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渐加深，全球竞争愈加激烈，企业在寻求多种方式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把在生产过程中本企业具有比较劣势的生产环节转移给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生产，也就是外包，企业通过外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从三个层面分别测算了各细分行业的外包水平，即物质投入外包、服务外包和总体外包。然后梳理出外包对就业水平和技能结构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细致研究了不同形式的外包对中国工业行业就业水平和技能结构的影响。基于实证的研究结果表明，物质投入外包能够显著地促进行业的技能结构优化，服务外包却显著抑制了技能结构的优化，但是二者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均为负。总体上，外包在降低中国工业部门就业水平的同时促进了劳动技能结构的优化。
关键词：决策与信息,物质投入外包,服务外包,就业水平,技能结构
外包作为当前经济全球化一种新的形式已经席卷全球，对各国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具体来讲，外包与一国的劳动力收入水平，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技能结构的提升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本文与前人研究不同，重点考察的是外包对就业水平和技能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外包区分为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分别探讨了不同外包方式对劳动力技能结构影响的差异。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有关外包对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主要文献大都认为发达国家倾向于将生产过程中劳动密集且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阶段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从而降低了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的需求，增加了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Feenstra & Hanson认为生产活动的外包是美国80年代非熟练劳动就业和相对工资下降的影响因素，并且他们认为外包和技术创新类似，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非生产性工人就业的增长。①Diehl认为外包作为对进口中间投入的一种替代确实能够促进国内高技能劳动的就业。②
Anderton & Brenton认为外包降低了英国低技能劳动的需求，同时外包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性。Anderton B， Brenton P， “Outsourcing and Low-skilled Workers in the UK，” 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 vol.51，no.4，1999， pp.267-286.Egger & Egger采用面板数据证实了奥地利对中欧和东欧经济体的外包活动显著促进了其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Egger H， Egger P， “Outsourcing and Skill-specific Employment in a Small Economy： Austria after the Fall of the Iron Curtai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55，no.4，2003， pp. 625-643.Geishecker分析了外包对低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包大约能解释90年代德国低技能劳动需求下降的19%～24%，并且外包拉大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Geishecker I， “Outsourcing and the Demand for Low-skill Labor in German Manufacturing： New Evidence，” DIW-Diskussionspapiere， 2002; Geishecker I， Grg H，“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Wages： Winners and Losers，” Manuscript DIW Berlin， 2004.Hijzen et al.采用英国1982～199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包和劳动需求技能结构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外包对非熟练劳动需求存在负向影响，外包的确是英国制造业技能结构变化的重要解释变量。Hijzen A， Grg H， Hine R C，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the Skill Structure of Labour Deman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15，no.506，2005，pp.860-878.Ekholm & Hakkala采用瑞典1995～200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总体外包尤其是面向低收入国家的外包，促进了中等教育水平工人的就业转移，而向高收入国家的外包对劳动需求结构没有显著影响。Ekholm K， Hakkala K， “The Effect of Offshoring on Labor Demand： Evidence from Sweden，” IUI Working Paper， 2005.Falzoni & Tajoli研究了外包和技能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包和总体就业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对不同技能劳动之间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行业差异性。 Falzoni A M， Tajoli L， “Offshoring and the Skill Composition of Employment in the Ital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Università Commerciale Luigi Bocconi Working Paper， 2008.CrinòR采用九个西欧国家1990～2004年的数据研究了服务外包对劳动需求技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外包提高了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者的需求。Crinò R， “Service Offshoring and the Skill Composition of Labour Demand，”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74，no.1，2012， pp.20-57. 近年来，中国一方面承接来自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外包活动(接包)，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外发包也渐渐发展起来(发包)。从表1可以看出，和1995年相比，2005年服务外包规模迅速扩大，而物质投入外包规模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但是从规模上看，物质投入外包的规模依然远远大于服务外包，服务外包在2005年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工业部门可能尚未充分利用国际服务市场，那么服务外包对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就相对较小。随着中国对外发包的兴起，国内学者也日渐关注外包对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陈银娥等采用1997～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总体上服务外包对就业结构存在正向净效应。陈银娥、魏君英：《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基于1997～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10 年第2期。陈仲常等研究认为制造业的总体外包以及高、低技术外包对就业均呈现抑制作用，而服务外包由于规模较小对就业没有显著影响。陈仲常、马红旗：《我国制造业不同外包形式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动态劳动需求模型的实证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4期。