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是一名英国文学作家，也是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他在作品中力求探索人的灵魂深处，并成功地运用了感人的艺术描写，因此，从他生前直到迄今为止，他的作品一直被世界文坛所重视。本文作者对劳伦斯的救世主情节展开了讨论，选自期刊《艺术评论》。
摘要：劳伦斯在探索领袖问题的小说中创造了一批领袖人物，他们有天生的强大个人魅力，有非凡的智慧、能力、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劳伦斯企图通过领袖的努力拯救社会，这是劳伦斯对以前想通过改善男女性关系和建立乌托邦式的“拉纳尼姆”拯救社会的否定，在理论上这是个进步，在行动上也更为积极。他把领袖当救世主，把群众当群氓，表现出他的救世主情结。他不懈的探索拯救社会的精神令人钦佩，但他的唯心史观注定这一药方也于事无补。
关键词：劳伦斯,领袖,救世主,积极意义,唯心史观
英国作家D?H?劳伦斯（1885-1930）探索领袖问题的长篇小说有《出走的男人》，又译为《阿伦的杖杆》（1922）、《袋鼠》（1923）和《羽蛇》（1926），都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此之前，他的作品主要通过揭示资本主义文明下不和谐婚姻的痛苦，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危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一方面却破坏了英格兰优美、宁静的大自然。劳伦斯说，“英国的真正悲剧在于其丑陋，乡村是那么可爱，而人造的英国却是那么丑陋不堪”。从而“宣告了田园牧歌式的、恬静优雅的农村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被打破”。与此同时，下层劳动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其生存危机表现为婚姻不和谐。农民乔治（《白孔雀》）因为穷被心爱的女友莱蒂抛弃。音乐教师西格蒙德（《逾矩的罪人》）在生活的底层挣扎，妻子的污辱、轻蔑使他不堪重负而自杀。矿工莫瑞尔（《儿子与情人》）只是家里挣钱的工具，连妻子和儿子都排斥他。《虹》更是通过布朗文家族三代人的精神史展示了英国社会的这种变化。人们被金钱奴役，人性被戕害，这“是一种文明异化的力量对生命力的扼杀”。
劳伦斯并没有止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成祸害的揭露批判，还积极探索改变英国这种状况的途径。妻子弗丽达对他说，“你正在与旧标准作斗争，正在开辟新天地”。劳伦斯在他的小说中，为拯救英国指出了两条路，一是回归大自然，他在《白孔雀》中塑造了安纳贝尔这个人物形象，他不满妻子把自己当作她的私有财产只在肉体上占有他，逃进了大森林，过着动物般地生活，成为劳伦斯笔下“自然之子”的雏形。一是改善男女性关系，他说只有“使性变得自由和健康，英国才能从目前的萎靡不振中解脱出来”。他反对男女之间的占有关系，既反对肉体上的占有，也反对精神上的占有。他在《恋爱中的妇女》中塑造了厄秀拉和伯金这对男女人物，他们经过“斗争——认同——再斗争——再认同”的不断调整，终于达到了“像太空中两颗邻近的星星，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力量达到均衡，成为一个星座”灵肉和谐的“星式均衡的理想两性关系”，实现了劳伦斯理想的性关系。“但是‘星式均衡’就能避免现代人的异化吗？两性和谐就能消除社会的罪恶吗？劳伦斯不得不在他自己提出来的难题中继续寻找难以找到的答案”。劳伦斯的“领袖问题”小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他试图通过领袖人物的努力，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文明体系之外寻找富于生命力的国家和民族，以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问题。
劳伦斯笔下的领袖人物都符合他的“领袖原则”。首先，这些领袖天生就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劳伦斯的朋友克默德认为《出走的男人》中的里立就“是个天生的领袖，听命他人的时候毫不显得卑躬屈漆，调遣别人的时候也不让人觉得他妄自尊大”。《袋鼠》中的本?库里生来具有领袖品格和人格魅力，索墨斯第一次见到就惊叹“天啊，这人好像上帝”。在《羽蛇》中，劳伦斯为了强化领袖人物的这种魅力，把卡拉斯可赋予神的完美形象。卡拉斯是墨西哥克斯卡埃多神的化身，鹰蛇一体，同时向天空和大地吸取生命力，是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他连外表也“英俊”、“灵活”、“有精神”、“性感”、能“统摄”女人的“意识”。领袖人物不但具有生来与俱的领袖魅力，他们还有非凡的学识、能力、意志。里立知识渊博，思想深刻，是一个思想和人格都极为独特的知识分子。本?库里有着过人的智慧，以非凡的才能统领遍布澳大利亚的老兵俱乐部，他立志拯救澳大利亚，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夺取政权。卡拉斯可聪明过人，具有统帅民众的领袖才能，他信念坚定，意志坚强，英勇果断。这些领袖人物为了自己的信念，顽强斗争，不怕牺牲，本?库里领导退伍老兵在一场与执政的工党的暴力冲突中英勇献身。他们对民众像导师一样关心他们，引导他们。里立把身患重病倒在街头的阿伦接到住处，倾尽全力照顾他，使他得以死里逃生。卡拉斯可更是像救世主一样向人们布道，使克斯卡埃多运动在墨西哥开展得如火如荼。
领袖人物还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必须信赖他们、支持他们、服从他们。领袖与民众的这种关系在劳伦斯领袖问题小说中，表现为领袖与追随者的关系。在《出走的男人》中，里立告诉阿伦，“在生活中有两个巨大的动力：爱与权”，而里立是否定“爱”提倡“权”的，他认为必须要有伟大的人物来领导一般大众。阿伦不但接受里立的观点，甚至认为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他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愉快。《袋鼠》中的索然斯认为，社会必须由权威人士来统治，既然总得有人掌权，就让那些无私的人、有天分和尊重权力之神圣的人来掌管权力，并认为本?库里就是这样的人。本?库里要求信徒对他无条件服从，并说领袖从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个霸主，或者叫族长、主教。索然斯觉得在领袖面前自己要做的只是奉献，奉献给这桩事业和这些人。不但普通民众要服从领袖的权威，副领袖也应如此。《羽蛇》的副领袖西比阿诺是个将军，手中掌握一支军队，是领袖卡拉斯可的得力助手。他真诚地信赖和支持卡拉斯可，从来没有想过利用手中的军队为自己谋取领袖地位。
