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颠倒”这一认知性装置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批评家柄谷行人先生在《风景之发现》里提出的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文学概念。由此切入不仅能从根本上批判日本现代文学中的起源问题，与民族主义和现代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且解构了日本现代文学的“神话”。可以说它是深入解读这一内容的一把钥匙，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日本现代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另一番风貌，引人深思。
关键词：文学论文范文,柄谷行人,起源,现代性,文学
一、何为“装置”
《风景之发现》是柄谷行人的文艺随笔《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第一篇，也是其关键性的一个章节。该书分析的核心并不在于对西方现代性如何“接受”或如何“抗拒”的惯常思路上，事实上接受也好，抗拒也罢，都是作为现代性的影响而存在的，并不能解释起源问题。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而读懂了他通过“颠倒”装置对“风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后面诸如“内面”、“自白”、“病态”“儿童”以及“叙述方法”等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它不仅改变了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欧美对日本文学的研究情况。
为了更好地阐释这一装置，有必要先简要的介绍下这一“装置”被发现的历史背景。作者在中文版序言里说“我写此书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后来才注意到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文学’正在走向末路，换句话说，“赋予文学以深刻意义的时代就要过去了。”当柄谷先生将这“颠倒”装置引入自己的批判视野，实际意味着他不仅揭开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这一层神秘的面纱，更意味着他发现了现代文学“内”、“外”颠倒这一装置下的事实，包括发现文学的起源不过是19世纪后期的事，以及现代文学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之间共生性的关系等一系列衍生性问题。
具体分析来，我以为这一“颠倒”装置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阐释日本现代文学的“内”、“外”颠倒。在对“风景”的描写中，“风景”似乎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之物，它独立于“内在自我”这一主体，是这一主体看到的外在之物。“如果将此称为写实主义，这写实主义实在是产生于浪漫派式的颠倒之中。”我们都知道说浪漫主义产生于主体内部是很容易令人理解认同的，它是人主观意识与情感的外化，但要说对“风景”的描写的写实主义其实也是产生于主体内部就易于让人怀疑否定。所以关键是“看到风景”，因为所谓的 “风景”其实一直存在，而何时被主体看到，为什么是这样的主体看到这样的“风景”以及看到这样“风景”的主体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才是柄谷行人要探究的问题。
现代文学与此前的比如江户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的“主体”(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建立起来的“国民主体”)得到确立并在文学中得到彰显甚至“主体膨胀”。而它这一“主体性”的诞生是以“自白”的方式在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并逐渐在现代文字中占据核心地位。而正是由于这一“主体”的诞生，才同时有了“风景”的发现，有了现代文学的发生。比如“风景”的崇高本不是存在于客观对象上的，可是人们忘记了或者说不知道它的起源，将这有“主体性”衍生出来的崇高感直接视为“风景”本身了。在这里，“颠倒”的装置是考察现代文学起源的分析方法，现代文学发展到后来遮蔽了它自身的起源，使身在其中的人忘记了其起源，以为它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于是现代文学中一系列不证自明的普世性观念就是在这样的“颠倒”中建立起来了。在这个思路中，在文学之内讨论 “文学”似乎成了无可避免的困境。而“内面”、“儿童”、“自白”、“病的隐喻”等的出现，也是同“风景之发现”是一致的逻辑与道理。所以我们要从“起源处”对其重新清理与解构，将被颠倒的文学观念再颠倒过来。
二、“装置”及其发生
上文已略提到这一“主体”的诞生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立是一致的。众所周知，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而进行了一场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即明治维新。自此，日本的近代化历程开始起航，并随之“脱亚入欧”，这是日本意义上的“近代”。
伴随着议会制、法制、教育、征兵制度等一系列现代制度的确立，日本的现代文学约成形于19世纪90年代的“文言一致”运动。“文言一致”运动其实并非人们一般所理解只是书面语与口语的统一，它是一种全新的文体、全新的语言制度和认识范型的创出，表达着现代日本人的情感心理和精神向度，即日本的现代文学体制。但这个现代文学一经确立起来，其“起源”便很快被人们忘却了，忘却的结果就是使人们相信其中的基本观念诸如理性、主体、个性自我、内在精神、写实主义等等自古有之，不证自明。以此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性精英文化与民族国家一起诞生。而这正是推动民族主义的兴起，构筑民族国家体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或者直白地说它就是国家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又常表现出一副“反政治”的姿态。那么，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会引起这种以文学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的衰落，因为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就意味着以独占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转型。那么与此制度为一体的文学失去昔日的辉煌也就在所难免。在他看来，只有打破文学对于“内在自我”的迷恋，打破文学“与世隔绝”的特质，才能够重建文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联，让文学介入现实。重新找到文学进入历史现实的方式。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民族国家问题与现代性问题获得了一种有效的勾连。
