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2010年第三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探讨了城乡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检验了各因素影响效力的城乡差异。性别角色意识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与性别差异，女性性别观念在不断现代化的同时，仍延续复归传统的趋势;影响城乡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差异的因素主要反映在夫妻相对收入比、生育子女数、女性年收入、母亲受教育4个变量上。而城镇化、市民化以及义务教育持续普及与巩固有助于缩小城乡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差异。
关键词 本科生发表论文,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城乡差异
一、问题与背景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社会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和评估指标之一。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中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男女平等被写入宪法。然而，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现实中的平等，两性社会地位的差异依然存在。就国情而言，性别平等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赖于两性在社会性别观念方面平等认知的构建。
国外多项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都更少地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①但中国并未表现出与之类似的趋势。“男女平等”在成为我国社会主流意识的同时，传统性别观念也有所回潮。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②对比显示，家庭角色分工的测量上，对“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认同率，从1990年51.1%上升为2000年71.9%、2010年的 75.1%;两性能力的判断上，“男性能力比女性强”的认同率从1990年的29.4%上升为2000年的41.0%;“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认同率从 2000年的44.0%上升到2010的58.5%。
性别角色观念对个体行为有直接的影响，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女性较观念传统的女性往往有更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③传统性别意识的回潮，女性社会角色的弱化，对男性依附性增强，使得女性在就业机会、资源分配、性别利益等方面日益边缘化， 陈芳：《从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看女性意识的传统回潮》，《兰州学刊》2008年第4期。这既弱化了女性整体社会地位，也背离了国家倡导性别平等的价值理念。因此，研究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考察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更好把握“传统性别观回潮”背后的深层原因，打破传统性别观念，实现男女两性的平等和谐发展。
当前国内学界性别意识的专题研究相对缺乏，现有研究主要通过一系列性别平等态度的判断语句来测量个体性别意识，测量焦点主要放在人们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认同上。在性别角色意识的成因、后果以及趋势的分析方面，多以质性研究为主; 咸迪咏：《性别意识及其社会作用》，《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包芳：《透视性别意识对妇女地位的影响》，《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年第6 期;杨雪燕：《西方社会性别概念及其测量的回顾与评述》，《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巢昕：《儿童性别角色认知的研究述评》，《湘潭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年第10期。也有学者利用区域性的数据，探讨了我国女性以及特定群体(如女高中生、女大学生、农村女性、高知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变化以及影响因素， 石红梅等：《女性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为例》，《人口学刊》2003年第2期;左志香：《当代女高中生的性别意识探析――对武汉市400名高中生的调查》，《青年研究》2007年第9期;徐安琪：《家庭性别角色态度：刻板化倾向的经验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陈婷婷：《中国农村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年全国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1期;孟祥斐等：《高层次女性人才的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1期。但缺乏运用具有代表性的全国调查数据对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检验的研究。此外，持续的城乡二元分割结构使中国在诸多方面均存在城乡间的群体性差异，而宏观层面的城乡差异是否会对中国女性性别角色意识产生影响却并没有受到学界关注。笔者认为，处于不同社会空间位置的群体在社会性别观念以及各自认同的性别角色规范方面有所区别，影响这些不同群体性别角色意识的要素及要素的影响力理应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利用2010年第三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这一全国综合性调查数据，一方面综合考察个体社会化历程、婚姻家庭、社会外部环境等因素对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探讨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模式，检验主要影响因素间的城乡差异，并以此为基础理解中国女性性别观念的变化。