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文人集序与复古文学思潮演进论文

　　摘要：从李华到独孤及，从独孤及到梁肃，从梁肃到韩愈，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承传路径相当清晰。唐人集序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唐复古文学思潮的整个发展轨迹。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通过在集序之中的理念阐扬使得复古文学思潮得到文人士子的认同和追随，为文体文风改革拓宽空间注入活力，开创了古文写作的—个新的艺术境界。
　　关键词：文人集序论文，中唐文学论文，复古文学思潮论文
　　
　　《新唐书•文艺传序》日：“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襦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浞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对于这段评论，论者多将目光聚焦在贞元之际的韩、柳身上，而忽略了大历时期。实际上，大历时期是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一次文学观念的群体承传的过程，即文学复古思想从元结、贾至、李华、萧颖士、独孤及这代人传到了梁肃、崔元翰一代。从大历到贞元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场自发自觉的复古思潮，再发展到韩愈、柳宗元而达到顶峰，成就了我们所称之的“古文运动”。而这一思潮在同时代文人为当时编辑的文集所作的序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反应。这些集序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家为自己文集所作的序，主要体现的是其个人的文学观念；另一类是其他文人为之前文人或同时代文人文集所作的序，主要体现的是对当代文学观念和文集著者文学成就的评价。后者占据了中唐文人集序的主体部分。我们不妨由此出发，探讨中唐文学复古思潮之演进过程论文。
　　
　　一
　　
　　发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就是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当时的一批文人正当盛年，李华四十岁，萧颖士三十九岁，贾至三十八岁，元结三十七岁，独孤及三十一岁。正是应了刘长卿那句诗：“自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送李录事归襄邓》)动乱之际的四处漂泊使得他们痛定思痛，自觉地思考着如何去拯救时弊。在积极干预时政的同时，他们亦把目光定位在对当前文体文风的改革方面。而对当前文体文风的思考自然会寻根溯源，以复古来思今论文。
　　萧颖士卒于上元元年(760)，未能进入大历。但其宗经、复古的主张亦影响到了大历时期。从他现存文章来看，只有《赠韦司业书》中有所提及，即“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仆有识以来，经术之外，寡于嗜好，略不婴心，幼年方小学时，受《论语》、《尚书》，虽未能究解精微，而依说与今不异，尤是心开意适，日诵千有余言。”(《全唐文》卷三二三)，这几句话虽然没有明确地以持论的态度作为宣言，却也可以看出萧颖士宗经复古的理论趋向。李华在其所作的《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中将萧颖士的主张准确地表述出来：
　　君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然不近风雅；扬雄用意颇深；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曹植平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此外皆金相玉质，所尚或殊，不能备举。左思诗赋，有雅颂遗风；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此后蔑绝无闻焉。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以此而言，见君之述作矣。君以文体制度为己任，时人成以此评之论文。
　　从这段引述来看，萧颖士确实对“魏晋以来未尝留意”，他评价前人作品的基本标准就是宗经和风雅，在他看来文章当能倡风雅，美教化，这也是他推崇贾谊的主要原因。他的复古指的不仅仅是先秦两汉，还包括魏晋，将复古文风的重建放在了儒学思想的观照之下。在本朝文人中，独举陈子昂更是证实了他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陈子昂《修竹篇序》)的认同，萧颖士在这一点上与陈子昂一脉相承，达成了理论主张上的契合。
