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文化软实力是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实体要素中体现隐性的间接文化吸引力、道德感召力和国家发展认同力，从这个意义上，文化软实力又具有硬实力的体现。广西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开放文化、海洋文化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多样性文化资源是广西文化软实力的源泉和原动力。本文选自《中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研究》创刊于1985年，距今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它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6年入选CSSCI来源期刊，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国内外影响较大。本刊是研究中国文学方面的学术刊物，主要由学术争鸣、文艺理论天地、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研究生论坛、新书评介七大版块的内容构成，适合专业研究人士和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
关键词：广西文化,文化通道,新发展,中国文学研究
一、文化大一统下的广西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秦王朝。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攻占岭南，在岭南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广东西部及广西大部属桂林郡，岭南地区从此有了行政区域的建制。此时，中原地区早已进入了封建制社会，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在秦汉时代才形成奴隶制。秦的统一，形成了政治上“大一统”的格局。在文化上，为了统一思想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秦始皇统一文字，整肃风俗，推动了具有共同民族意识和心理状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华夏民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从此诞生。这与中国文化“大一统”的模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大一统”的观念在秦朝以后就深入了每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大一统”所承认的文化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与政治上的统一性并行不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文化上的差别在思想领域主要通过和平“教化”来实现“大一统”，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制的认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承认文化多样性是维持政治统治的一个前提，其基本原则是尊重而不干涉文化多样性，因俗而治。春秋战国时期，华、夷杂处，风俗各异。汉民族正是由许多外来大、小族群的“多元”逐渐变成汉民族的“多元一体”。
从汉朝到清朝，由于继承了文化多样性的传统，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文化的差异性，顺俗施化，求得大传统层面上的同一文化认同。在历史长河中，各种少数民族文化与华夏文化互相学习、互相渗透，造成了多民族文化自然同化融合的文化大整合，促进了中国多民族的团结统一，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传统中华文化的强大辐射力使其从中心到边缘都处于多民族经济、文化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局面，这样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之后称为中华民族。文化“大一统”使得中国在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表现出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是以对外和平友好为主流的，尽管历史上也存在着通过战争方式的文化交流，其主导模式仍然是“华夷一家”的和平友好交流。第二，中原文化基本上能够海纳百川、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并努力使之本土化，进而丰富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对于占居优势地位的汉族文化而言，少数民族文化属于边缘文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广西处在中国文化的边缘，历史上属于岭南百越文化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民族杂居的广西处在一种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儒、佛、道、巫，乃至天主教、基督教等多种文化聚合交融的状态，形成了既开放又封闭的多种边缘文化交汇融合的文化复合体。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民族走廊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岭南民族走廊就是三大民族走廊之一，各族人民在岭南交错杂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格局。自古以来，中原和岭南不断通过战争、移民、通婚、通商、垦荒、戍边等方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先秦时期，岭南的两广地区先民便与中原商、周王朝有了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文化往来。“瓯骆”、“越族”早在商周之际就向商朝进贡珠玑（珍珠）、玳瑁等物。《尚书》《诗经》《逸周书》等文献中记载的“南夷”、“南瓯”、“苍梧”、“南海”、“南国”等都在岭南。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元龙坡出土的西周铜盘、勉岭出土的商晚期铜卣及铜戈与西安西周墓出土的铜盘、铜卣相似，这说明商周的青铜文化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广西地区。战国时期百越是岭南各族的总称，这一时期，岭南瓯骆族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在前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与吴、楚等国联系密切。广西虽然远古时代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但土著居民为数不多，增殖甚缓，从秦汉到清初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人口也长期徘徊在一、二百万左右。几千年来，广西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多次民族大融合，伴随着人口迁徙和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在变革发展中不断分化重构。中原文化与广西本地文化的融合发展，人口迁徙对广西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中原人民移居广西形成的文化通道
