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存还是毁灭?道德理想彻底破灭之后的窦娥,同样遭遇到这一哈姆雷特式的自我拷问。与其说窦娥出于孝道而甘愿屈招受死,不如说窦娥是以孝道的名义走向了死亡。当残酷的生存困境已经剥夺了她生的希望,对道德的坚守也已经失去意义之后,死亡作为反抗生的绝望、挣脱生存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成了窦娥的一种带有自主性的人生选择。
关键词:《窦娥冤》,文化属性论文,生存困境论文,悲剧指向论文
窦娥的死亡,是《窦娥冤》文本叙述中最具心理震撼效应的事件,这也从根本上铸就了这一文本的悲剧品格。同时,我们只有通过客观地还原窦娥走向死亡之前的心路历程,才能对窦娥这一悲剧典型的悲剧内涵做出比较准确的阐释。本文认为,死亡,是窦娥的自觉选择,也是她反抗生的绝望的唯一方式。
一、窦娥的文化属性论文
痛苦和灾难,是窦娥短暂的一生始终无法挣脱的梦魇。她三岁丧母,七岁以身抵债,十七岁完婚,当年丈夫就死去。对于她来说,一切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窦娥一出场的唱词,便表达了她内心极深的痛苦:“满腹闲愁,多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仙吕•点绛唇])她心中郁闷,愁苦万分,见花堕泪,望月伤怀,“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混江龙]),生活中除了一连串不幸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与磨难,已没有任何属于她自己的欢乐可言论文。
窦娥和其他古代妇女一样,长期处于“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的桎梏下,逐渐形成了顺从忍让,自轻自贱的心理特征。她们很容易将现实苦难的根源归诸为“命定”,她们虔诚地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观。窦娥相信命运:“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油葫芦])“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遭祸尤?”([天下乐])我们看到,对命运的无奈和屈从,使得窦娥只能从宗教中去寻找精神安慰和支撑。诚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如何修来世呢?窦娥的回答是:“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天下乐])显然,遵循儒家的伦理纲常,尽孝守节,就是修来世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途径。从窦娥的心理流程及思想轨迹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儒家的伦理道德是如何与宗教联姻的。
总之,我们看到,“窦娥的感性生命及人的自然欲求,都已被儒教的理性规范及浓厚的宗教意识所代替。她立志守节,以自己的苦行苦修、性似寒冰去换取来世的幸福。这使她甚至对合乎人道的生活,对人们的自然情感,哪怕是一点点的温情,都难以接受,甚至是非常的反感、厌恶。”只有从这一深层被异化的文化心理中,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窦娥对婆婆的改嫁持那么愤激的反对态度。窦娥极端的态度充分表明,“守节”对于她来说,“已是一种可以为之献身的宗教化了的精神情感。而恰恰是这一点,让我们今天的人们痛切地感受到古代宗教伦理的“性禁锢’对妇女心灵和肉体的残害是多么深重!”
二、窦娥的生存困境论文
在追究窦娥的死因时,以往的论者多从社会批判的立场出发,认定以桃杌太守为代表的元代的腐败吏治和以张驴儿父子为代表的社会邪恶势力,是致窦娥于死地的元凶。事实上,这一看似正义的定罪宣判,与《窦娥冤》的文本叙述之间并无清晰的逻辑关联。那么,窦娥的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又该被如何解释呢?本文认为,死亡,是窦娥的自觉选择,也是她反抗生的绝望的唯一方式。
自青春守寡以后,与蔡婆相依为命的窦娥,在主体意识中已经自觉地树起了一面守贞的大旗。因为,在她的文化意识中,对于一个年轻的寡妇而言,贞操就是她余下的生命的全部,捍卫贞操,也就成了她在世的唯一价值。她要通过这种姿态,来使他人承认自己在道德上的纯洁性。但自从张驴儿父子的强行闯入到意外地走上刑场,其心理经历了由慌乱到绝望的变化论文。
起初,面对家中突然冒出的一对流氓父子,窦娥的第一反应是不知道该如何去继续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而她又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她为了说服蔡婆和自己站在一起对付张驴儿父子的威逼,只有用‘一马不鞴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封建道德标准最有说服力,因为窦娥的守节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蔡婆的亲生儿子。”可以说,窦娥正是出于对封建的妇女道德的自觉,才把自己的青春乃至在世的整个生命,当成供奉丈夫亡灵的祭品。按理来说,蔡婆对窦娥的这种道德自觉和献身精神应心存感激才对,至少在关键时刻不会由于自己的选择而把窦娥推向道德的绝境。但这样的一种看似极具情感力度的道德劝诫,对蔡婆这一个市井生存秩序中的女强人而言,却没有产生的任何的效力。蔡婆最终的屈从,使窦娥在身份问题上面临空前的尴尬,也使她在“贞”和“孝”选择上陷入到两难的困境。