　　萧颖士虽然卒于大历之前，而李华却把两人的理论观念带至大历时期，并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群体。李华《祭萧颖士文》中说：“古称管鲍，今则萧李，有则必规，无文不讲。”两人在不断交流中形成共识，李华的论文主张体现在他所作《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一文中，文日：“文章本乎作者，而哀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立身扬名，有国有家，化人成俗，安危存亡，于是乎观之。宣于志者日言，饰而成之日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其宗经、重道观点相当明确，与萧颖士一样，在人世方面两人均主张立身扬名，“以名教为己任”(萧颖士《赠韦司业书》)。同时，李华又将其文体文风改革思想引入创作实践当中，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对此评曰：
　　公(李华)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歌咏；美教化，献箴谏，然后有赋颂，悬权衡以辨天下公是非，然后有议论；至若记库编录、铭鼎刻石之作，必采其行事以正褒贬，非夫子之旨不书。故风雅之旨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伦皆见于词于时文士驰鹜，飚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皇华而窥成池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论文。
　　文本于道在李华的文章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实际上，萧颖士亦曾痛贬时弊，斥当时文人“雅操大缺，内不能自强于己，外有以求誉于时”(《赠韦司业书》)，两人同心协力，发出了当时文体文风改革的最强音。
　　与萧、李同时的还有贾至、元结。贾至“与李华、萧颖士齐名。其论诗文，强调教化，，乍用，故主张以六经为依归而鄙薄诡丽浮艳之词，并认芫文行相通，故可以‘以文取士’。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一文中得以证实，文中说：‘观作者之意，得易之变，知书之达，究诗之微，极春秋之褒贬，可谓孔门之弟，洙泗遗徒。至其逸韵，扬波扇飚，慵糟啜酶……罔有不含六经之奥义，览者知其夫子之墙乎!’”虽然是评他人之作，实际上是自己的主张。元结论文，着眼点在于“救时劝俗”，其《文编序》有言：“是以所为之文，可戒可劝，可安可顺。……故所为之文，多激发者，多嗟恨者，多伤悯者。其意必欲劝之忠孝，诱以仁惠，急于公直，守其节分，如此非救时劝俗之所须者欤?”他重视文章的道德旨归与实用价值的倾向相当明确。应该说，有鉴于当时文人的道德使命感的缺失，高标以德鉴文，文必宗经，文本乎政教之用成为安史之乱后论文的共同趋向。这是有志于文者欲拯救时弊的集体性行为，他们在为同人所作的集序中互相鼓吹，将共同的复古观念阐述出来论文。
　　
　　二
　　
　　独孤及是中唐时期文体文风改革中承上启下之人物。他继承了萧颖士、李华等人的论文思想，明确地提出了文本于道、以道衡文的主张。他的文学思想在他自己所作的集序中有所体现，如《赵郡李公中集序》：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辑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拳，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驰云趋。
　　其《萧府君文章集录序》：
　　粲于歌颂，畅于事业，文之著也。君子修其词，立其诚，生以比兴弘道，殁以述作垂裕，此之谓不朽。在他看来，为文而文和过多地注重形式、技巧必然会助长颓靡之风，文若不能弘道便会速朽，而不是不朽。他的主张在他的弟子梁肃、崔元翰等人的文章中体现得较为充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文中直接转述独孤及本人的话。如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说：“初，公视肃以友，肃仰公犹师。每申之话言，必先道德而后文学。且日：‘后世虽有作者，六籍甚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唯子可与共学，当视斯文，庶乎成名。’”(《全唐文》卷五一八)其《祭独孤常州文》中也说：“尝谓肃曰：‘为学在勤，为文在经，勤则能深，经则可行，吾斯愿言，勉子有成。’又曰：‘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华而不实，君子所丑。’”(《全唐文》卷五二二)这些话语和独孤及本人文章观点颇为吻合，不外重道、宗经两点。另一类是体现在他们评论独孤及文学成就的文章中。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书》云：“阁下绍三代之文章，播六学之典训，微言高论，正词雅音，温纯深润，溥博宏丽，道德仁义，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全唐文》卷五二三)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云：“天宝中作者数人，颇节之以礼。泊公为之，于是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故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文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以上文字在突出了独孤及的重道观以外，还指出了他对古文发展的重大贡献。他的文章“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已经明显地呈现散体化倾向。所以清人赵翼在《廿二史篇记》中所说：“是愈之先，早有以古文名家者。今独孤及文集尚行于世，已变骈体为散体。其胜处，有先秦两汉之遗风，但未自开生面尔。”确为精见卓识。
