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李觏作为北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许多方面都很有建树,尤其是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内容之丰富,论点之超前,堪称经济管理思想史上一颗明珠。李觏根据《周礼》的经济制度思想,结合北宋中期经济发展现状,在农业、财政、商业等方面分别提出平土均田、去冗抑末、理财富国、节用重农等经济思想主张。他的经济思想具有深刻的蕴义与进步作用,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关键词]李觏;经济管理思想;特征;现代启示
在古代中国,管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政治家们所倡导的经济管理思想。如先秦的《禹贡》、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等,此后历朝历代皆有佳作。宋代《李觏集》便其中代表作之一,所收录的《富国策》、《平土书》、《周礼致太平论》、《潜书》等都集中讨论了宋朝的经济管理问题。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分析《李觏集》所论述的经济管理思想,从中可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
一、李觏经济管理思想的主要特征
《李觏集》从平土均田、去冗抑末重农、理财富国、开源节流等四方面入手,有选择、有重点地分析了李觏的经济管理思想,展现了其经济管理思想的独到之处。
1.土地是财富之母,提倡加强土地管理,将“平土均田”列为土地管理思想的核心。在封建社会、发展生产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宋初因“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的推行,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形成了“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的巨大贫富悬殊。这不仅带来社会动荡的严重隐患,而且造成自耕民流失、国家租税减少的不良局面。《平土书》反映了李觏加强土地管理的理想。他认为仅仅知道粮食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土地才是基本问题。他说,“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来耗,谷不可得而食也”,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生产,创造财富,从而做到“人无遗力,地无遗利”,“谷出多而民用富”。这种重视土地管理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仍然闪烁着科学的经济管理思维的火花。
2.主张“王法必本于农”,建议管理者去冗抑末重农。李觏认为,实现富国强兵,治国安民大业的关键就在于抑末重农。“生民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始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其末,虽尽智力弗可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李觏集•平土书》)吃饭问题是百姓生活中最大的问题,但耕种和收获只是细枝末节,只有土地才是社会最根本的问题。百姓没有土地而要求他们去耕种,就如同命令赤手空拳的士兵去打仗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不知根本,舍本逐末,只能是劳而无功。与重农主张紧密联系的是坚持国家加强对商贾的控制。因为在农业生产中必须保证一定的劳动量、才能使生产正常进行。为此,李觏主张应驱冗者归农和驱逐末者归农,“先行抑末之术以驱游民”(《李觏集•富国策第二》),使脱离农业的人回到农业生产中来,以做到“耕者众”。这里所指的游民一是缁黄,指和尚、士道,二是官府之奸,指各级官府机构中多余的吏役和投机钻营的人,三是方术之滥,指巫医卜相等各种迷信职业者,四是声伎之贱,指以歌舞、戏曲、杂技、下棋及养玩鸟兽等为业的人,李觏把工商业者归为了游民,他要求把其中从事奢侈品生产和流通的人驱之归农,他还指出,在社会上工商业者的总量应该限制“有数”、如果工商业者“日多”、过多的工商业者就会成为游民。李觏认为,要富国就要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从事劳动,“能其事而后可以食”,也就是说、劳动才能有饭吃、不劳动者不得食,他把“无事而食”者称为“众之殃、政之害”、认为“无事而食”的游民大量存在、是造成“民饥财匮”的重要原因,李觏把驱游民归农看作是“富民之大本、为国之上务”(《李觏集•国用策第三》)。
3.坚持开源节流财政原则,提醒统治者要广开财路。开源节流财政原则,对财物的收支时常加以调节,就可以使财物源源不断地得到增加,老百姓才会生活富裕,国家才会安定和谐。何谓“节其流”?简单地说,是指节制开销,反对浪费。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李觏才果敢地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财富分配思想。他认为要解决贫富消费悬殊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要求“上下有等,奢侈有制,在势则尊,无列则贱”。即官僚要按照等级而有一定的享受,民众则应一律平等享受,不能特殊。这种没有政治地位的绝对平均主义消费观虽然具有空想成份,但他坚决反对打击富人,特别是将那些通过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发财致富的人列为打击对象是最不合理的。关键是统治者要出台切实可行的财富调控政策。李靓把社会上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人分为三类:一是豪强集团,他们“力过吏执,以利相倾”,他极不满这批人。二是富而不“强”的中等工商业富人,他赞成这类人。三是小手工艺者及小商贩,他认为应当限制他们,因为这类人多了,农业劳动力必然不足,影响生产。他特别反感冗食者,这些人包括释老、冗吏、巫医卜相、帽优角撅等,这类人只增加消费,有害于农业生产。他主张用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控制,减少除冗吏之外的冗食者。他还充分认识到官商经营盐茶的危害,因此反对当时的盐茶专卖政策,坚持由私商经营。过去人们反对专卖政策的理由都是以“王者不与民争利”,他是第一个从贸易经济角度反对专卖政策的。他已经认识到自由市场竞争的好处。