张孛老的意外死亡,在窦娥的情绪反应中,起初根本就没有对可能的牢狱之灾、刑逼之苦的恐惧,相反,在她看来,这是使自己道德上摆脱两难困境的一次机遇。也正是由于如此,窦娥不仅以冷漠的旁观者姿态来看待张孛老的死亡,而且对泼皮张驴儿叫嚣着要“官休”的恐吓也不以为然。因为,在窦娥看来,张孛老的死亡既使自己得以完成向“贞女”兼“孝妇”的身份的复归,又使自己同蔡婆在道德层面上的潜在冲突得以化解。有论者已经指出,“《窦娥冤》的基本矛盾,既不在于窦娥与官府之间,也不在于窦娥与张驴儿之间,而在于窦娥与蔡婆婆之间一个要嫁一个要守的基本冲突。”其次,在相信有“清官”存在的前提下,窦娥企图通过诉诸公堂,通过辨明并惩办真凶,彻底消除张驴儿带给自己的威胁。对窦娥来说,张驴儿对自己的最大危害,不是来自人身安全方面,而是他可能终结自己做一名“贞女”、“孝妇”的道德理想,从而根本上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根基。
三、死亡——反抗绝望的唯一选择
如前所述,在后来的剧情发展中,窦娥却意外地遭遇了一场在封建时代可谓司空见惯的司法悲剧,结果是她试图通过“清官”来摆脱生存困境的梦想彻底破灭,而她本人也沦为这场悲剧的牺牲品。事实上,通过解析窦娥自张驴儿父子强行闯人到与张驴儿一起应讯于公堂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其说窦娥出于孝道而甘愿屈招受死,不如说窦娥是以孝道的名义走向了死亡。因为,假如被屈打成招并最终走向刑场的是蔡婆而非窦娥,对活着的窦娥的而言,她在人世的痛苦只能是更加的深重。因为,一方面她曾经所获得的孝妇的美名将被舆论收回(封建的孝道规定了她在这场司法悲剧中只能替婆婆受死),另一方面,恶棍张驴儿将在事实上成为她无法逃避的梦魇。既然窦娥将“贞洁”和“孝道”当成了生命的最高准则,并试图通过对“贞洁”和“孝道”的践行,来获得精神上的自我慰安,实现对苦难本身的有限遮蔽,那么,当在公堂上的窦娥意识到作为活着的代价,她必须放弃对“贞女”、“孝妇”这类美名的追求的时候(对窦娥这个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的弱女子来说,“贞女”、“孝妇”这一类封建妇女道德体系中的最高荣誉称号的获得,足可以成为对她一生苦难的补偿,也是她文化意识中所渴望得到
的表彰),尘世也就成了虚无的存在,活着也就成了禁锢灵魂的牢笼。
当决意要做一名“贞女”、“孝妇”的自我追求破灭以后,窦娥才由一架封建的妇女道德的宣教机器,回归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个真实、年轻的女性生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即当用她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体验和欲求来审视自己的人生时,她才第一次发现了自己曾经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痛苦、灾难和屈辱,既是如此的深重,又是如此的荒诞!然而,即使她已经清醒了,但作为一个孤弱无依的女子,她又如何能挣脱得了自己的这非人的处境?假如用现代的视角来解读窦娥,我们可以发现,她跟鲁迅先生所讲的那类“清醒后却发现无路可走的人”多少有些相似。
此外,从人性的层面上讲,窦娥不会也不应该只是某种理念教条的化身。她有人之为人所可能有的各种欲望,但更有欲望被封建的伦理教条长期压抑的痛苦。于是,内心痛苦无法消除,心灵无法安静。在剧本的第一折,窦娥用血泪唱出了积压在心底的沉痛。窦娥在首次亮相的结尾说道:“窦娥也,你这命好苦也呵!”这是她对灾难连绵的悲剧生命的表层感受,也是她对所处生活状态的一种情感反应。而她所唱的第一支曲《仙吕•点绛唇》有云:“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曲,怕不待和天瘦。”闲愁并非春花秋月的离情别绪,而是生命的自然欲望受阻后的情绪表白。但对自我人生历程的这些体验,都是以独白的方式传达出来的,是不使秩序干预的潜意识中的“我”的一种自怜。而现实中的她是根本没有权利言说自己的不幸的,甚至,她对不幸的默认和承受,被阐释为一种献身于封建的妇女道德的自我表白。可以想象,像窦娥这样一个在现实中被道德的鬼魂绝对支配,只能在黑暗的潜意识世界里获得片刻的人性舒展的人,对死亡,不可能只是一种纯粹的恐惧。相比于她在现实中的非人境遇,死亡。只是另一个神秘世界的符号,甚至,是自我解脱的诱惑。
四、结语
在文本叙述的表层,窦娥似乎为“理”而死(保全婆婆的性命)。事实上,通过解析并还原窦娥的心灵历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一种判断:当窦娥意识到残酷的生存困境已经在道德和现实层面剥夺了自己生存的希望之后,死亡,就成了消解痛苦、反抗绝望的唯一选择。窦娥的死亡,也反映出个体在非人的生存秩序下实现自我拯救渺茫。
参考文献:
[1]顾学颉,元人杂剧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钱华,“本一点孝道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4]王志武,关于《窦娥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叨,人文杂志,2002(4):92
[5]张维娟,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男权本质叨,戏曲艺术,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