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的城镇发展与社区营造根植于公众参与，植根于广泛的市民家园感中，这离不开热爱家园并热衷于积极探索社区营造之路的人们所进行的不懈努力。本文试图从诸多日本社区营造案例中所展现出的国民性来建构国民意识与内发行社区营造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希望以此为鉴唤起我国民众的家园感和积极推动社区营造工作。
【关键词】：内发性社区营造、国民意识、耻感文化、危机意识、民权意识
1前言
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城镇发展在大规模的建设浪潮中几经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从现代都市的打造到传统城镇的再生，从夹缝中滋生的传统维存意识到铺天盖地的历史街区保护运动，至今逐步演化成“以居民、地方自治体为主体，以历史保护为重点的社区环境营造”[1]。诸多案例表明[2]，在日本社区再生与营造的过程中不容忽视也是起到主导作用的是民众的力量。许多热爱家园并热衷于积极探索社区营造之路的人们，以不懈的努力去倡导对家园的保护，使以往单纯的保存理念逐步发展到如何在维系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更舒适的环境，也使得公众参与与自主营造贯穿于社区发展之中。“这种根植于公众参与的社区营造过程，正表现了地方的社会活力与自我组织能力，成为日本市民社会的重要基石。”[1]
2国民意识的潜在作用力
这种由公众力量主导的社区营造具有内发性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社区营造中地方的自主发展和自我组织能力，以及发展中始终以本土资源文化维存和地方公众价值领域为出发点的公共价值观；另一方面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民众所展现出对家园维护的自觉性，以及民众参与传统街区保护和社区营造再生运动的广泛性和运动自身的彻底性。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居民对家园的一种共识，这种认识的普遍性和共识下行动的广泛性更离不开一种共同的文化根源和固有的国民意识，那么当我们抛开外部条件及客观诱因，以内在的主观意识和普遍的国民性来揭示这一普遍现象背后广泛的居民作为主导因素的成因时，便可将其归结为群体的精神与意识作用下的行为统合结果。所以，本文试图从诸多日本社区营造案例中所展现出的国民性来建构国民意识与内发行社区营造之间的必然联系，并希望以此为鉴唤起我国民众的家园感和积极推动社区营造工作。
3社区营造中的国民性表现
3.1危机意识与维存观
日本民族是一个危机意识浓重的民族，这在他们的心理特征、思想观念以及日常生活的细节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这种危机意识一方面是由于岛国的自然条件所造就的，即生存危机所造就的国民性格；另一方面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到来也带来了日本民族的生存危机，使日本人越出了藩国的狭隘意识，从而唤起了日本民族的自觉，而且西方现代文明的进入也带来日本民族的自我认识变革[3]，明治初年到1887年以西方为榜样、努力追求现代化的时期更加剧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缺失危机，而后的国粹主义、日本人优秀论与国民性反省论等几个自我认识阶段也都是围绕着该危机而展开的。并且当今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老龄化等问题也在不断加剧着日本人的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在极大程度上造就了日本人对资源和文化的维存观。从生存危机方面来看，日本面临着人口、能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日本人在社区营造过程中非常重视节能、环保等工作。从文化缺失危机方面来看，60年代以后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再生运动大都是由于地方历史风貌及文化特色遭到破坏或是经济衰败及文化缺失所引发的，大都是通过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改造利用和地方文化再挖掘的方式来实现的。函馆市的红砖建筑“函馆邮局”，曾经成为了废弃屋舍并面临着拆除的危机，在市民团体一再请愿下暂且保护了该建筑，后来被民间一个团体改造为手工艺家协同组织的栖息地，从而“联合广场”开幕，其中容纳了玻璃工作坊、木工坊、手工精品店、宝石店、设计事务所、咖啡店等功能，人们被这栋建筑的魅力所吸引，在其中做自己想做的东西，买自己想卖的东西。1988年新潟县津川町的七八位中青年商店老板由于中心商业街区面临衰退的危机，从而组成了“旧本町再生俱乐部”不断的研习和讨论并发表了《津川町文艺复兴》等计划，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掀起了地方的历史街屋保护运动。[2]
3.2耻感文化与自觉性
自古以来，“耻感意识”是日本传统伦理道德标准的重要体现，所谓“耻感文化”即“以羞耻为道德的原动力”[4]的文化，“知耻”便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日本人的耻感意识源于孔孟的儒家思想，应神天皇16年时期（公元402年）《论语》流传入日本，儒家的一部分重要思想就此东传，其后的200年间儒家思想逐渐在日本普及并深深的影响着日本人的处世哲学和道德准则，其核心思想之一的“礼义廉耻”更是广泛地融人到了日常生活中。到了近世，“义理”观念和团队意识更强化了日本人的耻感意识。这种耻感意识至今仍表现在日本人的工作、学习、言语和生活当中，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事遭到取笑或是拒绝等。