李觏的经济管理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突破时代特征的理论、这当中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观点,但总体上讲、其管理思想的正确性是主导、相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很多思想无疑是超前的,值得后人学习、借鉴,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经济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1.通过教育调动积极性的激励思想。儒家主张通过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相应措施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李觏认为,为政首先就是在于安民,民贫则怨,民富则安,统治者只有广泛施恩惠于人民,使人民过着安逸的富裕生活,才能实现治理国家的目标,因此,李觏提出要爱民、要富民、要教民。爱民,就是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要教民,就是指“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李觏所阐述的以人为本的仁学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求企业管理人员要有一颗真诚的爱心,不断进行“感情投资”,要办好企业,就必须“得民心”,而要得民心,就必须“以仁心买人心”。企业经营者要以爱心对待员工,它对于企业内部化解矛盾,增进企业凝聚力,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都起着显著的作用。
2.“以义取利”,十分重视“利”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利”的激励和施行是管理的百姓的核心。李觏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义”的基本内涵是“善或美”。“义”的对立面就是“利”。儒家并不反对“利”,认为合于“义”的“利”就是“善”,只是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着重考虑“义”,不要“见利忘利”,要以“义”为重,反对在获得物质利益时所采取的不道德的手段。李觏也不反对“利”,他所反对的只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以求其富的私利,反对不合于“仁义之道”的“利”。不仅如此,李觏还主张要实行“仁政”,提倡“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减轻人民的负担,合理地使用民力,使百姓不饥不寒,衣食饱暖。“仁政”和富民政策是李觏经济管理学说的核心。因此,如何调节“义利”关系始终是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可以说是企业管理中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儒家的义利观为处理这样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原则。把这些原则运用到企业管理或社会的一般管理中,都是可以产生直接重大效益的。在企业管理中,“义”应该是管理者遵循的一条道德规范,是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一项内容,也是提高职工素质的重要条件。“义”也是建设优秀企业文化不可缺少的道德指导原则。一个企业,如果真正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思想,并且真诚地付诸实践,就算是合于“义”的了。一个企业的理念、经营宗旨必须以“义”为根本的指导原则。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企业理念,有对社会高度责任感的道德自律来指导自己的企业,企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一个企业的企业形象深入了人心,赢得了消费者的充分信赖,说明这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任何一个企业,只要深明竭诚为社会和消费者服务这个“义”,要做到“以义取利”,就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3.从商品质量优劣、销售数量多寡、商业竞争等方面来论证禁榷改革创新思想和重农理性的回归。北宋时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李觏仍然坚持传统的重农抑商主张。他说:“夫农人,国之本也。三十力耕,隙而讲武,以之足食,以之足兵。……若夫工商之类,弃本逐末,但以世资其用,不可无之,安足于比农人哉?”(《李觏集•平土书》)可见,李觏赞成农本思想,反对工商过多,因为工商多则与农争力、争物。对此,他提出不同于前代限制或抑制工商人数的直接办法,主张用经济方式间接地加以限制或抑制。李觏说:“欲驱工商,则莫若复朴素而禁巧伪,朴素复,则物少价,巧伪去,则用有数。利薄而不售则或罢归矣,如此则工商可驱也”(《李靓集•富国策第四》)。即通过抑制消费而造成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就会使商品滞销而亏本,工商业者就不得不弃商为农。这也是李觏既坚持传统的抑商论,又主张一切通商的原因所在,并“盐”、“茶”为例,主张通过私商自由竞争,既方便消费者日常生活,又增加政府盐茶的税收入。他的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对商品流通的意义和作用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不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也体现了李觏从实际出发的富国利民思想。
总之,李觏的平土均田、节用爱民的经济管理思想和主张是李觏关注生民利益、注重生民实际利益的经济伦理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有关经济管理的思想的具体运用,无论从学术价值的角度,还是现实意义上都是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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