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体空间形态历史变迁及其动因

　　提要：本文从区域整体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从秦至鸦片战争前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体空间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归纳出这一地区城镇群体空间形态的历史特征，并挖掘其背后形成的深层原因。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区域城镇发展的特殊性：其形成是长时间历史积累的结果，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地理条件和帝国的政策有关。
　　关键词：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体、城镇空间形态、历史特征
　　
　　当今城市的发展态势，正朝着区域城镇化和城镇区域化的方向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正是当代中国城镇空间发展群体化的典型地区，其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相对于具体的建筑和单个的城镇空间，城镇群体形态具有更为稳定的结构，是各种非空间要素在历史的进程中积聚、交织并且互相更替而产生的空间反映，时间跨度累积的渐进性是其特性之一。对具有悠久历史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体历史演进过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该地区现实及未来问题的探索。
　　1城镇的历史演变进程及群体形态特点
　　1.1城镇历史演变进程
　　珠江三角洲城镇的历史从2800多年前的周代开始，广州开始作为一个城市存在[1]。从秦汉起，广州就成为中国十大城市之一，长期以来是南方最大的贸易港。但是，珠江三角洲的广大地区却城镇凋零，主要的城市只有作为次级的行政中心和贸易中心的肇庆和惠州。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区域的细分，小城镇出现并逐步增加，但是比起中原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仍可说是十分荒芜（图1）。
　　
　　
　　图1珠江三角洲唐代城镇分布[2]
　　资料来源：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整理
　　
　　明清是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的繁盛期。民间的海上贸易兴起，而珠江三角洲又是外贸兴盛的地区，因此，大量沿海港口贸易市镇兴起,其数量远远大于中国其它地区（表1）。另外商业活动的兴旺以及手工业的兴起也带动了珠江三角洲工商业城镇和墟市的发展。据统计，明嘉靖年间珠江三角洲的墟市共有106个[3]，此后，其数量还一直在不断地增加。
　　表1清前期我国沿海港口贸易市镇统计
　　地区 广东 福建 浙江 江苏 北方
　　市镇数 67 20 15 22 8
　　资料来源：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4]
　　
　　图2清代珠江三角洲城镇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5]整理
　　
　　1.2城镇群体空间关系从弱联系到统一整体的演变
　　元以前的城镇，层次简单，只有城和镇两种类型。而这些城镇也仅为商品交换地，相互之间联系弱，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构不成等级关系，也没有性质和规模方面的从属关系。从城乡关系上看，尚处于一种弱联系的二元状态，城乡间因消费需求而发生的联系与全国性、世界性的物资调配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这是一个区内弱联系的城镇网络，但区域与区外全国性、世界性的开发联系却十分强烈，从而形成了城市无不繁荣，乡村却难觅繁华的景观。
　　到了明清，珠江三角洲绝大多数城镇的联系网络纵横交错，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起到了全国经济网络中心的组织作用。商品经济使得城乡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密切程度，城市与乡村被统一在一个整体的经济循环体系中，除了广泛的城镇之间的分工，还出现了城乡之间的分工协作。城乡人员的流动也相对自由。可以说，珠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区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大城市与市镇构成区域经济的立体网络，城乡之间逐渐结成区域性的整体。
　　
　　1.3高首位度的城镇规模分布特点
　　清代末期，鸦片战争以前，是封建主义时期中国城镇体系最完整的时候，以之为代表，可以分析在传统社会经济条件下城镇发育成熟的规模分布规律。
　　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曾对1843年中国十几个区域的人口为1000以上的中心地的等级与规模关系做了分析。这里摘录其中有不同特色的的四个区域进行比较：华北、长江下游、云贵和岭南（图7）。
