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学片以其直接形象性作为一大特点，是最严格意义上的“直接电影”，为了保存它所固有的文献价值，供后人研究，讲求将外部干预降到最低，让被拍摄者自然而然地展现出生活中的原始状态，仅仅是要忠实地记录眼前发生的一切，让观看人类学片的人们，自己从影片中看到真实，仿佛身临其境。而要拍摄出这种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片，并非易事，有太多需谨慎对待的地方，稍不留神就可能越过人类学片“真实性”的边界。本文以《最后的山神》为例，诠释人类学片的真实性。
[关键词]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最后的山神,人类学片,真实性
人类学片与一般纪录片是有区别的，一般纪录片也讲求真实，但是对于真实性的定义并没有人类学片那样严苛。按照格瑞欧(Griaule)分类，人类学片可以分为：提供研究用的纪录片断;用于人类学课程的教学片;供电视台播放或学术交流的具有完整结构的作品。而《最后的山神》正是第三类。从以上的分类，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学片最重要的功能，是用于研究，用于教学，用于“抢救”即将消失的文化，所以人类学片必须是“科学的”，是“同真”而非“逼真”，在拍摄过程当中，绝对不掺杂导演的意图，前期必须做大量的田野调查，按照“本位视角”展示最真实的本地文化，并且包含的信息一定要完整，以便供后人研究。可以说人类学片本来就不是以感染受众为目的，只不过是人类学研究的另一种鲜活的手段。而要做到这样科学的真实，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一、真实人物
《最后的山神》选取孟金福这位中国境内最后一名萨满作为主角，他与妻子丁桂琴“演”的就是他们自己，导演孙曾田通过跟踪拍摄，获取了大量素材，将孟金福与妻子的山林生活展示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诸如供奉山神、做桦皮船、“风葬”仪式、萨满“跳神”等极具人类学价值的记录，这些全是真实的人物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片段，没有虚构，没有表演成分，都是摄制者与这些鄂伦春人生活在一起时的抓拍。而就选题与选材来讲，也是十分有价值的，按照孙曾田自己的说法，当他终于可以独立创作的时候，第一个选题就是“北方渔猎民族”，因为他从小在北方边疆长大，对拍摄取得成功很有益处，而最终选择了鄂伦春族与孟金福作为主角，也是极具意义的。这是由于，在1992年之前的人类学片中，对于鄂伦春族的研究并不完善，这就避免了与已有成果的重复，摄制者看到，鄂伦春族的传统文化正在日渐消失，人类学片的价值就在于“抢救”那些珍贵的文化现象，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研究财富，而片中提到的“定居像一道线，划开了鄂伦春人的过去和现在”，不仅是对过去文化的传承，同时借由老一辈鄂伦春人与后辈们的比较，充分体现了摄制者对文化新发展的关注。孟金福是中国境内最后一名萨满，他所保有的原始生活状态，以及所掌握的传统民族仪式，正好是对鄂伦春人过去的写照。可以说若是能读懂“孟金福”，就是对几近逝去的鄂伦春族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具有科学参考价值。
二、真实事件
《最后的山神》毋庸置疑是拍摄的真实事件，而要做到这些真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必须做好“田野调查”。孙曾田于1992年的夏天开始做相关的采访工作，而到了1992年的冬天，一行人在准备拍摄前，同鄂伦春人一起，过起了山林生活，忍受着严寒，融入他们的生活模式，并且通过参与观察法，深刻地理解鄂伦春人的习俗。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使鄂伦春人将其当成了真正的朋友，通过沟通与交流，掌握了鄂伦春人生活的真实面貌。只有这样，拍摄工作才能顺利的开展，只有习惯了镜头的存在，甚至忘记了镜头的存在，才有可能降低被拍摄者们的“受拍意识”，让他们平时是怎样，在镜头前就自然地流露出来。此外，通常拍摄人类学片，必须经过人类学家的指导，有的时候人类学家与摄影师合作，摄影师通过自己的“田野调查”以及对人类学家意图的领悟，来完成工作，而有的时候拍摄者本人可能就是人类学家。《最后的山神》另一位摄制人员张林刚，恰好就是鄂伦春人，懂得当地的语言，降低了沟通的难度，张林刚还和孟金福有点亲戚关系，这更使得拍摄氛围变得融洽，真实事件得以展现。
在人类学片中，摆拍，诱拍，甚至制造事件进行拍摄都是不允许的，“复原拍摄”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是人类学片所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拍摄方法，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这样才能使已经消失但又有着重要传承价值的文化现象得以保存。例如《最后的山神》片尾处，应摄制人员的要求，孟金福这位最后的萨满，表演了萨满“跳神”，时隔40年，孟金福重新敲响了萨满鼓。正如片中的解说“在过去千百年的岁月里，萨满鼓声曾不时地回荡在兴安岭的山林之中，今天，恐怕是最后一次响起了”，如果不采用“复原拍摄”的方式，这一古老的文化现象，恐怕将随着这位最后一名萨满的逝世，而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中。这一精彩片段是在去时不远，当事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完成的，是要求孟金福按照本来的样子重做一遍，而并非不真实的臆造，并且通过解说词说明了这一部分是“表演”的，这就比较符合规范了。这样不得已而进行的“复原拍摄”也是为记录和保存人类文化，以及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三、真实环境