而这一“主体”的诞生，并不是先验性的存在，它等同于日本明治维新后被逐步建构起来的“国民主体”。现代文学里的主体具有很强的内面性，但这个主体不过是所谓的现代国民，而国民正是被现代体制生产建构出来的。“在此建构过程中，充斥着国家，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力量的介入，也正是这种种力量的介入，才构成了某种生产性的‘装置’。这一“装置”生产并建构了个人的主体或主体性，同时也相应的生产并建构了主体的叙述之物”可以说正是这一“国民主体”的产生，将个性觉醒和内在主体性的确立使人们以全新的认识范式将自我投影到客观风景中。至此，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内”与“外”的关系得到了比较清晰的阐释，从而揭示出“颠倒”之所在。 三、对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启示
而具体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可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概念，它强有力地激活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而且渗透进了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中，改变了人们文学观念。
“纯文学”主张“回到文学本身”，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公共领域，从而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而这一文学观念之所以得到确立认同，是有着深刻而特殊的历史背景，很具发生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它是对1942年尤其是“文革”以来形成的僵化的文学范式和“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文学观念的巨大反拨与颠覆，从而获得一种强烈的革新意义和释放空间。正是在“纯文学”这一文学概念的支持下，各种文学流派和叙述行为相继风起云涌，为文学创作开拓了一个广阔而自由的艺术空间，尤其是“先锋文学”提倡的“形式即内容”的美学观念和由此进行的创作实践。它代表了知识分子要求自由独立的言说、对极左政治的拒绝与反抗，要求公共领域的扩大与开放等的权利。可以说在“纯文学”刚刚兴起时，它实际上是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自身所具有的革新意义和反拨力被逐步消解，渐失先锋的锐气，开始呈现出一种收敛的保守之态，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纯文学”开始脱离自身所产生的历史语境，甚至走向自身的反面，沦为一种去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主张。“私人写作”、“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文学现象都与此相关。
“纯文学”写作之所以较快的速度从发生，发展走向衰落，当然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其它文艺思潮的冲击有关，当下文坛依然充斥着各种坚守“纯文学”写作的人，从常态下看，多是所谓的“回归文学自身”的写作。“絮语”、“私语”、“自白”等文学形式是其中的表现形式。不是说这类写作不好，而是这类写作其实已经是进入了一个文学的误区。首先，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文学与政治息息相关，看“纯文学”的发生就知道了。其次，我们应该将“纯文学”发在一个大的发生现场和历史发展脉络里，跳出来看，而不是身在其中，坚信它的不证自明性。就像“颠倒”装置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我们如今的人性与对人性的认识也是有着一个逐渐被建构的历史过程的，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看不到这一被不断被建构起来的“主体性”，我们以为它就是本质化的人性，从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会判断出“文革”文学等文学中对“人性”、人物形象的丰富与深刻性、性格刻画等严加指责，认为其单调肤浅，僵化等问题。
但问题也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把“纯文学”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学发生现场和历史发展脉络里，比如追溯到“新文学”的发生。我们就会看到一幕更错综复杂的文学图景。“新文学”的发生本就与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革命具有同构关系。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新文学”始终被或远或近的绑定在追求“一个独立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辆马车上，而到“文革”期间，“文学服务于政治”发挥到极限，80年代李泽厚提出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一批评视野，“纯文学”最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就不得不让人困惑忧虑后重新思考当下写作的更好方向与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上海：三联书店，2003.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3]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上海：三联书店，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