　　
　　
　　图7清代中国四个地区的城镇规模分布分析图
　　资料来源：施坚雅（G.WILLIAMSKINNER）《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7]
　　
　　在规模分布分析图上，大城市显示斜率大的分布的区域，表明人口高度集中在区域最大中心地，相反的，斜率小的分布的区域，表明该区没有一个统领全区的中心，是相对分散的中心地体系。从图可见，有两个鲜明的首位例证，就是岭南和华北。它们也是施坚雅分析的所有区域中仅有的两个首位例证。如果把最大城市的人口同次于它的九个最大城市的人口的总和之比作为首位指数，那么岭南广州的指数为1．02，首都北京在华北的指数也只为0．86[7]。岭南七个最大的城市，有五个属于珠江三角洲，可见，珠江三角洲的五大城市首位度应该比岭南更高。这说明，珠江三角洲人口高度集中在城市里，尤其是高度集中在广州；古代广州在珠江三角洲中取得远远超越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地位。
　　2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体空间形态形成的主要成因分析
　　2.1外向型商品经济是导致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体强首位度空间规模分布的主要因素。
　　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广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贸港市，具体表现在：
　　（1）广州是中国开港最早的港市。广州同南洋诸国的贸易，起码开始于公元前220年以前，到现在已经2200多年了。
　　（2）广州是千年以来中国唯一一个一直持续兴旺不衰的港市。唐、宋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额已逐渐居国内各港之首，并且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在北宋年间，广州一港关税收入要占全国的九成。明代和清代，广州都有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并保持不断发展的势头。在2000年的历史中，广州居于全国第一大港的地位，只有两次被其它港市取代过[3]。第一次是南宋到元约一百年，由于南宋迁都杭州，给泉州港带来繁荣，而超过了广州。元末后，泉州逐步衰落。第二次是鸦片战争后，上海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港。
　　广州这种外贸港市的地位使其获得了极高的首位度。从表面看来，首位表明过份集中，意味着地区服务特别集中，或主要城市起了一种超出它的地区腹地的作用。首位分布的形成都和某一方面规模门槛相联系。如作为一个国家中心的帝国首都北京，1843年为止在地区中所占的首位，在民政和军政方面对整个帝国来说它起到中心职能的作用。它的影响腹地是整个中国，而不仅仅是华北。
　　而地区城市体系的首位分布特点，很多同地区对外贸易有密切联系。“当一个地区的最大城市异乎寻常地大的时候，它们那种过分的集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于相对地进行大量地区对外贸易”(施坚雅)[7]。广州可以说是这个论点的典型例证。差不多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的广州，其所起的影响作用远超出了岭南地区。因而就该地区的城市体系而言，它的人口和集中程度相应地是过高的。
　　
　　2.2封建中国的政策因素和广州的地理因素是广州能够长期保持中国第一大港的地位，并长时间获得对外贸易垄断地位的主要影响因素。
　　1.广州能取得中国第一大港的地位，首先是由帝国的对外政策决定的。封建中国一直以来都以泱泱大国自居，认为天朝地大物博，对外向性的商业交流并不积极。到了明清两代，由于倭寇侵扰和清政府防止郑成功的反攻，前后实行了三百年的海禁。当时的珠江三角洲是作为中国的边缘地而存在的,虽然在政权上归属中央帝国，但在其它方面来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正是因为广州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军事地位较低，因此得以作为唯一的对外窗口继续发展。可以说，广州成为垄断性外贸港口，受到政治性因素的影响是大于经济因素的。
　　2.广州所处区位有利于对外贸易。我国古代的对外贸易只能依靠海运，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海运航线是经南海到印度洋。广州位于南方的地理位置，更接近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各个港口。
　　3.港口和航道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从唐代地图可以看出，在古中国，广州就位于珠江口（图1），既是河口港，也是海口港。广州港及其航道具有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浅的优良自然条件，建港以来，无论是内港还是外港，都没有发生过淤港或者航线改道的情况。相反的，有的港市，如泉州，淤港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4.具备方便的交通条件。广州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综合型的交通枢纽。对内，可以以珠江为纽带，连接包括广东省以及湘、桂、赣和云、贵、川各省区部分地区的辽阔腹地；对外，以南海作走廊，直通欧、亚、非三大洲。除了海河联运外，广州还可以在沿海同内陆之间实行水陆联运。这使得其它非综合型的港口货物也逐步转至广州港。