王俊等研究表明，参与国际分工促进了我国就业的增长，而且服务外包的拉动作用显著大于制造业外包，同时发现服务外包和制造业外包均不能显著地提升我国的就业结构。王俊、黄先海：《跨国外包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财贸经济》2011年第6期。魏浩等研究表明服务外包对我国就业量存在负向作用。魏浩、黄皓骥：《服务外包与国内就业：基于全球15个国家25个行业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5期。孟雪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反向服务外包(发包)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方面服务外包降低了就业总人数，另一方面增加了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熟练劳动需求，减少了非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熟练劳动需求。孟雪：《反向服务外包如何影响中国的就业结构――以中国作为发包国的视角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2年第9期。蔡宏波等利用面板数据分析表明，对总体行业面板而言，服务外包和狭义材料外包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劳动力结构优化，而广义材料外包却不利于劳动力结构优化;研究同时发现，不同形式外包的影响表现出极大的行业差异性。蔡宏波、陈昊：《外包与劳动力结构――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
相对来讲，国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中国的接包对其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方面，对发包影响就业尤其是就业结构的研究较少，并且已有研究大都侧重服务外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物质投入外包的影响。本文参考刘海云和唐玲刘海云、唐玲：《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及行业差异――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 2009年第8期。的分析，将外包进一步区分为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并且采用一种新的外包指数来衡量外包水平，重点考察外包对就业水平和技能结构的影响，更进一步地比较两种外包形式对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影响的差异，并分析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
二、作用机制
外包作为一种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对一国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外包影响劳动力就业水平和技能结构的研究却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笔者认为，外包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影响行业的就业水平，同时还可能通过外包中间投入品中包含的技能劳动密集程度的不同进而对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产生影响。
Feenstra & Hanson分析了美国外包活动对高技能劳动需求的影响，根据他们的模型，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一系列的中间投入，并且可以按照不同中间产品生产过程所需要的高技能劳动的比重将不同的生产活动进行排序，那么美国主要生产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为[z，1]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生产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为[0，z] 的产品。美国对外发包过程会将高技能密集程度为[z，z*](z*>z)的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在[z，z*]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在美国属于相对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而在发展中国家属于相对高技能劳动密集型)，那么此时美国生产产品的高技能劳动密集度范围为[z*，1]，而发展中国家为[0，z*]。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对外发包活动可以同时提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唐东波：《全球化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世界经济》2011年第9期。
参考他们的研究方法，本文以中国为基准，按照发展程度的差异将其他国家分为两组――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越南等发展程度比中国更低的国家，并进而通过图示Feenstra， Robert C，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Labor，” Global Economy Lecture， Vienn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udies， 2007.来分析中国的发包活动对其就业水平及技能结构产生的主要影响。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高技能劳动的密集程度，箭头所指方向代表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越高。从横轴上看，越往右代表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范围(假定美国生产的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范围为EF)，越往左代表越南等发展程度比中国更低的国家的生产活动范围(假定越南生产的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范围为AB)，中国生产活动中的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界于越南和美国之间(假定中国生产的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范围为BE)。显然，与中国相比，美国在生产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越南在生产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较低(低技能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时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为追求成本最小化，会将靠近E点的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活动转移到美国，同时会将靠近B点的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活动转移到越南。值得注意的是，企业无论将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高的生产活动转移到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将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低的生产活动转移到越南等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显然都是将生产过程中本身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并相应地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目的都是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 一方面，这种外包活动会影响中国的就业水平。企业将自身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外，这种外包活动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陈银娥、魏君英：《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基于1997～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检验》，《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 2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三个渠道对就业水平产生影响：第一，如果企业产出不变，那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降低就业水平(挤出效应);第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得企业产出增加，那么产出增加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促进企业的劳动需求，从而促进就业(规模效应);第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资水平，也就是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于是企业会减少劳动力投入，增加其他要素的投入，从而降低就业水平(工资变动效应)。综上，外包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挤出效应、规模效应和工资变动效应这三个影响效应的相对大小，如果劳动生产率的规模效应大于挤出效应和工资变动效应之和，那么外包就会促进就业水平的上升;反之，外包会带来一国就业水平的下降。
