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尼族农耕文化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关系

　　摘要：生存与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两大主题，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则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追求社会发展的同时，搞好生态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社会的普遍认识。目前，关于如何结合自身的农业耕作文化基础，挖掘、完善和发扬其潜在的资源和优势，把发展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与农耕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不断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国际社会和各个政府、广大专家及学者正在进行研究与探讨的主要课题和内容。本文从哈尼族农耕文化的起源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哈尼农耕文化面临的问题、建立与当代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哈尼农耕文化、建立新型的可持续发展农耕文化的对策等四个方面阐明哈尼族农耕文化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关键词：哈尼农耕文化，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关系

哈尼族是全国少数民族中超过百万人口的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云南省南部的哀牢山南麓，具体分布在红河州、玉溪市、西双版纳州等地州市，总人口达130余万人，红河州的哈尼族人口为56.59万人，占全国哈尼族人口的50%。哈尼族人民则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哈尼农耕文化，即：千年的红河哈尼古梯田孕育了朴素且内涵深厚、有极强科学性、系统完整性，对森林生态世代相袭的虔诚和崇拜，使大片的原始森林得以保存完整的哈尼农耕文化，这都得到举世的公认和赞赏。所以说梯田和龙树林是哈尼族繁衍的重要物质基础，作为人地和谐共处的良性人类生态系统和资源持续利用的样板，一切都以梯田和龙树林为核心的服饰、歌舞、文学乃至节日庆典、人生礼仪中均闪烁着与山、水、林、田割舍不断地域特色文化，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如何加强加快哈尼农耕文化的系统研究，深刻挖掘哈尼农耕水文化的内涵和理论体系，已成为生态环境建设中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1.哈尼农耕文化与生态环境
在全国56个少数民族中，几乎都有一些与现代环保理念有关的习俗、禁忌乃至习惯法。这些文化现象中，有的是直接出于保护民族社区或者部落的环境的目的，更多的则是由于各个民族自身的宗教崇拜或者其它一些社会历史原因，但他们在实际上无疑都对当地的生态平衡环境维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1哈尼农耕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和差异，长期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各种文化的产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当渔猎、采摘、农耕已不适合干旱气候，有的被迫南迁，有的南迁寻找最适宜生活的环境,有的从事游牧畜牧业。
2000多年前，一支来自青藏高原的游牧部落迁徙到哀牢山中，面对大自然的选择，哈尼族文化表现出了其顽强的适应力和积极的竞争精神。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地雕塑”——梯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元阳梯田），而且最早把稻作文化，源远流长地传播到东南亚诸国，如越南、老挝、泰国等。开垦梯田的成功使哈尼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们终于从漫无边际的游耕和无始无终的刀耕火种中定居下来，并以梯田稻作农耕文化为核心产生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人生观。
哈尼族梯田稻作农耕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是这个民族在漫长的生存和发展中逐渐积累的智慧结晶。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清华先生归纳哈尼族性格的三大特征为"温和柔顺、热情豪爽和富于坚韧性"。这也是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哀牢山中的哈尼人，由于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创造了梯田，而梯田和围绕梯田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与自然有着那样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探寻出了-种面对自然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态度。这正是哈尼族梯田文化蕴含的精神实质：感激自然、顺应自然、善待自然。梯田几乎遍及云南省所有哈尼族人生活的地方，其中广泛被外人知晓的是元阳梯田。
1.2哈尼族农耕文化主要内容
哈尼族世代生长在云南南部的哀牢山脉，那里有以红河流域为主的众多水系和高山纵谷，年均气温17℃—30℃，年日照2000—2500小时，在干热、湿热河谷地带，蒸发量都很大，在高山区凝成浓云密雾终年笼罩，有时转为倾盆大雨瓢泼而下。如前所述，自古既有的森林被哈尼族尊为神林着意保护着，成为巨大的绿色水库，无数溪流终年沿沟箐流淌，成为“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自然景观。哈尼族利用这种环境特征，修筑了众多缠绕大山的沟渠，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网，在沟渠下开发一片片的梯田。水流经过梯田层层下注，最后汇入谷底江河，又蒸发为云雾阴雨驻留在高山森林中，哈尼村寨也选在梯田上方，人们可以居高临下，合理利用水利资源，同时便于山水将人畜肥料冲入田中，大大节省了人力和物力。形成了周而复始、永不衰竭的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生态农业系统。
1.2.1原始崇拜和祖先祭祀中孕育出的“神林”文化
