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审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全新视角论文

　　纪录片话语，是一种言说方式，它通过纪录片表现出来，背后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力量，纪录片话语对社会起着着建构作用，并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纪录片与中国电视纪录片
　　纪录片既是一种“理念”，一种“精神”，同时，也是一种“方法”。作为一种方法，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
　　由于纪录片的发展与摄录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所以可从技术角度将它分为三种类型：纪录电影、电视纪录片和人们通常所说的DV纪录片等。这三类纪录片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区别主要在于作者所使用的摄录工具不同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表达效果的差别。纪录电影用电影摄影机完成，画面品质优异；电视纪录片用传统广播级的摄像机及相关设备录制，画面品质次之；DV纪录片的摄录工具则是目前日益普及的小型数码录像机，画面品质又次之。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差距在逐步缩小，之间有合流的趋势。因此，我们不能主观地把这三类严格加以区分，大致来说三者除了技术层面的区别外，还有播放对象、播放平台和播放效果的不同。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一般以大众为传播对象，以电视或电影等大众媒介为播放平台，传播效果明显。因此，结合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种种特点，笔者认为电视纪录片有以下几个必备条件。
　　首先，它具有真实性，是非虚构的影视作品，因此它不是故事片和电视剧。其次，它要求翔实、丰富的事实材料，并不追求时效性与及时性。它追求一种历史价值，它关心的是事件中人的心态，事件只是载体，而新闻一般只报道某个特定时间、地点的特定事件的一个片断。因此，纪录片又有别于一般的新闻，虽然它有时候看起来与深度报道很像，但“焦点访谈”决不是纪录片。
　　最后，它是把过去或现在的事用电视影像的手段进行人性的还原和记录，并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它以电视媒介为传播平台，面向社会大众传播，有较强的传播效果，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因此，它又有别于纪录电影和DV纪录片。
　　关于话语和中国电视纪录片话语
　　话语来源于语言学，是“指称比句子更重要的动词性言说(verbalutterances)”。“话语强调作为一种行为的意义，话语同时指涉及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话语是制造与再造意义的社会化过程。”至此，话语这一概念才摆脱了原来语言学这一狭小的范围，并被界定为符号化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从表层和深层两个层面对话语进行分析和界定：从表层的产生机制与形式来看，话语是说话者或作者在某个语境中运用语言系统表达思想情感或实现意图的口语或文本；但从深层的社会语境来看，话语不仅仅是它已说出的东西，还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即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逼迫出场。既然如此，话语就存在一个代表谁的思想、意图或者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说话主体的问题。正如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提出的，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因此，话语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话语是一种言说方式，它是通过“文本”或“语篇”表现出来的；
　　其次，话语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力量，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话语，其背后都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
　　再次，某种话语类型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形成反向的建构作用，这种建构是软性的、潜移默化的，通过人们对“文体”的解读影响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最后，话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类型的话语也会相互结合而形成新的话语类型。
　　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着三种话语，即代表政治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代表精英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伴随大众文化崛起的民间话语。官方话语以话语的单向强制性意识形态性为表征，精英话语以话语的启蒙性为表征，民间话语视角则体现在以大众消费性为表征。当然，正如福柯所说，话语权只能在相互联系中被理解，而不能被割裂开来。这三种话语及其主导下的电视纪录片并不是并行、独立地向前发展的，而是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在整合中共同推动着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纪录片话语
　　我们以纪录片话语为视角来对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进行梳理是完全可行的，以话语和话语分析为视角来解析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揭示其发展的内在控制制约、外在控制制约以及主体控制制约，使我们对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脉络更加明晰，也能为以后电视纪录片更好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首先，以前学者对纪录片发展的梳理，偏重于微观技巧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变迁对纪录片的影响，缺少对纪录片发展宏观深入的探讨和对纪录片与社会发展双向、互动的分析，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的引入有助于建立一种全新的电视纪录片发展解读模式。综观学者对电视纪录片发展史的梳理，要么关注纪录片技巧层面的发展变化，对其美学风格、创作走向等微观层面的变化进行梳理，而对为何发展变化，什么动力推动下发展变化，语焉不详；要么关注纪录片对社会变迁的纪实本性以及社会变迁对纪录片发展的影响，很少关注纪录片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少关注纪录片的社会建构功能，对纪录片对社会发展的反向作用重视不够，而媒介话语分析则关注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关注话语的建构功能。
　　因此，运用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对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进行观照，能够让我们明晰在什么样的外在、内在动力推动下纪录片才向前发展，在这些动力作用下纪录片本身的创作和美学上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纪录片发展中又是怎样反作用于社会，实现其意识形态建构功能，从而为我们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电视纪录片发展解读模式。
　　其次，传统纪录片理论偏重于经验和技巧，不能满足理论创新的需要，话语理论的引入有助于纪录片理论创新。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的微观视角，突破了创作技巧的圈子，关注纪录片背后的意识形态推动和纪录片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关注纪录片的外在控制制约、内在控制制约和自我控制制约诸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方法，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纪录片文本。
　　再次，近年来，纪录片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世界四大电影节上不断获奖，《迁徙的鸟》（2002年）、《华氏9?11》（2004年）、《帝企鹅日记》（2005年）等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我国电视纪录片也一扫前些年的颓势，《再说长江》（2006年）、《大国崛起》（2006年）、《复兴之路》（2007年）……以一部又一部的“大片”，在汹涌的娱乐大潮中拼杀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收视率不断飙升，媒体蜂拥追捧。而在纪录片的蓬勃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了对纪录片责任和功能的质疑与探讨。纪录片有什么样的责任和功能，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纪录片的责任和功能？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的引入，从话语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反作用角度对电视纪录片发展进行解析，能让我们明晰电视纪录片发展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力，理解电视纪录片对社会的建构功能，更好地促进纪录片创作的繁荣和电视纪录片的发展。
　　在纪录片研究中，从话语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纪录片进行探讨，还属于一个新的领域，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还很少。但话语和话语分析理论的引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方法，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纪录片文本，不仅让受众更加明晰电视纪录片的社会建构作用，也让纪录片创作者明白，怎样才能更好地在纪录片中发挥自己的意识形态作用、更好地完成纪录片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从而更好地指导纪录片的创作、促进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