另一方面，这种外包活动也会影响中国的劳动力需求结构。外包不同技能密集程度的产品会对不同技能的劳动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可以通过图示来具体分析。第一，中国将靠近 E点的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活动转移到美国，使得分界线E左移到D，此时外包就会降低国内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增加低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从而中国能够更加专业化的生产相对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第二，中国将靠近B点的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活动转移到越南，但是此时分界线B的变化取决于来自越南的中间投入中所包含的低技能劳动对国内的低技能劳动是替代作用还是互补作用。Crinò R， “Service Offshoring and the Skill Composition of Labour Demand，”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74， no.1， 2012， pp.20-57.如果是替代作用，那么分界线B将会右移到C2，即对越南的外包减少了中国低技能劳动的需求从而增加了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如果是互补作用，那么会促进中国企业进一步吸收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于是分界线B将左移到C1，即增加了中国低技能劳动需求，也就减小了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也就是说，如果来自越南的中间投入所包含的低技能劳动对国内低技能劳动是替代作用，那么此时国内生产的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范围为C2D，此时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BC和DE的相对大小;而如果是互补作用，那么此时国内生产范围为C1D，显然国内对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下降。综上，外包对技能结构的影响最终取决于这种外包活动是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还是高技能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活动外包，以及来自国外的低技能劳动对国内劳动是替代作用还是互补作用。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中国的对外发包活动是提高还是降低了中国的就业水平，对中国的技能结构优化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从影响机制来看并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需要通过实证进一步检验。本文考察的主要是不同形式的外包水平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同时考虑到研发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构造得到基本的回归方程为：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陈诗一陈诗一：《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1980～2008》，《经济学》2011年第3期。和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由于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行业分类和中国统计年鉴的行业分类不一致，本文将两个来源的数据行业分类进行对照，最后得到18个行业。陈诗一文中提供了1980～2008年间中国38个工业行业的资本存量、增加值和从业人员的数据，其中资本存量和增加值是基于1990年不变价格给出的，为了和陈诗一数据相一致，行业产出、工资、资本和技术研发经费都使用相应的价格指数进行处理，得到以1990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数据。另外，由于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不是连续的，外包数据只有95、 97、00、02、05共五年数据，用相近年份替代法陈仲常、马红旗：《我国制造业不同外包形式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动态劳动需求模型的实证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4期。来获取相近年份的外包指数值，具体来说是以1997年替代1996和1998年，以2000年替代1999和2001 年，以2002年替代2003和2004年，以2005年替代2006和2007年，得到1995～2007年共13年数据。
四、实证结果分析
1.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对总体就业影响的回归分析
在面板数据分析中，常用的两个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经Hausman检验，此处应该采取固定效应回归的方法。(1)式对总体就业水平回归所对应的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1)～(3)列分别为单独加入物质投入外包、服务外包和总体外包的回归结果，第(4)～(5)列为同时加入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的结果，前四列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最后一列给出的是OLS回归的结果(表3同)。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产出水平(lny)的系数显著为正，工资水平(lnw)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行业的就业水平随产出规模的扩大而上升，随工资水平的上升而下降，与预期一致。同时比较不同形式外包系数可以看出，无论是物质投入外包(mo)还是服务外包(so)，或者是总体外包(o)对就业水平的影响都为负，而且在同时加入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时回归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第4和第5列的结果)。这表明，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的物质投入外包、服务外包和总体外包均降低了就业水平。也就是说不同形式的外包带来的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挤出效应和工资变动效应较大，而规模效应较小，所以外包最终导致了行业就业水平的下降。 另外比较(1)～(2)给出的不同形式外包的系数，可以看出服务外包对就业水平的负向作用远大于物质投入外包的影响，物质投入外包每增加一单位会导致就业减少0.73单位，而服务外包每增加一单位将会导致就业减少21.27单位。随着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制造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制造环节的规模生产效果显著，而服务环节中生产效率较低，且不能实现生产的标准化，规模效应较难体现，所以可以认为在一个经济体中，工业部门的服务生产环节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大于制造环节的吸纳能力。王俊、黄先海：《跨国外包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财贸经济》2011年第6期。所以将服务环节进行外包对就业的挤出效应较大，从而服务外包的负向影响会大于物质投入外包。从第(3)列可以看出，总体外包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系数为负，具体来讲总体外包每增加一单位会导致就业减少0.75个单位，总体外包的影响系数更接近物质投入外包对就业的影响系数，这是因为从外包规模上来讲，服务外包的规模远小于物质投入外包的规模(从表 1可以看出)，从而当把外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物质投入外包起主导作用。从第(4)～(5)可以看出，同时加入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时，并不显著影响回归系数的符号和相对大小，并且固定效应结果和OLS回归结果一致。