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将性别角色意识界定为男女对两性角色规范的认知。作为重要的自变量，性别角色意识对公私领域均有影响：如对家庭领域的婚姻满意度、 Amato R.， Booth A.， “Changes in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Perceived Marital Quali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0， 1995， pp.58-66.生育决策行为、 Kaufman G.，“Do Gender Role Attitudes Matter? Family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among Traditional and Egalitarian Men and Women，”Journal of Family Issue， vol.21， 2000， pp.128-134.家庭劳动分工、 Kuhhirt，“Domestic Work and 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 in West Germany，”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74， 2012， pp.186-200.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选择 Lobodzinska B.，“Women’s Employment or Return to‘Family Values’in Central-Eastern Europe，”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vol.27，1996， pp.519-544.以及政治领域的投票行为 Brooks， “Civil Rights Liberalism and the Suppression of a Republican Political Realignment in the US， 1872-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65， 2000， pp.482-505.的影响等。 对于性别角色意识的成因，学界也有多维的解读，多数研究都将其解释建立在原生家庭背景、教育、个人经历等微观层面因素的基础上。在诸多解释视角中，社会化是最有代表性的视角之一。
社会化的影响首先反映在意识观念的代际传承上。性别角色意识形塑于青少年时期并受到家庭环境影响， Vella， Francis， Gender Roles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Attitudes and Female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London：Blackwell， 1994.男女平等的氛围下成长的个体其性别角色观念更趋于现代。 Bolzendahl CI， Myers DJ，“Feminist Attitudes and Support for Gender Equality：Opinion Change in Women and Men， 1974-1998，”Social Forces， vol.83，2004， pp.759-789.家庭角色分工、父母的观念和言传身教使个体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对自身未来的性别角色形成相对固定的认知，伴随家庭中对性别刻板印象不断的强化，子女将传统性别意识内化为自身的性别角色观念。 Sutfin EL， Fulcher M， Bowles RP， Patterson CJ， “How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Parents Convey Attitudes about Gender to their Children：the Role of Gendered Environments，”Sex Roles， vol.58， 2008， pp.501-513.母亲是社会化过程中的核心角色，已有研究表明，在职的、文化程度较高的母亲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较少， Ciabattari T.，“Changes in Men’s Conservative Gender Ideologies： Cohort and Period Influences，” Gender & Society， vol.15， 2001， pp.574-591.与低文化程度的母亲或家庭主妇相比，其子女的性别观念更为“去传统化”。 Hoffman，Lois W.， “Effects of Maternal Employment in the Two-Parent Family，”American Psychologist，vol.44， 1989， pp.283-292.
个体性别角色意识还受自身教育程度的影响。现代教育对传统文化观念和习俗的冲击作用已被大量研究所证实。国外多项基于面板数据的趋势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传统性别角色意识越弱，个体越倾向两性平等的现代性角色观念。 Corrigall EA， Konrad AM，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Careers： A Longitudinal Study，”Sex Roles， vol.56， 2007， pp.847-855.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个体有更多可能接触到两性平等的价值理念，从而调适自身观念和行为模式，消除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⑦ Cassidy ML， Warren BO， “Family Employment Status and Gender Role Attitudes： a Comparison of Women and Men College Graduates，” Gender and Society， vol.10，1996， pp.312-329.在完成4年本科教育后，男女大学生的传统性别意识观念均有所减弱。 Bryant AN， “Changes in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Roles：Predicting Gender-role Traditionalism among College Students，”Sex Roles， vol.48， 2003， pp.131-142.基于上述讨论，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父母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就业状态对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认同度有削弱作用。
