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代文学民歌之再认识论文

　　摘要：作为新体诗的明歌虽因先天的不足，未能完成向雅诗歌的过渡，但仍取得了时代诗歌最高成就，堪与唐诗、宋词、元曲同列；其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实际是时代心理和普遍情感的物化。
　　关键词：明歌论文，新体诗论文，再认识论文
　　
　　明代文学民歌有小曲、杂曲、俗曲、时调、时曲、山歌之称谓，杂乱不一。若以成就论，堪称时代新文学，可惜至今尚未有固定、恰当的名称。冯梦龙在《叙山歌》里说，明代文学民歌是与古之国风一脉相承的“郑卫之遗”，却由于时人的轻贱，竟不得与“诗文争名”。从诗歌发展史看，先秦民歌以“国风”名，两汉魏晋以“乐府”名，明代文学民歌无诗、词、曲之格律、韵式、字数等诸多限制，是极具时代特色的自由诗，且其思想新异、口头传唱特点尤为明显、源于民间并经文人加工，已经脱离民歌的原始形态，则以明歌名之似较为更合理。
　　郑振铎《明代文学的时曲》指出，明歌“往往有最珍异的珠宝蕴藏在那里”。在《跋山歌》中又赞美道：“实在是博大精深，无施不宜的一种诗体，固以咏唱‘私情’为主……而且也只有咏歌‘私情’的篇什写得最好。”高度评价了明歌在明代文学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对其内容进行了归纳。郑氏论述引发了明歌研究中的两个深层次问题：一则明歌既然具有新体诗兴起、繁荣的全部条件，但缘何最终未能成为与诗、词、曲相颉颃的一代至文?二则明歌以情歌为基本内容，明人为何对此题材如此钟情?这两个问题，在明歌研究中鲜有论及者，本文不揣浅陋，试探讨之。
　　
　　一、关于明歌的地位问题论文
　　
　　明代文学永乐以后，传统诗歌已渐趋衰颓。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沉溺于训诂词章之中，社会弥漫着“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的颟顸风气。继前明台阁体沉闷之后，虽然诗坛仍围绕着复古与反复古的主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士人们欲对诗歌的重振进行最后的努力，但其高潮已过，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诗、词、曲从内容到形式都被罩上一抹落日的余晖。而此时，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他们对文化生活要求的不断高涨，民歌以崭新的形式、尖新的语言、大胆新颖的思想、活波自由的曲调，挣破了传统诗歌种种束缚，勃然兴起，两纪间蔚成大观，遂成为明代文学文学发展史上一重大事件。明人沈德符《野获篇》说：“自宣、正至化、治后，中原又兴[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民歌广泛的流传，已经影响到整个诗坛，一些诗人和散曲作家纷纷效仿民歌形式和通俗新鲜的语言进行创作，同时也有不少的文人开始搜罗、编辑民歌，大量刊行。从成化年间刊行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到冯梦龙选辑的《挂枝儿》《山歌》等集子，以及当时不少曲选所载相当数量的民歌看，总数已越千首，并在形式上渐趋精致，向雅诗歌方向发展。民歌数量之多，流传范围之广，参与者之众，影响力之大，是明代文学任何一种诗歌形式均无法望其项背的。
　　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已注意到新体民歌的兴起、繁盛，进行热烈的欢呼。李开先《词噱•二十七》引何景明语称赞说：“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操斛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卓人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卓氏论诗，目光如炬，从诗歌发展史的高度给民歌以充分的肯定，可谓高屋建瓴。一切都预示着诗歌将再次从现实生活、从民间焕发新生。它作为一种更加活泼自由的新体诗顺应了时代对诗歌的新要求，完全有理由走向艺术殿堂。然而，一切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发展，明歌经历了热闹与辉煌，在渐人佳境的时候，似乎猛然停滞了，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明歌缘何没有最后突破“俗”诗的临界点，实现向“雅”诗的跨越?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论文。
