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贾樟柯电影以其独特的电影叙事风格和创作手法受到国内外电影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贾樟柯通过其有别于第五代导演的独特的观察和叙事视角，通过当代中国底层小人物的视角来反观现代化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从真实、客观的角度对变迁中的中国社会中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做出了一一展示。贾樟柯电影在叙事空间、叙事视角以及叙事手法上都有别于其他独立制片导演，贾樟柯通过独特的电影叙事语境在独立电影和主流文化形态之间找到了平衡，电影叙事目的达成的同时也保留了独立电影的内涵。
[关键词]国家级期刊投稿, 贾樟柯,电影叙事,语境,风格
在电影评论界的眼中，贾樟柯的电影“传递着最为真切的生命体验，在表现新时期个体与环境的强烈冲突中，始终冷静客观地关注着最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当代电影界的中坚力量，贾樟柯以有别于第五代导演的独特的叙事方式构筑了从个人的角度出发的对于历史的宏观上的补充。新中国的发展是一段快节奏迅速吐旧纳新的蜕变过程，贾樟柯将关照的视线投射到了这些飞速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上，通过对底层小人物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状态的描摹和刻画，来反观当代中国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现状。
贾樟柯电影在国内外的独立电影和商业主流电影圈中都有一席之地，在这两个似乎界限十分清晰的区域中，贾樟柯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究其原因是因为贾樟柯在电影叙事上的简单和深意，对于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的单纯描摹，而通过叙事架构的艺术化处理让这些生活琐事背后的现实深意得以表现出来，散文式的叙事方法将故事讲述得云淡风轻，冷酷的现实情节也焕发出了一种艺术化的色彩，让其电影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诗意化的气质和艺术风格。
一、陌生化的叙事语境
贾樟柯电影构建的电影叙事语境让其电影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独立电影，在赤裸裸地展示现实生活的同时，也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手法对情节进行更深层意义上的深化，也同时指引观众向更深层的意义上去思考。独立电影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对于生活的粗糙的直接的赤裸的展示，而贾樟柯在其电影中运用了多种叙事手段与方法，对人物形象进行不同方向的勾勒，而最终让其电影的艺术效果达到极致。
电影《三峡好人》用一个“侠骨柔情”般的叙事模式讲述了一个诗化的故事：煤矿工人韩三明为了寻找其十六年未见的前妻，从汾阳来到奉节古镇。两人在长江边相会，彼此相望，决定复婚;女护士沈红为了寻找两年未归的丈夫，从太原来到奉节。两人在三峡大坝前相拥，跳一支舞后黯然分手，决定离婚。老县城已经淹没，新县城还未盖好，一些该拿起的要拿起，一些该舍弃的要舍弃。贾樟柯将故事的主人公置于这样一个变迁中的宏大的背景和环境之中，变迁的环境之中的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也在不断变化，为了寻找十六年未见的前妻的煤矿工人韩三明和寻找两年未见的丈夫的女护士沈红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陌生化叙事语境让人物的疏离感刻画得更加真实，正是这种疏离感，让二人在各自寻找的过程中的人物形象都变得更加生动和真实，正是在陌生化的语境之中的疏离感，让《三峡好人》这部电影的诗化意味更加突出。
在这部电影中，与“故乡三部曲”不同的是，贾樟柯对影片中的人物做了陌生化处理，在韩三明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矿工韩三明和拆房民工初次见面的时候，展开了一段有关风景的琐碎的对话，这样的处理方式让人物形象更加抽象化和符号化，不符合人物既定身份的对话间离了观众对于人物形象的既定思路的想象，同时，这样的处理方式还让故事的叙事功能变得更加强大。
“你坐船来时看见夔门没有?”“什么是夔门?”“就是外面那个夔门选。”“没有。”问话的民工从兜里掏出一张十元的人民币，一边指着人民币背面一边对韩三明说道：“你看，就是这个地方叫夔门。”而韩三明掏出一张五十元面值的人民币，不甘示弱地说道：“你看，我们老家也在钱上。”而接下来的一个场景让情节更加耐人寻味，韩三明来到三峡夔门，掏出一张十元人民币，木讷地认真比对人民币上面的图画和眼前的现实中的夔门，如此的一番举动让故事情节得到了深化与推进，此时已经不需要人物的对白，影片的叙事功能已经得到了强化，其中的深意不言而喻。
人物对话构筑的叙事语境在另一个片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在一个2分43秒的长镜头中，韩三明与前妻重逢后的第一段对话用生活化的方式表现了二人重逢后的陌生感，以及二人在交谈的过程中的心理变化。韩三明：“我的孩子呢?”前妻：“在南方打工。”韩三明：“这不就是南方吗?”前妻：“在东莞，更南的南方。”韩三明：“你比以前黑多了。”前妻：“也更老了。”韩三明：“你现在好吗?”前妻：“不好。”韩三明：“我对你那么好，你都要跑。”前妻：“那时候很年轻，不懂事。”……前妻：“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十几年了你才来找我?”这段看似平淡的对话之中贾樟柯将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和情节的发展状态都进行了推进，二人的对话从一开始的陌生，到互相的试探、迟疑，再到最后的冰释前嫌，重归于好。整个对话仍然是在陌生化的语境之下进行的，对话的内容与人物的既定形象是不符合的，这种疏离感让观众可以更冷静地进行观察和思考，而不被代入二人的生活事件之中。