假设2：女性受教育年限越长，性别角色意识越现代。
就业经历和社会参与经历作为个体重要的生活体验与生命构成，与个人的成长发展关系密切，对性别意识发展同样有重要影响。对女性而言，就业和广泛的社会参与会减少其对传统性别角色态度的认同。就业与未就业女性的数据对比显示，各类女性中全职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是最强的。⑦总体而言，就业与社会参与促进了女性在信息、观念、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交流，增强女性经济独立的自信和自我能力的认知、增加女性接触性别平等观念的机会，习得如何协调家庭与工作角色间的冲突，并切实地从两性平等中获益。 Bolzendahl CI， Myers DJ，“Feminist Attitudes and Support for Gender Equality： Opinion Change in Women and Men， 1974-1998，” Social Forces， vol.83， 2004， pp.759-789.国内已有的经验研究也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孟祥斐等：《高层次女性人才的性别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福建省的调查》，《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1期。
婚姻是一项重要社会性别制度。不仅原生家庭形塑个体性别观念，婚姻亦有类似的功能。离异或单身的女性往往比已婚女性的性别观念更为平等; Moore LM， Vanneman R， “Context Matters： Effects of the Proportion of Fundamentalists on Gender Attitudes，”Social Forces， vol.82， 2003，pp.115-139.尤其是年轻女性婚后性别观念会变得传统，而年轻男子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 Fan PL， Marini MM，“Influences on Gender-role Attitud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29， 2000，pp.258-283.在因婚姻而缔结的新生家庭中，由于双方家务承担比例不同，以及夫妻双方相对资源的差异(主要是职业、经济收入、教育、户籍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夫妻权力分配的不同，给彼此带来不同的利益，并影响双方性别观念。左际平和唐盛明的研究证实，社会整体性别观念在趋于平等的同时，与其他类型家庭相比，有着明确“男外女内”分工模式的家庭，其夫妻双方性别角色意识相对更为传统。 ZuoJiping， Tang Shengming， “Breadwinner Status and Gender Ideologies of Men and Women Regarding Family Roles，”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43， 2000，pp. 29-43.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就业的经历与体验对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认同度有削弱作用。
假设4：女性社会参与程度越高，性别角色意识越现代。
假设5：在家庭权力分配中处于弱势的女性，其性别角色意识趋于传统。
性别意识是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社会外部环境同样形塑个体性别角色意识。经济发达、社会保障健全的后工业国家公众的性别角色观念较欠发达的农业国家更为现代。 Inglehart R， Norris P， Rising Tide：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众所周知，我国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长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使农村地区整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均落后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相对偏远，虽也受现代化和工业化影响，但冲击程度远弱于城市，传统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留存较多，“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父权夫权制留存较为浓厚。综上所述，农村地区居民的性别平等意识应弱于城镇居民。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6：农村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较城镇女性更趋于传统。
假设7：由于外部宏观社会环境不同，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应存在城乡差异。
三、数据与变量
1数据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该调查以14～64岁男女两性中国公民为调查对象，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香港、澳门、台湾)采取三阶段(区县、居/村委会、家庭户)不等概率(PPS)的抽样方法收集资料，95%置信度下，数据绝对误差基本控制在2%左右，样本具有较好的全国代表性。本研究选取14～64岁城乡女性为样本，样本人数为14671，其中城镇样本为7578，农村样本为7093。 研究根据被调查者现居住地而非户籍划分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