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一种神林文化，既在村寨后方或附近，有一块被赋予神秘色彩或者被作为宗教崇拜对象的的树林（“神林”）。这种“神林”在彝族、壮族、傣族、苗族、瑶族等许多少数民族文化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各个民族中，这种树林有不同的称谓，如“密枝林”、“祭龙林”、“神林”、“垄林”、“竜林”、“龙树林”等。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神林”有不同的意义，大多与各民族的原始崇拜和祖先祭祀有关，主要有三种涵义：一是原始崇拜中的护寨神；二是掌管风调雨顺的神灵或神龙所在地或化身；三是安葬祖先的地方。在红河的哈尼族村寨中，神林就是“龙树林”，位于村寨背靠的大山上，是掌管风调雨顺的神灵或神龙所在地，神林中的龙树（生长最旺、枝叶最茂盛、树龄最大）是神灵或神龙的化身，是村寨的保护神。由于上述原始崇拜的缘故，哈尼族对“龙树林”和“龙树”十分崇敬，一系列民族节日、祭祀活动和禁忌习惯都与“龙树林”中的“龙树”有关。每年春节期间的特定日子都在“龙树林”中，由龙头（村寨中最具威望的人）组织举行“祭龙树”的活动，其间有详细的仪规和程序，村寨中的男女老幼都极为重视，杀猪宰羊，就象汉族过春节一样隆重。在哈尼族文化观念中，“龙树林”和“龙树”是神圣和圣洁的，平时人不能在里面打猎、砍柴、甚至行走，更不允许在其中放牧。由于民族传统文化客观上的保护功能，许多自古就有的“龙树林”至今仍保持着原始的生态状况，对于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文革”中因错误的政策而大量毁林开荒的年代，哈尼人民都仍然固守着祖先的“龙树林”里的一草一木，从而保全了一片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1.2.2充满智慧的“梯田”文化
哈尼族农业生产耕作方面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经验，并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耕作文化。这一文化体系以适宜农耕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以梯田文化为核心，以相应的资源管理制度、农耕礼俗、精神信仰和优长互补为调适器，以哈尼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性为动力，即在水源相对较少的坡耕地上施行梯平地和保土耕作的耕作方式；在水源丰富的坡耕地上采取稻作农耕方式，形成波光粼粼的梯田，保证了哈尼族地区数千年来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平衡和谐，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民族文化的长盛不衰。由于耕作文化的发达，哈尼族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一些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习惯法，对妨碍和危害稻作农业发展的行为予以规范。因此，哈尼族的梯田农耕文化被誉为“山区农业综合示范最高典范”的模板。
1.2.3传统宗教信仰哲学中的环保文化
在哈尼族文化的传统哲学中，认为人与自然是兄弟关系，在龙树林还概括出一个作为整个自然界化身的超自然精灵的“龙树”，民间也形成了祭祀大自然神“龙树”的礼俗，每个村寨都有固定的祭场和固定的祭祀时间。在这种认识论的基础上，哈尼文化中产生了一套保护自然的习惯法（村规民约）。常见的禁律有：龙树林中不得砍柴、砍草、放牧和打猎等一切活动，保持自然的原生状态；不得在水源地杀牲宰兽；不得随意丢弃死禽死畜于野外；不得随意采土挖石；不得在生活用水区洗涤污物；不得在水源旁大小便；不得滥搞毁林开荒；非“龙树林”的砍柴山，立夏过后实行“封山”，禁止砍树和狩猎等等，处罚也相当严格，这些禁律在哈尼族地区可以说比《森林林》管用，这对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哈尼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历来是哲学家和民族学家关心的问题。中国传统哲学就主张"天人合一"，法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一方面强调自然环境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另一方面强调自然界通过生产力对人类产生影响。随着文明的发展与进化，二者永远也割离不开。哈尼族人通过各种形式作用于自然，并能尽量把自然对自己的制约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设法最有效地利用自然的恩惠。整个一部哈尼农耕文化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哈尼族不断地破坏和重建自然与不断耗损和再生资源的历史。
2．哈尼农耕文化在近现代的流失和面临的问题
哈尼农耕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哈尼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过程。即：一是掘耕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得以萌芽，铁质农具替代了木棒，哈尼人为了养活自己并生存、发展下去，开始毁林开荒，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环境。二是园耕阶段，虽然土地地力得到维持，但对自然的改造范围已扩展，并一直有增无减。三是农耕形态阶段，土地面积迅猛扩涨，沼泽、林地面积锐减，哈尼小农经济开始萌发，对生态环境条件的利用直接地为小农经济积累，利用、改造环境的能力空前提高，规模逐渐扩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在环境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第三阶段，小农经济社会的大力发展，一方面满足了哈尼人各种需要同时，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土地破坏、集约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哈尼农耕文化中的神林文化、梯田文化及宗教环保文化，使得原始森林得以生存和保护，水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井然有序的大片人造梯田呈献在现，原始的禁忌和习惯得以保留和传承，哈尼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在和谐中发展，在发展中逐渐走向和谐。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演进速度的空前加快，哈尼族地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应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不断发生着变迁。从总体上来讲，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汉族（中国主流）文化的强大影响，哈尼族传统文化有逐步淡化和消失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原本一些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农耕文化也在随之改变。如民族习俗和禁忌被改变和突破—“龙树林”不断被砍伐，许多梯田干涸成旱地；农耕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面前显得苍白疲惫；传统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仪轨的吸引力变弱；传统社区权利架构下的习惯法和行为规则在外界的强力渗透而趋于瓦解，这些都直接对生态环境的可持继发展产生了影响。