秦始皇为了戍边和开发岭南，从中原迁徙50万人到岭南地区，随后又遣一万五千妇女作为戍边军人的婚配，与越人杂居共处。人口迁徙对社会发展的效果是很明显的，中原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秦朝灭亡后，南越国建立，推行“和辑百越”的政策，促进了汉族和南越国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岭南置9郡。今之广西主要分属郁林、苍梧、合浦3郡。汉代至隋代，广西地区所设的郡县与中原郡县不同，在政治上“以其故俗治”，经济上“毋赋税”。秦汉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央政府因人力、交通等问题，只能控制重要据点和交通沿线地区。最先的中原移民主要集中在各地的郡治、县治、重要关卡及其附近地区。郡治、县治周围及距离交通线较远的区域，则无法行使管辖权，仍然是土著民族的天下。由于秦始皇在桂东北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与岭南珠江流域的联系。唐代以前,中原汉人进入岭南主要是靠灵渠这条通道。这就形成了沟通中原与岭南的湘桂走廊。湘桂走廊南北纵贯，桂江自北而南，直达梧州，水陆交通便利，是中原地区进入广西的重要门户。秦汉时，西江经湘桂走廊北通中原，沿江向东可抵番禺（广州）,向西可达桂西，往南通合浦，合浦港在当时就发展成为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和中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是一座内联中原，外通西亚、商贸兴旺、人口稠密、繁荣昌盛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虽然中原对岭南地区的移民，早在秦统一之后即已开始，但迁入广西的北方人口数量并不很多。唐宋以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步南移。历史上桂东北地区与湖南相邻，湘桂走廊纵贯全境，人口迁徙活动十分频繁。元朝统一以后，许多中原汉族人民迁徙到岭南地区，尤其是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迁徙到广西在明清时期形成高潮。
桂东北地区成了广西开发最早，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客家人是中原汉族人，客家先民在五代以前主要是移民闽粤，元末明中，迁入广西的客家来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安徽各地，经水陆两路分流，居住在桂东和桂南地区，并逐步深入到桂北和桂西南山区。清代以来，来自广东、湖南、福建和江西的客家人大量移民广西，其入桂路线主要有3条：沿湘江、过灵渠，湘赣客家人散居在桂北地区和桂西北、桂中的一些州县；溯西江而上的粤闽客家人，散居于桂东北、桂东南地区，以及桂中和桂西南的部分州县；另外，沿融江而下经柳江流域的客家人，散居在桂西北和桂中的部分地区。就整个广西来说，壮族是广西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清朝初年以前，壮族人口在广西总人口中仍占绝大多数，广西基本可以说是壮族地区。秦汉以来，中原封建王朝在壮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形成了羁縻州县与一般州县并存的局面。羁縻州行政长官均由原部落酋长充任，在政治、军事、法律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宋元时期，由羁縻制度发展而来的土司制度也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在羁縻制度与土司制度下，中原王朝尊重了壮族特殊文化而采用特殊治理政策，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各土司互不统属呈分散割据状态，限制了壮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汉族移民对壮族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先进的中原汉文化影响的早晚和深浅不同，广西东部地区由于交通便利，与中原文化联系密切等原因，生产力发展较快，封建化的进程也较快。而西部地区远离中原，交通不便，与中原的联系较困难，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封建化进程较慢，造成了广西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唐朝和五代，桂东地区已经逐步封建化，而桂西山区当时仍属奴隶制社会。明清时期就逐步实行的改土归流在桂西直至1928年才完全结束。人口迁移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岭南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固然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有关，也由于中原移民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移民往往是文化传播的主体，移民的迁徙必然伴随着文化传播与交流。一个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改变该地区的物质结构，也把一种文化从迁出地带进迁入地，造成文化的空间流动。人口迁徙依赖一定的地理通道，这种通道既便于人员往来，又不可避免地在受到地理形势上的影响和限制。地理通道是不同民族群体往来的良好途径，经由一定的地理通道，不同文化扩散、碰撞、传播、交流得以实现。文化融合是在异质文化相互接触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碰撞、交流过程就具有了地理特征，进而影响人文地理的格局。地理通道就这样成为文化融合的载体。
岭南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中原和岭南相距数千里，又有南岭山脉阻隔。灵渠的开通，湘桂走廊、桂中西江以及其他沿江通道无疑是人口迁移的地理通道，也成为中原与岭南文化交流的通道。广西东西部的发展的不平衡状态，究其原因，可能与到达桂西的中原移民较少有关，广西西部一向是非汉民族的壮、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所受中原的影响就比较小。中原移民主要有汉民迁徙、汉军戍边、汉官治边，有因灾荒而南迁者，还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者。中原文化随着移民向周边民族地区扩散，促进当地人们形成更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岭南地区因此改善了原来落后的政治、经济面貌。郡县制的设立，为多民族的融合提供了政治上的条件，加速了岭南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从汉代到唐代，采集渔猎业在岭南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中仍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还盛行的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移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促进广西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向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移民不仅推动了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还促进了民族融合。岭南本是西瓯、骆越族人的聚居地。秦统一岭南后，大批中原汉族移居岭南，与古土著越人交错杂居，开始了第一次越汉民族融合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越人及其后代乌浒人、骆越人、俚人、僚人等土著民族与汉族又一次大融合。宋元时期，苗瑶等少数民族大量迁入广西，汉族与广西少数民族的再一次融合是明末清初，汉族大量地从东、北、西北三个方向进入广西。文化融合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广西本土各族人民对先进中原文化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就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归属的心态。在中国历史上，依托优越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的中原文化得以向四方传播，是由于传统中国文化通过伦理教化整合民族差异，一定程度上反对民族歧视，提倡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和谐相处、讲信修睦的非暴力主义，也由于中原文化周边的少数民族异质文化的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各少数民族都比较容易接受、吸收并认同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原文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文化，造成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汉化，没有少数民族汉化就没有汉族在中华民族中的主导地位。因为自然人文地理条件的影响，文化地域差异不可避免引起文化冲突碰撞。汉族文化传播也不是简单地复制中原文化，随着地理环境、物质条件和人口的民族基础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汉族融合少数民族过程中也会充分吸取各族文化精华。先进文化不仅要保持原有的文化优势，还必须吸收当地文化中的先进或有利因素。这说明由于各民族交错杂居，文化的双向相互影响和交融混合的现象相当普遍。