2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选取问卷中6条涉及性别角色意识的测量语句评估女性的性别观念;6条语句的Cronbach’s Alpha值为0.640(男性样本为0.613，总样本为0.626)，测量指标具有较好的信度。为方便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了简化，通过因子分析，共提取“传统性别角色意识”与“现代性别角色意识”2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59.44%，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性别角色意识”综合因子评估女性性别意识倾向， 综合因子“性别角色意识”因子值=38.466/59.443×传统性别角色意识因子值+20.977 /59.443×现代性别角色意识因子值，38.466为传统性别角色意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20.977为现代性别角色意识因子的方差贡献率，59.443为总的方差贡献率。总因子得分越高表明女性性别角色意识越现代，得分越低表明女性性别角色意识越传统。为了更直观了解不同因素对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研究将“性别角色意识”综合因子值转换成取值范围在1至100的指数， 转换公式：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研究中具体计算公式=(综合因子值+2.563)×23.178。作为分析的因变量。
(2)自变量
根据已有文献，影响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因素主要包括原生家庭背景、新生家庭的婚姻特征、个人背景特征、个体职业经历、社会参与程度等。因此，研究的自变量包括以下变量：
原生家庭背景：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父亲就业状况、母亲就业状况。“受教育年限”具体指标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1，小学=6，初中=9，高中或相当=12，大专=15，大学=16，研究生及以上=18。父母就业状况包括从未就业(参照组)、就业两类。
个人背景特征：个人受教育年限、年收入、婚姻状况。个人受教育年限同样由“受教育程度”变量推算而来。个人年收入既包括工资性收入，也包括工资以外的租赁性收入以及社会福利性收入。婚姻状况包括未婚(参照组)、已婚、离异或丧偶。
个体职业经历：职业类型、职业层级、自我能力认知。职业类型分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参照组)，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六类。职业层级主要了解调查对象就业以来是否担任过班组长、村/居民小组长及以上的领导或负责人，作为一个虚拟变量，以“否”为参照组(担任过=1)。自我能力认知主要测量调查对象对自我能力和独立性的评价，研究通过相关测量语句提取“自我能力认知”因子，因子值越高，说明自我能力评价越高。 自我能力认知是用因子分子法计算综合因子值，并将其转换为取值范围在1至100的指数。原始测量语句包括：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很少依赖他人，主要靠自己;经常觉得自己很失败。答案分为5个维度：很不符合，不太符合，说不清，比较符合，非常符合。
社会参与：分为制度内的政治参与、制度外的政治参与、非政治的社会性参与。制度内的政治参与测量指标为“近5年内是否投票选举过人大代表”，以“否”为参照组(是=1)。研究从问卷中调查对象“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等3个有关制度外政治参与行为的测量语句提取“制度外政治参与”因子， 制度外政治参与是用因子分子法计算综合因子值，并将其转换为取值范围在1至100的指数。原始测量语句包括：给所在单位/社区/村提建议;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政策建议;在网上就国家事务、社会事件等发表评论，参与讨论;主动参与捐款、无偿献血、志愿者活动等。答案分为4个维度：没有，偶尔，有时，经常。评估女性制度外的政治参与频率，得分越高说明女性制度外的政治参与越广泛。非政治的社会性参与用社会民间组织的种类来衡量。问卷询问被调查者是否加入专业/行业组织、联谊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社区管理/活动组织、民间自助/互助组织。变量取值从0到5，取值为0说明个体没有加入任何社会民间组织，社会参与度极低，取值为5意味着个体有着广泛的社会参与度。 新生家庭的婚姻特征：丈夫受教育年限、夫妻权力分配(妻权、夫权、夫妻平权，以妻权为参照组)、夫妻相对资源的差异、家庭子女数。夫妻相对资源的差异从夫妻相对收入、夫妻相对教育程度、夫妻相对就业状态三方面测量。夫妻相对收入用“丈夫年收入/(妻子年收入+丈夫年收入)”测量，取值从0到1，取值越大，说明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越大。夫妻相对教育程度用丈夫受教育年限减去妻子受教育年限，差值为0表明夫妻受教育水平相同(参照组)，差值为正表明丈夫受教育水平高于妻子，差值为负表明妻子受教育水平高于丈夫。夫妻相对就业状态分为夫妻皆无工作(参照组)，丈夫就业、妻子无工作，妻子就业、丈夫无工作，夫妻皆就业四类。
(3)控制变量
分析过程中，在参考已有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年龄、年龄平方、地区、居住地作为控制变量。
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参照组)。 东部地区：京津沪+东部8省(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8省：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部地区12省区市：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居住地：研究主要目的之一是考察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因此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变量。在分析模型中，居住地是一个虚拟变量，以农村为参照组(城镇=1)。现代社会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大量农民工留居城市，其中小部分人获得城市户口，大多数仍保留农村户籍，此外农村学生考上大学后多数也留在城市并获得城镇户口，同时也有少部分城镇户口居民上山下乡到农村居住，甚至非转农为农村户籍。这部分流动人口的性别观念极有可能夹杂着来自于出身地背景以及居住地环境的双重影响。因此为了准确评估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的影响效力是否城乡有别，不能仅考虑被访者的现居住地，还要考虑调查对象是否发生过城乡间的流动、是否有过户籍身份的转换。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询问了调查者的出身地以及是否经历了户籍身份的转换。为减少不确定因素对研究造成的影响，研究仅保留了现居农村且户口一直在农村的调查对象，以及现居城市且户口一直在城市的调查对象，剔除了有过城乡流动和户籍转换的人群，以准确测量城乡因素的影响。