2.物质外包和服务外包对就业结构影响的回归分析
对(3)式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研发(rd)和工资水平(w)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研发支出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上升能够促进行业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而此时产出水平和资本投入的系数显著为负，也就是说产出扩大和资本投入的增加会吸引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不利于高技能劳动的相对就业。
另外还可以看出物质投入外包对劳动技能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而服务外包对劳动技能结构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且在同时加入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时，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可见，一方面，物质投入外包提高了中国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根据外包对技能结构的影响机制来看，这可能是因为物质投入外包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生产环节中。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也迅速上升，而像越南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较低，所以中国企业在降低生产成本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将一些低技能劳动密集的生产活动转移到越南等国。而且来自越南等国家的中间投入中所包含的低技能劳动对国内低技能劳动是替代作用，也就是说来自越南的中间投入挤占了国内的低技能劳动，所以这部分外包降低了国内低技能劳动的就业，从而促进了高技能劳动的相对就业。对应图1，说明中国和越南的生产分界线从B右移到C2。另一方面，服务外包降低了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从外包对技能结构的影响机制来看，服务外包可能集中在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中，也可能集中在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环节中，且来自国外的低技能劳动对国内劳动是互补作用。结合中国的实际，可以认为服务外包应该集中在高技能劳动相对密集、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生产活动中。由于中国目前还属于发展中国家，技术相对落后，在很多高技术相对密集生产活动中研发成本相对较高，而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高技术遥遥领先，所以在技术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生产活动过程中，中国企业会将一些难度较大或成本较高的生产活动转移到成本相对较低的发达国家，这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利润。而来自发达国家的中间投入中所包含的熟练劳动替代了国内的熟练劳动，从而降低了中国对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对应图1，中国和美国的生产分界线从E左移到D，所以中国进行外包活动之后，最终的生产范围为C2D。
比较(1)和(2)列中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的系数大小可以看出，从影响强度来看服务外包对劳动技能结构的负向作用远远大于物质外包对劳动技能结构的正向作用。但是从第(3)列中加入总体外包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总体上外包对劳动技能结构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主要是因为当前物质投入外包水平要远远高于服务外包水平(从表1可以看出)。对应图1，也就是说BC2要大于DE，即外包总体上对中国就业的技能结构存在促进作用。从第(4)和(5)列可以看出，在同时加入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两个变量的情况下，结果并没有发生改变，即物质投入外包能够显著的促进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相反，服务外包却不利于中国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
五、结论
本文首先把OECD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和中国的统计年鉴行业分类做了对照，共得到18个行业。进一步采用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投入产出表，从三个层面上测算了中国1995、1997、2000、2002和2005共五年的 18个行业的外包水平，即物质投入外包、服务外包和总体外包。并且采用相近年份替代法分别以1997年替代1996和1998年，以2000年替代 1999和2001年，以2002年替代2003和2004年，以2005年替代2006和2007年，最后得到1995～2007年共13年1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本文基于这一面板数据对不同形式的外包对中国工业行业就业水平和技能结构的影响做了实证检验。
对就业水平的回归结果表明，从影响方向来看，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外包(物质投入外包、服务外包或者总体外包水平)对就业水平均存在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外包过程中主要是生产率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和工资变动效应(负向作用)占主导，而产出的规模效应(正向作用)的影响效果较小。从影响程度来看，服务外包对就业影响的负向作用要大于物质投入外包，这是因为相对来讲工业部门的服务环节规模效应较难实现对就业的吸纳作用，从而服务外包损失的就业会相对较多。
从对技能需求结构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从影响方向上看，总体来讲，外包能够显著的促进中国行业技能结构的优化;但是具体来讲，物质投入外包显著地促进了行业技能结构优化，而服务外包却显著地抑制了行业技能结构优化。从影响程度上看，服务外包对技能结构的负向影响系数远远大于物质投入外包的正向影响。同时，根据前文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在外包实践中，将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过程外包到发达国家会降低国内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而将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活动外包到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则可能会提高(来自这些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对国内低技能劳动是替代作用)或者降低(来自这些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对国内低技能劳动是互补作用)国内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根据回归结果说明，物质投入外包对技能结构存在促进效果，所以可以认为物质投入外包集中在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活动中，主要外包目的国家是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而且来自国外的低技能劳动对国内低技能劳动是替代作用。服务外包对技能结构是降低作用，可以认为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高技能劳动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生产活动中，主要目的国家是美国等技术较发达的国家，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技能劳动替代了国内的高技能劳动，从而降低了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虽然服务外包对技能结构的负向影响系数较大，但是由于服务外包规模尚小，因此总体上主要体现的是物质投入外包对技能结构的正向效果，也就是说对外发包总体上可以促进我国高技能劳动的相对需求，可见，中国工业行业的技能结构总体呈现优化，而物质投入外包是我国行业技能结构优化的重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