同真实人物，真实事件一样，真实环境也是不容忽视的细节。《最后的山神》摄制人员十分注意这一点，做到了“同真”而非“逼真”。例如孟金福与妻子住在用几根树枝与兽皮搭建起来的“仙人住”内，十分简陋，要论美感，确实很难沾边，但是绝对真实，里面的陈设看起来并不打眼，可是如果不重视这些细节，随意改变它们的布置，就有可能失去科学的真实。我们可以看到，被山林包裹的“仙人住”内空间狭小，没办法挡风遮雨，地面也不做任何处理，两个人就席地坐在长满枯草的土地上，四周的“墙壁”挂满了生活用具，在“仙人住”的中心位置，用三根比较长的树枝作为支撑，将锅挂在下面就可以生火煮食，锅和碗已经锈迹斑斑了，如果为了拍摄出来的效果看起来舒服一些，而将锅碗换成崭新的，那就严重破坏了真实的环境。孟金福将一根树枝削尖，把煮好的肉块叉出来放在碗里，用匕首将肉削成小块，再用手往嘴里送，锅、碗、匕首以及树枝削成的“叉子”就是他们最真实的生活环境。而孟金福即使在“家”的时候，也总喜欢把他的老枪放在身边，反映了他对猎枪的重视，如果将这支老枪看做是 “杂物”，而不摄入画面，就又有所缺失了。再如，我们可以看到，冬季的兴安岭，白桦树漫山遍野，白雪皑皑的真实景象，他们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的，而非导演安排，十分朴实，吃的是自己打来的猎物，煮食用的水是敲打地面的冰块化成的;到了夏季，山林中一片翠绿，而孟金福却在某一天看到一棵刻有山神像的大树已经被砍伐了，他的心情就仿佛自己被砍伐了一样，他觉得山神在离他远去。后来他们回定居地的家住了些日子，这里的房屋不再像山林里的“仙人住”那样随处可为家，而是错落有致的砖房，这里虽然是乡间，但已经可以看到摩托车、汽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了，后辈孩子们的衣着，也与孟金福那一代完全不同，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环境，原始，自给自足，但却已经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影响。所以及时地对这些即将消失的文化，通过影片的方式进行传承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的山神》中的音效，也是对真实环境的还原。例如斧头砍树的声音、火苗的扑哧声、水流声、萨满鼓的鼓声、“风葬”时的哭声、马嘶、鸟啼等，都是现场真实的声音。而诸如在“风葬”的时候，孟金福跪在地上念着：“你是个好人啊，怎么就去了呢!愿你的灵魂安息吧!”这些也都是现场录下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向科学的真实靠拢，才能更好地用于研究与交流。对于音乐的使用也是十分讲究的，人类学片不是艺术片，虽然也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但绝不是处处煽情，所以只有当片中的感情已积累到让人想发出感叹的时候，才用到了音乐，并且使用的是当地民族音乐，以不破坏科学真实性为前提。
四、真实内涵
人类学片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前期的“田野调查”。前文已经提到，《最后的山神》采用的“参与观察法”，正是“本位视角”的研究方法，而要做到“本位视角”就必须与被拍摄者交朋友，充分地理解与体会他们的生活，通过沟通，掌握眼前所发生事件的真实内涵。幸而孙曾田一行人，取得了孟金福等人的信任，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摄制者们采用完全客观的态度，运用“分享人类学”的方法，拍摄的是鄂伦春人眼中的鄂伦春文化，不以摄制者的意图作为转移，它是完全忠实的记录，虽然在后期编辑的时候，孙曾田三易其稿，想在真实性和故事性的结合上做点尝试。但“本位视角”与“他位视角”的同时存在，本就是不可完全避免的。此外，之前也提到另一名摄制人员张林刚，他作为一名鄂伦春人，不仅创造了良好的拍摄氛围，更是为《最后的山神》拍摄出真实内涵，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更有利于对事件的“深描”。
我们看到，孟金福每到一片山林，都要找一棵树，刻上山神的雕像，并虔诚地供奉、祈祷。如果摄制者没有深刻理解其中的内涵，就不会明白，老一辈的鄂伦春人，是从心底里相信天地万物神灵的存在，不明白这些，就不可能在解说词中，为大众说明这种文化现象。所以说解说词在该片里，起到了“深描”的作用，尽管人类学片提倡少用解说词，以画面和现场声音做最直接的观察与研究，但是在《最后的山神》中，包含的外界不明白的信息比较多，只能以解说词来弥补。例如，孟金福夫妇从定居的家再次回到山林时，郭宝林一家也跟着过来了，他们两家在山林里搭起了“仙人住”，成了邻居，但正如解说词所说的，“郭宝林夫妇是定居后出生长大的第一代鄂伦春人，受过学校教育，有固定工作，现在郭宝林是乡政府干部，妻子是教员，女儿还在读中学，他们的生活道路与上一代已完全不同，定居像一道线，划开了鄂伦春人的过去和现在”。如果不是对这些事件真实内涵有足够的理解，并通过解说词向大众说明，我们又怎能体会到在现代文明的包裹之下，最后促使孟金福放弃更方便的“现代生活”，而再次回归山林的，是他对山林深刻的眷恋和对天地神灵的信奉。也正如下面这一句， “两家人住在了一起，他们对山林的感情却不相同，孟金福的山林是有神灵的，郭宝林的山林就是山林”，有了这样的解说，大众才能明白，两家人回到山林的目的完全不同，也才能体会原始鄂伦春人的文化内涵，以及现代新旧交替的真实内涵。这些内容，不是导演的臆断，也不是虚构，都是在严格的“本位视角”研究方法之下，才可能产生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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