四、分析结果
1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描述性分析
表1反映了城乡男女在6条测量语句上以及性别角色意识因子的平均得分。虽然本文并不针对男性性别角色意识做回归分析，但也有必要通过全国样本说明我国城乡男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基本情况，并通过与女性数据的对比，了解我国居民性别意识的现状。
表1中，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因子得分均值达到59.41分，我国女性性别观念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城乡数据的对比显示，无论男女，城镇样本的均值均高于农村居民，城镇人口的性别角色观念较农村人口更为现代，假设6得到证实。城镇女性性别平等意识强于农村女性，城镇女性更具现代性性别意识。
表1 性别对比显示，女性性别角色意识更现代。一方面男性对“男外女内”分工模式表现出较女性更高的认同度，主张男性承担更多家庭经济责任、女性承担更多家务职责;另一方面在生存竞争压力下，女性表现出主动回归家庭的趋势，婚嫁观念较男性更趋向传统。在“男人也应该主动承担家务”，“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两条语句上，男女两性的均分都较高，而且城乡女性的得分均高于城乡男性，传统的家务劳动分工模式以及“男强女弱”的两性能力认知模式已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在现实婚姻家庭与事业的选择中，丈夫与妻子的发展孰轻孰重，究竟是干得好重要还是嫁得好重要，在相关两条语句的得分上，城乡女性的均值分别低于城乡男性，女性比男性更看重男方的发展。虽然女性能力获得认可，但女性还是倾向把自己放在家庭配角位置上，表现出对男性的依附性。当然这也可能是人们面对外部社会环境，在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下所做的理性选择。面对经济环境的波动和福利保障的减少，面对市场竞争所带来的个人和家庭风险的不确定性，男性在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同时，相对更期望与另一半共同抵御家庭可能面临的风险，而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在加上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女性职场竞争难度的加大，女性相对倾向退回家庭。
2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因素
表2是以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因子为因变量的OLS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该模型用于估计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净效应。
表2 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OLS模型
注：a参照组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p<0.001;**p<0.01;*p<0.05;△p<0.1，下同;婚姻变量以未婚为参照类，生成2个虚拟变量：已婚、离异或丧偶，两虚拟变量在模型中为常量或具有缺失的相关系数，因此变量在分析中已被自动剔除。
模型1表明，就总体女性样本而言，原生家庭背景中，父母受教育年限以及是否就业均未对女性性别观念产生显著影响，假设1未得到证实。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则能有效降低女性对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认同度，文化程度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假设2得到证实。个人职业经历中，曾经担任过领导人或负责人、有着积极正面的自我能力认知的女性，性别角色意识更为“去传统化”;与参照类相比，其他职业的女性人群均表现出更为现代的性别角色意识，假设3得到证实，就业的经历与体验对女性传统性别角色意识的认同度有削弱作用。在诸多社会化因素中，女性性别角色观念更多受后天的自致性因素影响，原生家庭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并未如国外数据中表现的那般显著。此外，广泛的社会参与同样能提升女性对现代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度，表2中，除“制度外政治参与”外，制度内政治参与行为以及广泛的社会民间组织参与均对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得分有正向影响，假设4得到大部分证实。夫妻相对资源里面，丈夫收入占夫妻收入比重越高，女性性别观念越趋传统，夫妻相对教育程度和相对就业状态的差异则不会影响到女性性别观念。夫妻相对资源差异影响到家庭中夫妻的权力分配。以妻权式权力分配模式为参照组，夫权模式的家庭中女性性别角色意识传统化倾向更严重，而夫妻平权式的权力分配模式则有效提升女性性别观念现代化程度，假设5得以证实，在家庭权力分配中处于弱势的女性，其性别角色意识趋于传统。 控制变量中，年龄变量的一次项与二次项检验均显著，一次项系数与二次项系数的符号和大小表明，年龄对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影响呈正U型。在14～64岁的女性群体中，年龄对性别角色意识得分的效应随年龄的增长而先减少后增大，拐点出现在54.43岁。与西部地区女性相比，东、中部地区女性的性别观念更传统化。城镇地区女性性别角色意识较农村女性更现代，假设6再次得到证实。
3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
表2模型2和模型3的对比显示，个人背景、职业经历、社会参与、新生家庭婚姻特征以及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在城镇与农村地区基本一致，城乡样本的回归系数虽略有不同，但除去家庭子女数和夫妻相对收入两变量外，其他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均不显著，假设7获得小部分的证实。