2.1人口的剧烈增长破坏了传统农耕文化的基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哈尼族地区人口增长非常迅猛。仅红河州，1980年全州哈尼族只有49.8万人，1985年54.3万人，1990年达59.8万人，1999年达65.59万人，2000年为66.4万人，2003年达到68.6万人,2006年就达到72.3万人。从经济角度讲，由于经济相对落后，至今还有很多哈尼族村寨主要以薪材为主要能源，使原有的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和威胁，加之新增人口需要有新的田地保证粮食供给，毁林开荒的数量空前加大。从文化角度讲，传统稻作文化中一些积极因素，如今也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诱因。例如，哈尼族的（旱）稻作文化中，坡耕地和山林的轮歇习惯，一般只种植1-2年就抛荒，在七、八年甚至十余年后才再次耕作，这样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影响不大，反倒利于新生树木的生长和环境的平衡。而随着人口的增长，轮歇周期越来越短，轮歇范围越来越大,最后导致所有轮歇地都成为永久的固定耕地，从而造成森林植被的锐减，生态恶化，形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其他自然灾害。据调查过的一些哈尼族地区，由于人口膨胀的压力，许多本来应作为水源林的地方也被开垦种上农作物，也使原本协调的梯田生态系统出现了不平衡。
2.2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使本该受到保护的自然生态因而受到威胁
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界都十分的尊敬和崇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到相对简单的、朴素的“万物有灵”思想的支配。例如在我们州的一些哈尼族地区，在传统上认为地上的神鬼无所不有，山中的花草树木无不充满灵气。特别是对奇花异草、奇藤怪树，莫不视之为神加以崇拜，还把一些神灵直接物化到树、木、花、草上，过去许多被认为是神圣的动物，杀死它们会受到惩罚，这客观上有利于这些生物的保护和利用，但是一旦这些民族接受了现代科学思想，不再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充满畏惧和崇敬之后，大规模地开发利用乃至浪费自然资源的情况便发生了。目前,存在的偷砍盗伐、乱捕滥猎珍稀野生植物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生态系统中的循环速度、自然恢复和调节等功能的减弱、减退。
2.3政治和经济的不协调发展促使有益传统习俗因素逐渐流失
建国以来，随着社会的经济的发展和土地改革的完成，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哈尼族地区，政治权力在乡村社区中的力量变得十分强大，特别是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性，使村寨中传统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其相适应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因而受到重大的影响，一些具环保功能的文化因素难以传承、有消失的趋势。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左右，盲目地把一切民族传统文化都视为所谓“封建迷信思想”“破四旧”，导致众多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民族习俗遭到抛弃。如在“文革”期间，在“向鬼山开战，向神林要粮”以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革命”口号下，我们州全州的大部分“龙树林”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从而造成水土严重流失，气温升高，农作物病虫害增多，风灾、水灾、冻害频繁，森林覆盖率也一度由解放初期的47.7%下降到17.7%以下。
另外，由于哈尼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下，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高。8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国家在民族社区控制中的力量有所削弱，但与此同时，随着视野的逐步拓宽和社会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变得十分强烈，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也随之出现，而且这种矛盾往往以原有的一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习俗让位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结束。例如河口、屏边、金平、元阳、红河和绿春等民族地区，自50年代种植橡胶、杉木、龙眼、荔枝、香蕉、菠萝等树种和经济作物成功后，全州开始大面积地种植橡胶林、用材林和经济林，其代价就是破坏原生的森林和植被，在一些村寨中，村民甚至有一段时间，抛弃了年年专门用于烧柴的砍柴山和水源林，转而毁林种植用材林、经济林，具体为橡胶和香蕉、菠萝等。
3．建立与当代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哈尼农耕文化
3.1哈尼农耕文化要适应社会的发展