　　从以上这些分析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各种优势，无论是在以前还是今后。但是，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重心从南海、印度洋方向向太平洋方向转移，以及原有政治影响因素的消失，珠江三角洲外贸的垄断地位将较难再现。这也是现在长三角竞争力日益增强的原因。
　　
　　2.3官贸性质的商品经济是广州未能带动珠三角发展的原因。
　　根据核心边缘理论，一个强大的核心会对周围产生扩散影响，为什么广州这个核心在明之前并没有带动珠三角发展，明后，珠三角的城镇群又依靠什么发展起来呢？
　　这种状况的产生也与外向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商品经济在当时帝国政策的影响下分为两种：官贸性质的与民间性质的商品经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给珠三角城镇带来了不同的发展状态。
　　封建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古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中央政权服务的。当时的物资交流，从地域上看，是以南北走向，连接到区域之外的交流最为发达；从形式来看，主要是官贸形式的物质交流；从交流品来看，官坊产品和官贵享受的奢侈品居多，如唐时，国外输入商品主要是“番药、珍宝”等[6]。这就使得外贸城市广州主要只是作为一个物资的中转港口而存在，有的只是跨越本区域的外向性联系。因此，它并不能像其它区域的大城市一样，对区域经济产生大的扩散影响。
　　然而，历史后期，民间产品贸易的比重慢慢增多。明以后，封建王朝的政策逐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农业渐行田赋折银，手工业方面逐渐以银代役和废除匠役，商业上逐步放松了对商人私营的禁忌，从而开始较有意识地将整个经济社会推到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行。这使得私营手工业、私营海内外贸易以及商品性农业都得到显著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在沿海地区出现[6]。而广东正是上述政策的发轫地，庞大的商帮集团迅速兴起。北向输出的“广货”数量已经大于南下的商品量。在对外贸易方面，这一段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市舶”繁于“官舶”[4]，民间私人广泛卷入贸易活动使得交易数量数十百倍增长。从交流品上看，输出以民间的手工业产品为多，输入虽仍多奢侈品，但民间需用商品的比重已经大为增多。
　　这一阶段，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逐渐取代了中古时期的封建国家经济杠杆，商品经济对地区的影响开始显著增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同时，无论生产还是市场，地域分工的差异都十分明显。手工业生产及市场的专业分工导致了次级中心地的出现。中心地理论认为，与低级中心相比，高级中心供应较为专门化的商品，因而有着更为广阔的最大腹地。商业中心地的腹地范围与供应商的需求极限有关。因此，大城市对应的是对外贸易，中等城市对应本省的贸易，小城镇对应的是本县的贸易。明之前，只有广州一个大商业城市的情况，说明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内贸易的贫乏。而明后，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本地区专业分工的发展，才促进了面对本区域的贸易和中心地的产生。珠三角的四大商业重镇――广州、佛山、陈村、石龙，就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可见，官贸的对外贸易带动的是一个城市的繁荣，而民间对外贸易就带动了区域的发展。这使得明清时该区的城市化水平比中国其它的地方要高，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大中城市中。
　　3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中国其它的城镇密集区相比，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发展历史具有其独有的地方特色。经济要素是影响珠江三角洲的城镇群体形态最直接的因素，区位、帝国政策等要素，都是通过对经济的影响而最终反映到区域城镇群体空间形态上。与中国其它区域不同，这个区域的城镇的行政等级与其经济等级并不完全相称。外贸为主的商品经济是这个地区特有的影响因素。
　　
　　注释：
　　[1]蔡人群主编.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
　　[3]关其学、刘光璞.论经济中心――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