模型2和模型3中，受教育年限，职业类型中的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职业层级，自我能力认知，是否投票选举过人大代表，参与社会民间组织的种类，夫妻相对收入，夫权制家庭权力分配模式，年龄及其平方值，地域等12个变量在城乡样本中均表现出显著作用，且影响方向一致。
父亲受教育年限，职业类型中的各类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夫妻平权的家庭权力分配模式只对城镇样本作用显著。城镇女性中，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性别角色意识越现代;家庭中采取平权式权力分配模式，担任负责人或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其性别角色意识的得分也越高;上述因素对城镇女性传统性别意识的生成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在农村样本中，平权式家庭权力分配模式则无助于女性现代性别观念的生成。
年收入(百元)和家庭子女数则只对农村女性有显著影响。模型3显示，对农村女性而言，收入的提高对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培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多生育行为对农村样本具有抑制作用。
模型2与模型3城乡差异的分析数据显示，母亲受教育年限、年收入(百元)、夫妻相对收入、家庭子女数4个变量对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其中母亲受教育年限、年收入(百元)和家庭子女数的影响方向在城乡样本表现的不一致。为详细了解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模式，研究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城乡与上述4个变量(母亲受教育年限、年收入、夫妻相对收入、家庭子女数)的交互项，分别估计城乡与4个城乡差异性变量间的交互效应(见表 3)。
模型4估计了夫妻相对收入与城乡的交互效应。模型4中，城乡变量的主效应为5.404，表明控制其他变量后，在丈夫对家庭没有经济贡献的家庭中，城镇女性性别意识得分较农村女性高5.404。夫妻相对收入变量的主效应为-3.026，说明丈夫收入比重的增加对农村女性现代性性别观念有抑制作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丈夫收入比重增加1个单位，农村女性性别观念得分下降3.026。夫妻相对收入与城乡交互项的系数为-4989，表明夫妻相对收入比对城镇女性影响力大于农村女性，控制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丈夫收入占夫妻收入比重每提高1个单位，城镇女性性别观念得分下降8.015，农村样本只下降3.026，城镇女性的降低幅度大于农村女性。总体而言，妻子收入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越大(丈夫收入占夫妻收入比重越小)，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越大。
表3 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城乡差异性影响因素的交互效应
注：表3仅列出了低次项以及高次项(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模型5对家庭子女数与城乡的交互效应进行了测量。模型5中，城乡变量的主效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0900)，说明控制其他变量后，在无子女女性中，女性性别角色意识不存在显著城乡差异。家庭子女数变量的主效应为-0.742，意味着每多生1个小孩，农村女性的性别观念得分降低0.742，生育行为对农村女性现代性性别观念有较强抑制作用。家庭子女数与城乡的交互项系数为1.194，说明子女数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生育行为对农村女性具有更强的作用，且城乡作用方向相反，控制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每多生1个小孩，城镇女性的性别观念得分增加0.452。模型5结果表明，生育子女越多，城乡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差异越大。
模型6测量了女性年收入与城乡变量的交互效应。在无交互项的模型1中，女性年收入未对其性别观念产生显著影响，但加入交互项后，年收入与交互项的作用均变得显著。具体说来，城乡变量的主效应达3162，意味着在没有收入的女性中，其他因素被控制后，城镇样本比农村样本的性别角色意识得分高3162，城镇女性性别观念更现代。年收入(百元)的主效应为0004，这意味着控制其他变量后，农村女性收入每增加1千元，其性别角色意识得分增加0.04分。女性年收入与城乡的交互项系数为-0005，说明收入对农村女性的影响力大于城镇女性，控制其他变量后，年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城镇女性性别意识得分甚至降低001。总体而言，年收入越低，城乡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差异越大。
模型7对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城乡间的交互效应予以评估。在无交互项的模型1中，母亲文化程度虽未对女性性别观念产生显著影响，但加入交互项后显示，该因素的影响力仍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数据显示，城乡变量的主效应为3.950，说明控制其他因素后，在母亲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中，城镇人口比农村人口的性别意识得分高3.950分。母亲受教育年限的主效应为0.114(无统计显著性)，意味着控制其他因素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女性性别角色意识没有显著作用。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城乡的交互项系数为 -0.271，系数为负值，母亲文化程度对城镇女性性别观念的作用大于农村女性且影响方向相反，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母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城镇样本性别意识得分降低0.157，农村样本增加0.114。