哈尼农耕文化和其生成机制(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是能动的：一方面，农耕文化离不开其生成机制，生成机制对农耕文化的类型、特征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农耕文化对这个生成机制又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并随着农耕文化自身的发展而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从掌握的资料和调查结果来看，近几十年中，哈尼族地区的传统农耕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没有把自己传统中的有益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农耕文化因素完整地继承下来，另一方面又尚未完全理解接受国家环境保护法律的理念，从而在这些地区出现了文化观念上的“真空”。因此，要切实执行好环境和生态保护立法，就必须尽力填补这个“真空”，让人们对法律理念产生认同感。因此，如何把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与传统哈尼农耕文化因素相结合，引导哈尼民族文化走向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方向，是一个十分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3.2切实运用社会控制,完善和发挥农耕文化的作用
社会控制是多元化的，国家法律是其中之一，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是社会道德和正义的底线。国家法律本身蕴涵着社会主流文化（乃至主体民族的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叙事方式。因此，在非主流文化和哈尼族地区的法律制订和执行过程中，多元文化的观念是必须确立的。在文化多元的理念指导下，认真对待哈尼族农耕文化中的各种习俗、禁忌及习惯法，尊重和承认这些习惯法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的效力（当然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要加以摒弃和改造）。
在我州各民族地区的环保实践中,有很多多元化社会控制的例子。如，很多少数民族村寨中普遍订立的“村规民约”，一般都包涵着某些传统习惯法和现行社会意识，对本村的秩序起到了很好的调控作用。在制订过程中，基层政府往往会提出一些示范性意见，这就为当代（主流）生态保护理念和国家法融入民族社区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如：大老塘村子，其村规民约第二条规定了不得挖断道路；第三条规定不得偷砍树木；第九条规定牲畜应圈养；第十条规定不得滥砍滥伐、乱开乱挖，严禁放火烧山，违者按照森林法乃至刑法规定追究责任。这些规定中，有些是因袭已久的习惯法（第二、三条）；有在生产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新的环境意识（第九条）；有些是依据国家法律作出的规定（第十条）。另外，哈尼族都有一世代流传下来的丧葬习俗——人死后要用黄心树（长蕊木兰）制成棺木埋葬，几乎所有的哈尼族沿袭和保留了这一习俗，因此，对其木材的需求很大，对森林的保护形成了威胁。但是，针对这一情况，林业主管部门在当地大力倡导种植黄心树，并在保护区周围村寨进行引种试验该树种，得到村民的积极响应。这一举措既保护和发扬了民族传统文化，又保护了森林，还绿化了荒山，增加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可谓一举多得。这种把传统民族文化和现代环境理念相结合的模式，是非常值得总结和借鉴的。
文化多元理念的另一要义，在于认识文化变迁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动态过程。这也是当代环境保护理念能够融入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前提条件。例如，哈尼田，人们基于传统哲学中对树——水——粮食——人的相生关系的理解，近几年扩大了“神林”的面积，并赋予了它新的意义，使它成为水源林，有效地保护和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在许多少数民族村寨，原来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祭龙”活动已经逐步演变为一种节日性质的仪式——如果在法制宣传中能够利用这一现象，在祭祀活动中灌输现代生态理念，应该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总之，农耕文化的变迁归根到底由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单凭农耕文化本身是不能解决农耕文化变迁的问题的,但在生态环境保护及其法制实践中是必须时刻牢记的。
4.超越传统形成新型的可持续发展农耕文化的对策
在生态环境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诸多观念中，传统的哈尼农耕文化是总病根。在历史上，传统的哈尼农耕文化创造了农业文明。通过几千年的积淀，传统的哈尼农耕文化已经成为哈尼族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州南高北低，呈阶梯状分布的地势中，山地、高原、盆地等复杂地形更加强化了农耕文化的内陆，各地区意识封闭、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部的差距大，最根本的是观念的差距，因此，在制约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诸多观念中，传统的哈尼农耕文化就是总病根是“养牛为耕田，种粮为吃饭”的生产动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发展意识等等，以及由此演变出来的一系列落后观念。如何在实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超越传统农耕文化，形成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哈尼农耕文化呢？
4.1破除传统劣势论，树立全新优势论
这里所说的传统劣势论，就是在发展的基础条件上，地处边疆的哈尼族地区的区位、交通、资金、技术、人才等均不如内地和发达地区，很多民族地方的人民都普遍自认没有发展的前途、空间和环境，只能随风随雨而行。因此，要超越和破除这种观念，就必须以开放的、发展的和全新的眼光看待这些观念和观点的存在的根源，引导、帮助他们认识本地区的基础条件、潜在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及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发展空间和优势，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承认哈尼族地区发展劣势的前提下，充分了解和认识各种明显资源优势的发展方向和科技手段，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资金和人材等各个方面进行发展，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和地方收入，增强他们自己的自信心和创造力，才能形成一整套全新的、完整的、科学和发展的哈尼农耕文化可持续发展发展的认识论。
4.2抛弃等、靠、要的思想，强化自立意识
