学创作重感情的强调,是郭沫若文学创作中激情的集中体现。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天马星空般的诗歌艺术之中,也较为鲜明地呈现于他的散文创作之中。在这里,郭沫若一改中国传统文学的含蓄深沉的风格,而将自己内心真挚情感尽情地表现出来。郭沫若早期的散文创作主要有《小品六章》、《芭蕉花》、《卖书》、《梦与现实》、《百合与番茄》、《月蚀》、《今津纪游》等。在这些散文作品中。作者融入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是自我表现文学观念的又一次有益尝试。将自己纯真的性情自然地流露出来,并采用绝对自由的表达方式,酣畅淋漓地抒发一己情怀,是这些散文的共同特色。张扬自我的个性,流露自己纯真的性情,郭沫若为表现自我的散文园地增添了亮丽的景色,丰富了我国现代散文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