　　
　　三
　　
　　独孤及在《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一文中写道：“天宝中，公(指李华)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后来，李舟《独孤常州集序》进一步做了总结，说：“先大夫曾因讲文，谓小子日：‘吾友兰陵萧茂挺，赵郡李遐叔、长乐贾幼几、洎所知河南独孤至之，皆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能探古人述作之旨”自然是宗法古人。李舟的话还透露出了一层信息，即萧颖土、李华、贾至是一个群体，而独孤及又是承其风气。独孤及的学生梁肃在《补阕李君前集序》中说：“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传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他在《独孤公行状》文中又说：“赵郡李华、扶风苏源明，并称公为词宗。尤是翰林风动，名振天下。”(《全唐文》卷五二二)大历七年(772)，贾至、元结卒。大历九年李华卒于楚州。同年，独孤及赴常州刺史任，梁肃谒见于丹阳梅里，并随即赴任，历四年，独孤及教其为文之道。大历十年，崔元翰致书独孤及，论文章与政教，献文五篇。这是一代文风承传的关键时期，独孤及一代宗师的领袖风范就在此间得以确立。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曰：“(梁肃)年十八，赵郡李遐叔、河南独孤至之始见其文，称其美，由是大名彰于海内。四方之诸侯泊使者之至郡，更遣招辟而宾礼之。”(《全唐文》卷五二三)《新唐书•独孤及传》曰：“及喜鉴拔后进，如梁肃、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皆师事之。”(《新唐书》卷一六三》)这样，文体文风改革思想遂由独孤及传至梁肃、崔元翰等人了。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卒于常州，崔祜甫为神道碑，崔祜甫、梁肃为文祭之。梁肃编其集为二十卷，李舟为序，梁肃为后序。梁肃论文直接秉承其师独孤及宗经本道观念。他在《祭独狐常州文》文中忆道：“尝谓肃曰：‘为学在勤，为文在经，勤则能深，经则可行。吾愿斯言，勉子有成。’又曰：‘文章可以假道，道德可以长保，毕而不实，君子所丑。”’在此基础上，梁肃在其《补阙李君前集序》中说：“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其《秘书监包府君集序》中说：“文章之道，与政通矣。世教之污崇，人情之薄厚，与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在《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等文中变通地提出了文章的经世功用，即罗宗强所说的“明道德仁义，立礼乐刑政”。这一批中唐文体文风改革者一生遭遇坎壤，却能以弘文道为使命，本着积极人世的心态将文体文风改革思想代代传之，确实居功甚伟。
　　梁肃之后的权德舆在《兵部郎中杨君集序》中感慨言之，曰：“白天宝以还，操文柄而爵位不称者，德舆先大夫之执日赵郡李公遐叔，河南独孤公至之，狎主时盟，为词林龟龙，止于尚书郎、二千石。属者之友安定梁肃宽中，平夷朗畅，杰迈间起；博陵崔鹏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杂。二君者，虽尝司密命，裁赞书，而终不越于谏曹、计部。《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这段话道出了韩愈的师承来源，也是我们考察中唐文体文风改革发展过程的参考依据。这样就将复古思潮连接起来了，形成一个自觉的代群承传的过程。
　　综上所述，在前面所引的一些集序中可以看出：文体文风改革能够持续发展下去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代人都认识到了选拔人才、承传观念的重要性。他们不仅重在自身，还注意赏拔人才，被赏拔者继续乃师的做法，也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前引关于李华、独孤及的材料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后来的梁肃、崔元翰也是如此。贞元八年(792)陆贽知贡举，梁肃、崔元翰等人向陆贽大力推荐韩愈、李观、欧阳詹、王涯、崔群等，成就了号称“龙虎榜”的一代才人。再后来韩愈愿为人师，屡屡属文荐才亦是这一风气的体现者。从李华到独孤及，从独孤及到梁肃，从梁肃到韩愈，文体文风改革的承传路径相当清晰。唐人集序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唐复古文学思潮的整个发展轨迹。通过在集序当中的理念阐扬使得复古文学思潮得到文人士子的认同和追随，为文体文风改革拓宽空间注入活力，拓宽了古文写作的取径视野，开创了文章写作的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参考文献：
　　[1]董诰等，全唐文[Z]北京：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