耻感文化始终体现于日本的社区发展中，固化了民众在参与社区营造工作中的自觉性，既有关乎集体也有影响个人的因素。一是家园的荣辱感，寄托了人们感情与希望的地方正展现着地方上的人们的精神面貌和自我组织能力，家园的荣辱关乎着个人的荣辱，这是耻感意识驱动下推动社区营造的强大力量。二是个人的名誉感，在家园的建设过程中，耻感意识左右的道德准则约束着民众的行为，人们都不希望个人的举动对家园带来消极的影响。同时个人的名誉感和家园的荣辱感更会使被动的保护转化为主动的营造。岐阜县古川町有着厌恶“破坏老规矩”的聚落，当地居民在每一次改建时都想营造出不会输给邻居的建筑，并且新建的建筑如果与周围环境不协调时，就会被大家指责，因此便形成一个人人都尽量不去破坏周围环境的风气。[2]
3.3民权意识与自主性
1874年1月板垣退助等人发表《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始，自此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并轰轰烈烈持续十余年。其基础力量是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地主，其主导人物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自由民权运动过程中虽充满复杂的利害关系，最终亦遭到失败，但从其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三大中心口号看，仍可说它是自下而上地要求深化政治、经济变革的民主主义运动[5]。自由民权运动属于群众性政治运动，虽未成功，但在民众心中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塑造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权意识。
民权意识可以说是草根社区参与意识的原始形态，也是奠定地方自主发展之路的意识基石，群众不仅是社区营造工作的倡导者、提议者，更是工作推进的执行者、管理者。日本的各个市町村都有由民间团体为推进社区营造工作而成立的“街屋协会”，他们不但会通过不停的研习和探讨来寻找家园建设之路，也会对社区营造进行自主规约，以免出现影响影响环境的不利因素。爱知县足助町的居民对建筑设计进行自主规约以免出现与现实环境不协调的败笔出现，并在90年代成立了官民一体的社区营造组织“足助社区营造协会”（成为了首次由行政机关人员加入的官民合作组织），形成了官民为建设魅力家园而共同努力的局面，此后制定了相关的营造规范，并且由当地居民请愿制定了“景观条例”以推广社区营造工作。[2]
3.4乡土情结与本土化
日本全国有1都、1道、2府、43县、777个市、846个町、198个村，大多市町村的人口都在10万人以下，其中有许多代表性的小城镇都在进行着丰富的社区营造工作并展现着独特的风貌。小城镇的居民在其乡土情结与本土意识方面的认识上更容易达成共识，因为小规模便于直接读取城镇在自然和历史上的许多线索，并且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较大都市更强，也更容易在社区营造工作上获得相互认同。同时，日本有着这样的习惯，许多富有乡土情结的有识之士在异地学习深造后都会重返家乡来支援家乡的建设发展，抱着使家乡更美好的热忱，他们不仅回乡输送了智力，还带着希望憧憬和一份热情。
3.5统合的群体意识与家园感
内发性的家园建设与草根社区运动根植于公众参与，植根于最广泛市民的家园精神中。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固有的危机意识下触动的家园维护意识，其发生的动力更多的来自于民权意识与根生于民族意识并强化于国家主义的爱国主义作用下的公众参与意识；在家园建设过程中民众所表现出的自觉性源于源远流长的耻感意识和群体意识，而最终使民众普遍具有家园意识并将维护家园的心情贯彻始终的强大合力来自于固有信仰和历史变革中形成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国民意识。
4结语
日本民众的家园意识可以说是被根深蒂固的国民传统意识以及现实的内外部条件所固化和进一步激发的。由于广泛市民阶层所具有的家园意识，极大的推动了日本城镇的历史街区的保护与重生，地方文化的维系与挖掘，社区活力的营造与激发，城镇的长足发展……由此可见，居民的家园感对地方发展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以日本社区故事为鉴，从相近的伦理道德溯源来看，如果我们可以更加重视本土化和自主性的地方发展，城市建设更多从公众价值领域出发，在中国唤起民众的家园意识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张松，日本的历史城镇和传统街区保护实践，小城镇建设，2003年4期
[2][日]西村幸夫著、王惠君译，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
[3]杨宁一，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历史研究，2000年3期
[4]罗国忠、先世和，日本人的耻感意识及其根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3月第23卷第2期
[5]陈秀武，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