　　究其原因大抵有三：明代文学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恶性发展的顶峰，作为时代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全面走向反动。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承受着无比沉重的压迫和钳制，要求个性解放、放纵自我本能的呼声异常高亢，并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新体民歌一出现，这种思潮便借助其形式一下进发出来，呈汹涌澎湃之势，遂使新体民歌陷入情欲主题的漩涡而不能自拔，造成其题材过于狭窄、内容过于单薄，难以有更大的影响。此其一。这股潮流“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带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自然主义倾向，骇世惊俗，给传统文化、伦理带来猛烈的冲击，与当时整个思想界形成尖锐的冲突。官僚士大夫出于维护专制思想的本能，一般知识分子思想囿于传统的惯性，无法面对新体诗歌表现的新奇的思想而进行坚决压制和自觉不自觉的抵触，“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因此它最终没有赢得大批知识分子的加盟，在艺术上提升一个层次，进而步人大雅之堂，只能在民间淳忽消息。此其二。明代文学中叶以后，社会出现重重危机，北方后金的崛起，沿海倭寇的骚扰，内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整个社会躁动不安，人们已无暇顾及新体诗歌的发展，当社会发生重大变故时，一切都结束了，明歌遂被湮没尘封。此其三。
　　胡适《元人的曲子》无限叹惋道：“明人的小曲，也是最有文学价值的文学，不幸更没人留意到他们。”极中肯綮，点出明歌研究领域存在的误差。如果我们打破用“雅”“俗”标准去评价诗歌成就的惯势，从宏观的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明代文学民歌作为一种新的诗体，遵循了诗歌发展的一般规律，开一代文学之风，其独创精神、独创之艺前无古人，不失为时代文学的新发明，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唐诗、宋词、元曲、明歌并称论文。
　　
　　二、关于私情为主问题论文
　　
　　明歌既以情歌为主，这一主题一再被重复，从反面印证了明人情欲之缺失。深入下去会发现，此世之情非彼世之情，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明歌创作者主体是男性，而集中表现的却是女性闺闼之情、床帷之欢，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基本也是女子形象。这一突出现象出现在明代文学诗坛，虽承袭了民歌创作遗风，但更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盖明人情欲异常郁塞，情欲幻想尤重，置于歌中，以男性心理感觉女性，以女性形象作为情欲释放的载体，是一种本能的、下意识的反应。经过性别换位、情感过滤后表现出的情感，尤其大胆赤裸，无所顾忌，全然天地间至情至性做派。
　　如《南宫词纪卷六-锁南枝•汴省时曲》：“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在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女主人公的天真浪漫，俏娇可人，语言纯朴，想象新奇，既表现情人间亲密无间
　　的感情，也隐含了人性结合的冲动。
　　《吴歌•甘认》：“乞娘打子好心焦，写封情书寄在我郎标；有舍徒流、迁配、碎剐、凌迟，天大罪名阿奴自去认，教郎千万再来遭!”在主人公看来，号隋人的欢会是生命的至乐，为求得顷刻间生命的真实，哪怕付出最大的牺牲和代价。