当前，由于国家扶贫政策和民族地区的优惠扶持政策较多，这些政策和措施并没有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和制度，加之监督不力，监管措施不到位，很多扶贫、扶持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具体地说没有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造血功能，只是仅从资金和物资上给予扶持和帮助，因此，在很多地方形成了“等、靠、要”的惰性思想，并且起来越严重、越演越烈。目前，在我们民族地区倡导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就要充分认识到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为此，我们就必须要强化他们的自立意识，在扶贫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前提下，多开展科技教育活动和技术培训，找到哈尼族地区发展的突破点和开发建设的最大动力，引导他们搞好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哈尼族全体人民当中重新恢复、树立和发扬争朝争夕的哈尼农耕文化的精神，自立自强，发奋努力去推动和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3破除“歇气论”，强化追赶意识
在当前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我们红河地区在发展的速度上，“歇气论”是经常出现的，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总有一些人抱着“成绩不大年年有，进步不快总在走”的观念，如老牛拉破车似的走走停停、等等看看。“歇气论”的思想根源，追溯历史仍然是传统农耕文化中的小富即安，小进即满，自我满足，不思进取的思想。殊不知，落后地区要发展，唯一的出路就是追赶。只有追赶，将潜在优势变成现实优势；只有追赶，才能让那些坐而论道者没有时间与精力唉声叹气；只有追赶，才能鞭策“歇气论”；只有追赶，才能搭乘时代飞速前进的大开发列车，找到新形势下哈尼农耕文化与时展相适应的接触点，推进哈尼族地区经济实现新的跨越，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4更新传统的农耕文化价值观念，营造浓厚的市场经济气氛
由于哈尼族地区相当一部分地方，还存在手工作业，甚至刀耕火种，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小农经济的藩篱。“养牛为耕田，种粮为吃饭”这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思想依然普遍，某些干部搞“行政命令瞎指挥”，某些群众“不找市场找政府”等等，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农村建设是不协调的。因此，在今后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强化市场经济意识和宏观管理意识，营造浓厚的商业氛围。
4.5走进市场，按市场法则，在竞争中寻求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些地区的群众，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封闭、保守的观念，某些干部受传统劣势论的影响形成了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与其再搞也搞不出个什么名堂，或者竭泽而鱼，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标新立异，堆积一些所谓的“政绩”，以便来日升迁、提拔。因此，要发展就必须跳出这种意识的怪圈，走出行为短期化的死胡同，走进市场、认识市场、走向竟争；在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中，走近自然，认识自然，分析优势，按市场法则办事，才能在竞争中寻求广阔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同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一直主导支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的依赖和"自然无价值观"之下，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漠视，不可避免地造成所有人利益和自然界利益的共同毁灭――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生态环境的退化。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因此，在广大的哈尼族地区就必须充分认识传统的哈尼农耕文化和新形势下的哈尼农耕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要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重视和加强人文工作,使哈尼农耕文化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光芒。
结论
哈尼族人民在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哈尼农耕文化，也创造了人地和谐共处的良性人类生态系统和资源持续利用的样板，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态环境演替速度的空前加快，传统农耕文化也不断逐步呈现淡化和消失，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农耕文化内涵和内容也在随之改变，在市场经济面前显得苍白疲惫，传统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仪轨的吸引力变弱，传统社区权力架构下的习惯法和行为规则也因政治经济的强力渗透而趋于瓦解。因此，必须加强加快哈尼农耕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系统研究，结合传统农耕文化基础，挖掘、完善和发杨其潜在精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和形成新型的、科学的、协调的、深刻的哈尼农耕水文化的理论体系，才能实现当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金平县县志元阳县县志办2000.12
2、云南民族杂志云南民族杂志出版社2007.12
3、张合平刘云国主编，环境生态学，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6
4、王礼先主编，流域管理学，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4
5、李期博主编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族辞典，2006.6
6、彭永刚主编，红河州水土保持总体规划，红河州水利局，2005.12
7、红河州统计年鉴，红河州统计局，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