模型7结果表明，母亲受教育年限越短，城乡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差异越大。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2010年第三次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探讨了个体社会化历程、婚姻家庭、社会外部环境等因素对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影响，分析了影响因素效应力的城乡差异。数据分析结果支持了大部分的研究假设。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总体而言，女性性别观念现代化的同时，仍延续复归传统的趋势，性别角色的认知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城乡差异，并且性别差异要小于城乡差异。女性性别角色意识比男性更现代，城市男女的性别平等意识强于农村男女，城镇男女间或农村男女间的差异远不如城乡女性间或城乡男性间的差异大。女性认知与行为选择不一致，虽然现代妇女对自身能力给予认可，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在现实空间中，传统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和性别意识依旧在深层面影响着现代妇女的行为选择。当面对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多重压力时，部分女性选择回归家庭，希望男性承担家庭经济责任，以丈夫的发展为优先。我国政府虽然在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但真正实现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2女性性别角色意识主要受个人文化资本、职业与社会参与经历、自我能力评价、家庭夫妻权力分配方式、夫妻相对收入差异、子女数等因素影响。与已有学者女性性别意识影响因素研究结论不同，数据中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就业状况等先赋性家庭背景因素并未产生显著性影响，尤其是来自母亲的作用并未如预期的那般显著。对这一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应持审慎的态度。研究认为部分原因来自于测量指标操作化的不完全。父母的教育背景和就业状态对子女性别角色意识形成的影响是间接而非直接的。原生家庭背景方面，子女性别观念的形成多来自于父母言传身教，如父母养育方式，父母日常互动沟通方式，家庭权力分配方式和家务分工模式等，上述因素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状态有直接的联系，但问卷中并未有相关题项予以测量，模型中家庭背景因素测量的不完全极有可能导致先赋性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力缺失。
3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在诸多影响因素中，除家庭子女数和夫妻相对收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方向在城乡地区基本一致，且城乡差异不显著。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主要反映在夫妻相对收入、家庭子女数、年收入(百元)、母亲受教育年限4个变量上。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模式表现为：(1)年收入和家庭子女数对农村女性影响力更强，母亲受教育年限和夫妻相对收入在城镇女性中作用更大;(2)妻子收入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越大，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越大;(3)生育子女越多，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越大;(4)年收入越低，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越大;(5)母亲受教育年限越短，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城乡差异越大。
实质上，女性性别角色意识及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都能从城乡间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中找到合理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农村地区整体现代化和工业化程度不足，经济产业仍以农业为主，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的保留相对完整，夫权与父权制的留存导致农村生育意愿较高，多子女则导致家庭教育资源被稀释，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低于城市，接受现代教育又是影响个体现代性获得的重要因素，农村女性整体较低的文化水平使其对传统文化规范认同度较高，现代性不足，农村产业结构特点使得农村女性集中在低收入的农业及相关产业。与城镇女性相比，样本中农村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6年，近7成(699%)有多个子女，766%的农村女性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特征导致其经济收入偏低，对家庭经济贡献低于配偶，家庭夫妻权力分配以男性为主导，农村地区第三方组织发育不完善又使得农村女性社会拓展性参与不足，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导致农村女性性别角色意识较城镇女性趋向传统。
依据分析结果，研究推论认为，长远来看，持续的城镇化所带来的非农产业人口比例的增加，市民化进程所带来的城镇人口比例的提高，公民社会的培育所带来的公众社会参与性的提升，适度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所带来的子女数量的减少，九年义务教育的巩固所带来的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所带来的公众整体文化程度的提升，这些都将有力推动女性性别角色意识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