贾樟柯在电影叙事语境中的陌生化处理，让人物形象更加符号化和抽象化，这样的人物形象并不代表他们既定的人物形象，而是通过诗化的处理方式，让人物形象变得客观化，此时，人们再将视野拉远，将故事人物所处的变迁中的大环境观照在视野之中时，电影的主题便得到了更加深刻的发展和深化。
二、散文诗化的叙事语境
在电影《三峡好人》中，贾樟柯凭借对奉节古镇的印象和透视，而将电影中的主人公都用异化的江湖侠客形象和叙事模式来进行勾勒，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个有着超过两千年历史的奉节古镇嗅到了江湖气息，所以《三峡好人》从根本上是以武侠片的叙事模型来进行故事架构的，只不过人物形象由古到今的转化，实现了现实主义的落脚。矿工一直提着一个包――黑色的，70年代的，在现在看起来有些过时的包;而护士则一直拿着一个矿泉水瓶，不停地在公共场所接水――完全的古代侠客的模式，但是他们身上已经全然没有了侠客的侠肝义胆的潇洒形象，在现代的叙事语境之下，人物形象已经完全生活化。 贾樟柯电影的散文诗化的叙事语境也体现在其电影人物的沉默当中，电影人物的沉默不仅仅是一种电影叙事的方法，同时也是电影人物的性格特点。而这样的人物在贾樟柯的电影当中十分常见，这样也就成为贾樟柯电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纵观贾樟柯电影的主要聚焦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而小人物的声音往往需要穿过更长的距离才能被大众所听见，而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小人物往往都选择了沉默，这样的一个叙事语境具有更加有力的叙事能力。
在电影《站台》中的一个片段是尹瑞娟一个人在单位值夜班，她一个人独自翩翩起舞，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和对白，只有她在镜头前的舞蹈，也正是这段舞蹈深刻表现了她在离开文工团后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尹瑞娟正是通过这样的一支舞表达了对于错过的爱情的遗憾，也象征了对于一个时代的完结的缅怀与惆怅。
在电影《世界》中，安娜和赵晓桃在餐厅吃饭，二人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交流。此时餐厅中的电视播放了一段关于乌兰巴托的天气预报却将二人的心理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因为安娜的妹妹和赵小桃的前男友都在乌兰巴托，而乌兰巴托的发音是二人惟一能够理解的词语，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二人都没有说话，仍然是彼此沉默，但是沉默中二人的彼此的心意却被对方所了解。正是由于这段电视新闻，成为二人友谊的催化剂，这也为二人后来在夜总会的相遇埋下了伏笔。所以，这样的处理方式，更胜过人物对话语言的表达。
三、道德悲悯下的叙事语境
贾樟柯的电影中，平民化、反精英化是其创作的立场，这一点让贾樟柯始终与主流的商业电影圈格格不入，这种决然与世俗之上的冷静的旁观者的姿态，让其影片始终进行着一种对社会的一种伦理与道德的考量和表述。在贾樟柯的电影当中，非专业的演员常常担任着影片的主要角色，方言化的语言表达、长镜头写实手法的运用让贾樟柯对于庞大的新中国发展中社会大环境下小地方的边缘人物形象进行人文主义关怀，而这些边缘化的小人物并不具象化其人物形象，而是在异化、陌生化的处理手段之下，让这些人物实现符号化与抽象化，经过这样的处理后，这些人物形象反而变成了具有个人性格的普通的社会中的一员。
贾樟柯对于小人物的生活进行了一种小叙事的处理方法，观众在对电影进行审视的同时进入到了一个道德环境当中，从而在这样的道德语境之中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道德标准进行判断和价值考量，对电影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或同情或投以鄙夷的目光。
电影《小武》并没有从头开始为观众讲述梁小武是如何从一个本质善良的年轻人逐渐堕落为一个小偷的过程，只是在影片中插入了一个梁小武因为自己送给母亲的戒指被母亲转送给弟妹而引发争执的片段，争执过后，梁小武被父亲粗暴地赶出了家门，此时的梁小武在失去爱情和友情之后，仍然没有得到家庭的温暖，“家”在梁小武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这个概念应有的内涵，而梁小武的成长道路中家庭的冷漠与成长道路中的磨难是造成小武人生最终结果的主要原因。在贾樟柯道德悲悯下的叙事语境下，社会中庞大的主流力量――“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普通人”为观众展开了一场底层叙事，同时也得到了镜头的关注，如此也填补了主流媒体对于社会底层人物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关照。
四、结 语
贾樟柯的电影关注于底层叙事，他在电影中对于各色小人物的精准描摹，离不开贾樟柯小时候在山西汾阳县城生活的这段乡土经历，这段体验让贾樟柯对这些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边缘人具有与其他导演不一样的眼光与关怀。在贾樟柯的电影叙事语境当中，这些人物的形象被异化、陌生化，同时产生的效果就是这些人物形象的符号化与抽象化，通过长镜头的运用，这些人物在贾樟柯的镜头当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其构建的道德语境之下，观众通过个人经验和道德认知对镜头中的人物和表现的变迁中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自由的认知。正因如此，在这个叙事语境与伦理危机的时代，受众对于贾樟柯的电影更加抱有期待，如何保留其人文主义的关怀而不被商业化的利益思想所击垮，是值得众多电影人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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