　　《挂枝儿•欢部二卷•分离》：“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生死相依，忠贞不贰，热烈气息直扑人面论文。
　　这些诗歌里，感情汹涌炽烈，绝不是什么“女规”、“女训”、“闺范”限制下的病态呻吟。
　　在明代文学严酷的性禁锢和情压迫下，女子和男子接触的机会极少，情爱上的苦闷极其剧烈。可是，情爱是人类追求的天性，许多女，陛仍然十分执著地追求着，像从石缝中钻出的小草那样顽强地挣扎着，反抗着，留下了许多绮丽的梦想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冯梦龙在《情史•情憾类》后记中感慨的说道：“缺陷世界，可憾实繁，况男女私愿，彼亦有不可言语者矣。即令古押衙、许虞侯精灵不泯，化为氤氲大使，亦安能嘿嘿而阴洽之乎!赋情弥深，蓄憾弥广，固其宜也。”实在是真知灼见论文。
　　二是自然主义的审美情趣。历来论者对明歌以“情歌”类之，而从其内容分析，则以“情欲”二字目之当更为妥帖。许多诗歌不厌其烦地对情欲进行描写，把女性心理的各个层面、细小的变化都作了细致人微的描写。例如吴歌部分几乎完全是男女私事，笔触直露，不加掩饰，比先代艳情诗词有过之而无不及。冯梦龙编辑的《山歌》更是从女子的情、爱、欲人手，多角度、多层面、弄尽机巧地臆测、表现女子情欲之苦闷、压抑、冲动、体验。该书卷目以私情名之。如卷一标有“笑”、“看”、“骚”、“弗骚”等标题；卷二标有“瞒夫”、“捉奸”、“不孕”等标题；再如《挂枝儿》分“思、欢、想、别、隙、怨、感、咏、噱、杂”十部，详细列出妇女闺情生活、生理活动、情场风月等内容，尤其是“思部”中，“私窥”、“搂抱”、“不凑巧”、“调情”，“隙”部“醋”、“歪缠”，“噱”部的“鸨妓问答”、“无毛”、“窥婢”等篇，充满了浓重、露骨的肉欲、色欲，明显体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这也是招致一些论者斥之为格调低下、淫词滥调的原因。其中实际有一个人之本性的问题。
　　首先，封建社会赋予男性与女性以不同的社会角色。男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总是被赋予过多的社会属性，被无限制地夸大了社会功能，“修身齐家平天下”；女性作为男人的附庸，被视为非理性的群体。程朱理学更是以“存天理，灭人
　　
　　欲”的咒语从思想上对人们进行彻底的改造，将精神领域人性本能部分进行了阉割。这种文化背景根深蒂固，表诸明歌，影子般的男性形象却有着不健全的人格和明显的精神缺陷，要么迟钝、麻木、被动，要么色欲泛滥，对女性的欣赏、爱慕、追求总掺杂玩赏、狎昵的因素，从来把握不住度；占绝对地位的女性形象。情感表现又过度热烈、奔放、主动，情欲要求无比强烈，直如是她们人生的最终意义和最高理想，这背后乃是传统的、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在作祟。
　　其次，明朝在思想领域是禁欲的，人性核心内容不被认同，所谓“万恶淫为首”就是这种意念和心理的典型概括。而现实生活中娼妓制度的存在，歌楼瓦肆的畸形繁荣，一切表明纵欲被社会公开承认，甚至宣淫、狎妓是成为官僚士大夫、普通市民普遍的行为。这种十分虚伪、极为矛盾的现象，给时人造成人性上的扭曲，以丑为美，以肉欲为理想，以猥亵为欣赏，严重地污染了明歌的思想。
　　明人为社会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所累，无法找到一个宣泄情感的正常途径，时时渴望着背叛自己的理性世界，使积郁的情感得到释放。在明歌领域里，男性试图走出理性的羁绊，使精神放松，因而情感表现毫无矫饰，任性而张扬，完全没有传统诗歌那些隐晦、含蓄与贵族般的造作雅致，显得真实、贴近人情。同时礼教观念的长期熏陶，也使他们对自己理性上的叛逆行为怀有否定和罪恶感，对女性向往同时，又永远摆脱不了骨子里对女性的轻蔑与不屑，赞慕之中带有感官体验的臆想和寻求情感刺激的复杂成分。二者是造成明歌自然主义倾向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明人试图在情感的放纵中找回自我，却又把握不住度而迷失在情欲之中。
　　综上所述，明歌是用男性的心理，通过女性的视角，表现市民的情趣，体现了时代对情欲的渴求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它的崛起，使明季诗风为之一变，代表着时代文学的新成就，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