三、广西文化融合的新发展
中原汉族文化对壮族文化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广西壮族地区大约在东汉初年即办有以汉语文教育为主的私学，唐宋以后，很多地区设有孔庙和书院，继之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和私塾。唐朝年间，广西上林县壮族首领韦敬办篡的《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及《智城洞碑》碑文就是壮族地区习汉文写汉字，接受中原先进文化传播的结果。中原传来的佛教、道教经过改造，亦为壮族所接受而深入民间。汉族以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广西的壮族，壮族社会生活和壮族文化融入了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因素。对异族文化接纳吸收和发展创新，表现了壮族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和宽容的文化心理。由于广西东部和北部的壮族缩小了与汉族的差别，大量壮族同化于汉族，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形成该地区汉族占多数的局面。在不同文化的对话交流中，文化借取不会是单向的，不仅弱势文化会向强势文化借取，强势文化也同样会向弱势文化借取。壮汉文化交流呈双向性，而不是单向性，呈现壮汉文化互相渗透和并存的局面。作为先进文化的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具有巨大的辐射力，但壮族语言依然存在和发展，壮族借助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创造了表达壮语音义的方块古壮字。壮族巫文化仍继续盛行，独特的民风民俗代代相传。在双向性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秦汉以来，百越文化同样对迁徙岭南的汉族及其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深远影响。粤语作为汉语方言，被一些人认为是在越人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并不断靠扰汉语而形成的。尽管此论目前仍存在争议，但粤语与壮语有着难以割离的渊源关系，粤语是由多种语言混合而成却是不争的事实。壮族歌圩萌芽于氏族社会时期，形成于唐代，在宋代得到发展，兴盛于明清时期。移居岭南的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都接受了歌圩文化，他们既唱本民族的民歌，又唱汉语山歌，共同创造了华南刘三姐文化圈。广西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历史经验表明，以人类文化发展、文明进化为目标的各民族文化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广西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了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多样性文化及其相互间的补充与调节，促进了人类文化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并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政治上认同了各民族的法律地位，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双向互动的文化平等交流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在社会转型中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大一统”走向了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文化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组成，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文化。由于汉族的人口与文化的优势客观上形成了中华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结构，中华民族体系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以及少数民族之间差异的存在，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源泉。“多元一体”的文化既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也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的认同，是一个差异性与共同性合为一体的文化结构。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多元”，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的差异性，表现出族群的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中华民族的“一体”主要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思考和寻求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新途径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融合就其核心内容而言，就是通过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又对自身文化重新解释而形成共同的视野。这是一个各民族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双向运动过程。这种文化双向交流是以文化自觉与自信为基础。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深刻认识自身文化的历史传统，发展创造新文化，使之传播于世界，取得参与全球文化选择与创建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就是要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包容自信的姿态、多元开放的心胸和综合创新的观念，兼收并蓄，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文化软实力是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实体要素中体现隐性的间接文化吸引力、道德感召力和国家发展认同力，从这个意义上，文化软实力又具有硬实力的体现。广西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开放文化、海洋文化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多样性文化资源是广西文化软实力的源泉和原动力。中原文化对广西文化的影响的课题研究就是要总结广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寻找广西不同质态的文化融合载体，以便建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突出特点，发挥优势，弘扬“团结和谐、爱国奉献、开放包容、创新争先”的“广西精神”，努力建设具有时代特征、壮乡风格、和谐兼容的民族文化强区。近年来，广西充分运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钦州三娘湾国际海豚节、北海国际南珠文化艺术节等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提升了广西促进国际文化沟通与交融的水平，为建设民族文化强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综合国力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广西文化从来就有多样文化共存互补的传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建设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发展广西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增强广西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底蕴深厚、丰富多彩的广西民族文化将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