劳伦斯探索领袖问题的长篇小说创作都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这不是偶然的。此前，虽然以《虹》和《恋爱中的妇女》为标志，劳伦斯的长篇小说创作已达巅峰，但英国的社会状况却越来越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面对欧洲陷入的灾难，他借里立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反战情绪，里立说，“要我成为那个庞大的、令人厌恶的机器（他们称作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我永远不会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英国更加百孔千疮，满目疮痍，劳伦斯极度失望和痛苦。《出走的男人》写大战结束当年的圣诞之夜矿区，没有一点节目的喜悦和战争结束后的轻松，人人都情绪异常低落。《袋鼠》的索默斯更直接说“战争打破了我对人类希望的泡沫”。劳伦斯由痛苦而愤怒，他说，“我要竭尽全力去诅咒这个国家”，“让人们都知道英国是一个可诅咒的地方，是个魔鬼的国度”，他在给岳母的信中说，“一个男人从妻子那里得到的不应是爱情，而是力量，力量，力量；斗争，斗争，斗争”，“让爱情见鬼去吧”。劳伦斯的这些表现和言论，说明他怀有强烈的反战思想，并对过去企图用改善男女性关系来拯救社会和出走逃离英国的思想的否定，以及对领袖的期待。
劳伦斯由用爱拯救世界转而靠领袖改变社会，表面上突兀，实际上二者是一脉相承的。用爱拯救世界是改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性关系；靠领袖改变社会是建立男人与男人的新型关系。“劳伦斯认为要真正过人的生活，就必须有人与人之间精神世界的和谐关系，而现代民主做不到这一点，只有领袖人物可以做到这点。他会使女人自觉地服从男人，男人自觉地服从领袖。这样，一种新的关系和秩序就会在一个国家建立起来”。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妇女》通过伯金和杰拉尔德探讨过男人与男人建立亲密友谊的可能性，但没有成功。在领袖小说中，男人与男人的关系表现为领袖与追随者的关系，如里立与阿伦、本?库里与索默斯、卡拉斯可与西比阿诺。他们之间不只是友谊，而是类似于《圣经》中大卫与约拿单那样的“血谊兄弟”，甚至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应该说通过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改良社会，接近触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正是资本主义扭曲了人性，人被异化为非“人”。建立男人之间的“血谊”关系也比改善男女性关系更可为可行和进步。但劳伦斯把领袖当救世主，视领袖与追随者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又使他陷入了唯心史观的泥坑。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争夺的一次非正义战争。劳伦斯的反战思想与他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是一致的，应该肯定。他的领袖问题小说是在否定自己过去的思想后为探索拯救英国社会开出的新药方。劳伦斯对过去思想的否定至少知道了什么是不对的、不可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进步。通过领袖人物带领民众斗争，像本?库里那样投入暴力斗争，如卡拉斯可那样不怕基督教大教主威胁而英勇战斗，至少在方法上比过去积极一些。尤其可贵的是，劳伦斯为拯救自己的祖国而不懈探索的精神，显示了他的一片赤子之心；他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更是真实可信而深刻有力。
遗憾的是，劳伦斯笔下的领袖们并不是真正的群众领袖，更不是工人阶级斗争的领袖，而是一些“救世主”。领袖应该在斗争中产生，是群众优秀代表中的杰出人物，他们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劳伦斯创造的领袖是天生的，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改造社会的，群众只不过是实现他们理想的工具，因而他蔑视群众。他借里立之口说，“我所想要的是让自己从那可怕的人堆里解脱出来，脱离人群。人群对我来说是噩梦，是无足轻重的”。这就充分暴露了劳伦斯的唯心史观。事实上劳伦斯就是把自己当作救世主，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拯救英国社会开出药方，“在《精神分析与无意识》、《无意识幻想曲》中，他用一种类似神谕的口吻说话，似乎人类相信他、追随他就会得到拯救”。事实上劳伦斯开出的这些药方对拯救英国社会和改变下层劳动群众的生存危机毫无作用。劳伦斯脱离二十世纪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斗争，无视群众的力量，另寻救世良方，只能是这种结局。劳伦斯的救世主情结使他又一次陷入困境，他很快就又否定了自己塑造的领袖和英雄。他说，“那些男人们的领袖是一个陈旧的形象”，“领袖和追随者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关系”，“毕竟这英雄的背后是好战的理想。”劳伦斯四处碰壁，无路可走，他只好又回到自己熟悉的男女性关系的创作领域。1928年写出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是一部饱受诟病的小说，也是一部长篇小说，标志他的救世主思想的破灭，他的创作也到了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