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所属栏目:社会学论文 发布日期:2011-04-28 16:57 热度:


  激励创新精神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当然需要。当今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联袂而来﹐这是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此背景之下﹐进一步激励创新精神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在更多的方面迅速接近世界的前沿﹐并继续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也需要增强创新能力。只有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我们的国家保持强劲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气节精神是天地间的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气者﹐乃正气﹑骨气﹔节者﹐为节义﹑节操。中国传统精神认为﹐人的生命包含着价值因素﹐是生命价值的载体。生命﹐只有承担了道义﹐才是可贵的。因此﹐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以气节操守为立身之本。孟子万世传颂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中华气节操守精神的经典标尺。文天祥以生命实践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树立了气节精神的丰碑。五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涌现了许多具有这样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他们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民鞠躬尽瘁﹐或刚正不阿冒死请命﹐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或血战沙场马革裹尸﹐或临危不惧舍身取义。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国魂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爱国精神是我们的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坎坷多艰﹐在不断融会众多民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爱国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无尽源泉﹐是维护和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动力。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祖国荣誉重于一切﹐爱国就是要卫国和兴国。千百年来﹐无数爱国志士的嘉行懿德广为人民所传颂。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陆游“位卑未敢忘国忧”﹔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报祖国”。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以炽热的爱国激情“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邓公年七十四﹐壮心不已﹐掀动矌古未有的改革大潮﹐打造出了一个富强的中国﹐正是因为他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样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中华民族根深叶茂﹐能够抵御任何狂风暴雨。
  弘扬爱国精神是进一步加强民族凝聚力﹐激发民气﹐促进民族复兴和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历史使命之必需。爱国﹐就是对养育和哺育自己成长的祖国和人民无比热爱的情怀和忠诚。这样的爱国情怀和忠诚是为国分忧﹐为国奉献和报效祖国的力量源泉。弘扬爱国精神就是要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增强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和斗志。
  革命精神是我们的民族外抗强暴﹐内拒奸恶的利剑。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为着追求自由和幸福﹐追寻光明和进步﹐为着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敢于斗争﹐从不畏惧﹐绝不屈服。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一次次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统治者﹐迫使他们做出调整政策的让步或是导致改朝换代﹐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改革精神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周易》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为着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促进国家的强盛﹐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殚精竭虑﹐不畏艰难﹐不顾身家性命力促变法改革者。战国时期有商鞅变法。商鞅主张便国不必法古﹐利民不循其礼。韩非力倡变革思想。他认为“世异必变”﹔“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西汉时有晁错之变法。北宋有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明代又有张居正变法。近代的“戊戌变法”更为世人所熟知。他们或是力主改革土地所有制﹐废止世袭特权﹐巩固封建统治﹔或是建言削蕃﹐加强中央集权﹔或是改革税制以缓解社会矛盾﹔或是变法以求富国强兵。无论成败﹐他们的努力顺应历史潮流﹐体现了时代精神。他们的思想或主张在当时或是后来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实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当代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总体目标的改革﹐更是一场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除旧布新的伟大创举。仅仅三十余年﹐中国面貌一新﹐走上富强之路。改革精神在神州大地从来没有这样深入人心并展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继续推进改革大业的发展理所当然地需要高举改革精神的大旗﹐这是能否把我们民族的复兴大业继续向前推进的关键。当代的中国社会脱离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还不到一百年﹐从开始逐渐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的束缚至今不过三十余年。我们需要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中﹐已经开始改革的方面需要向纵深推进﹐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改善和完善已推出的政策或举措﹐并最终以法规或法律的形式从制度上予以确立。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繁复的工作。此外﹐需要进行改革而尚未起步的方面还有很多。这是又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关头。乘成功改革之锐气﹐鼓勇而进﹐坚定不移地深化和加快改革﹐是我们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这应当是没有争议的结论。
  开放精神在中国经历了由重在政治交往的开放﹐到以有限地引入西学为目的开放﹐再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发展过程。《尚书》中提出的协和万邦的开放思想指向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对异族异域的融会。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也是一种政治交往。墨子提出“兼爱﹑非攻”﹐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汉唐以来﹐由于中国的强盛﹐统治者以中央王朝自居﹐因而其外交策略多有俯视世界的意味。例如﹐汉初陆贾提出将“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作为汉王朝的外交指导思想。此外﹐由于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也使得中国难以认识到向外国学习和与外国的经济交往的意义。丝绸之路的形成虽然对于沟通中西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它对于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发展的影响只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则更是以宣示国威为其宗旨。直到近代﹐在列强倚仗坚船利炮欺凌的压力之下﹐国人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伍。从而有冯桂芬提出“学西方﹐谋自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魏源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后有“中体西用”之倡和洋务运动之兴。中国旨在接纳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的开放意识逐渐觉醒。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和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迟滞状态的紧迫性使以开放求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邓小平以求实精神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全面开放。在新的历史时期﹐开放精神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并带来了历史性的巨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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