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语言哲学是重质轻文，重意轻言的传统哲学在佛经翻译理论中的自然延续，反映了佛经教义对语言功能的质疑和对终极意义的迷信，也反映了佛经这种特殊的文本中言意关系深刻的内在矛盾。这样，言意的对立、文质的矛盾在佛经这种特殊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激化了，同时又在“形式即内容”的语言哲学中统一了起来，体现了“言与意”、“文与质”在佛经翻译中的对立统一。在中国译论之初，道安这种“形式即内容”的语言观对后来无以数计的佛经译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古代语言哲学本质,语言发展
“言意之辩”透露出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语言本质的理解:语言并不完全是对客观对象的严格对应和真实摹写，语言的本质在于表达主体的情感和意向，“意”的超越性、抽象性、主体性揭示出语言的局限性。但语言和意义相比，意义永远是第一位的，语言只是表达意义的工具，这是普遍观念。除了名实、言意，古人还用“文质”来概说一切事物的内质与外形。孔子将文质并举，用来论人的品格修养。《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5］《论语?卫灵公》中又说:“辞达而已。”肯定语言的主要功能在于达意，而不在于修饰。老子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6］，基本上否定了语言的修辞功能，认为内容和形式是矛盾的。而在《庄子?缮性》中庄子更进一步，认为“文灭质，博溺心”［17］，把“文质”完全对立了起来，体现了道家极端崇尚自然的一贯立场。《韩非子?解老》中也有:“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18］可以说在传统哲学和文论中，质是本，文为末，或者说质是体，文为用。道家、墨家、法家也都表现出类似的取向，即重质轻文。这和先秦的名实观和言意观是一脉相承的。二佛经翻译实践及理论中的重意轻言、重质轻文中国古典哲学中以名举实、重意轻言、重质轻文的传统在文学审美领域里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对佛经翻译的价值取向有着强大的制约作用。佛经翻译从一开始就重意义传达，而不重形式忠实和辞彩华丽。如“格义”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解说佛经，就是舍弃了形式获取意义的务实作法。大乘佛教经典流露出对语言文字的蔑视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佛教传播中对意义的执著。在追求最高境界和彼岸世界的过程中，有限的、具体的语言反而成为障碍和干扰，可能会造成对真理的遮蔽。后来的禅宗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更是要挑战语言文字在意义传递上的绝对性，以便挣脱语言的束缚，直接地把握意义与价值。传统译论脱胎于传统哲学和文论，并要反映佛经翻译的实践，因此佛经译论之初流露出重质轻文的倾向，就不是偶然的。中国翻译理论开篇之作———支谦的《法句经序》中，就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其义，是则为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19］但传统的重质轻文、重意轻言面对佛经的终极真理却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境:佛理是一种超越经验范围的抽象终极真理，有类似“道”的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特点。佛经文本一旦以语言形式固定下来，这种语言形式便因为承载了意义而无比奥妙神圣，具有和佛理的微言大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文本形式一经改变，意义则可能随之流失，这是语言在言说终极价值时无法回避的困境，也是佛经这种特殊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矛盾。“格义”和“文质”在翻译史上引发的长期争论即是明证。“格义”之法对佛教在中国的普及化和本土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过多地改变了原文的言说方式，也就过度地扭曲了佛教教义，因而引起了长久的争议。可以说，佛经翻译凸显了言意之间的矛盾，经常在文质之间挣扎摇摆。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是第一篇系统总结佛经翻译的专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言意矛盾和文质冲突，道安向我们透露了什么什么样的语言哲学呢?
要理解道安的语言哲学，首先要明确道安所谓“本”究竟意指何物?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本”在翻译理论中一直都指原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翻译中的“原文”至少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而内容和形式的冲突构成了几千年来翻译理论中的基本矛盾，也是中西一切翻译理论争议的根源所在。特别是在形式和内容不尽同一的情况下，翻译中诉讼纷纭的核心议题就是翻译什么:是原文的内容还是形式?或者说是重内容还是重形式?所以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道安所谓“本”究竟是指原文的内容还是形式?也只有明确了这个基本问题，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实质。目前关于道安的理论研究对于这一关键问题大都语焉不详。有人含糊其辞地认为“本”是原文，“失本”意味着失去句法、风格以及原文的其他形式特征，并不局限于原文的意义［21］。而道安注重形式，所以推论他主张直译或“案本而传”。“本”被有意无意地等同于“形式”了。还有人说“本”是原文的信息，但是没有丝毫论证［22］。“本”虽然没有界定，但在道安的佛经译论中可以间接推论出来。《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稍后即有“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近出此撮欲使不杂，推经言旨，唯惧失实也”［23］。《道行经序》中道安说:“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24］《比丘大戒序》中道安指出现有戒律的译文有不足之处:“考前常行世戒，其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举意。”［25］《鞞鞞婆沙序》中，道安引用赵政的翻译主张:“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26］可见，“五失本”中的“本”是指上文中的“实”，“旨”，“意”和“事”，即佛经原文的内容或意义。形式即内容“本”为原文内容，“五失本”指五种情况下译文可能背离原文内容，但耐人寻味的是，“五失本”之下罗列的却全都是形式的调整和变通。具体而言，“五失本”中的形式调整包括了语序的先后(胡语尽倒，而从使秦，一失本也)，风格的文质(胡语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语言的简繁(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语篇的结构(胡有义记，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经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榜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之，此五失本也)。其中“一失本”涉及语序问题，梵汉语言的句法差异要求翻译中必须颠倒语序，而颠倒语序必然会失本。第二点中的“文质”是文体风格概念，即文章的质朴和华丽，道安认为将重内容的质朴的原文译成重辞藻的华丽文体是失本。第三、四、五点很多人归入一类，认为都属于删削原文重复之处(钱鍾书，王宏印，MarthaP．Y)。但仔细观察，同为删削，仍然有层次的不同。第三点只是删削一般意义上的冗词赘语。而第四点是说删掉梵文经文在长行之后的偈颂复述，即篇末总结全文大意的佛经唱词，一般是诗体，以便于和散文的叙述部分相区别。这种重复相当于今天的语篇结构特征，和第三点(普通意义上的语言重复)显然是有区别的。最后一点则是说经文中讲完一事，告一段落，先转说他事，再接续前话往下说，显然也属于语篇层次的重复。这些结构性重复都是佛经中“有意味的形式”之一，删去不译即为失本。这说明面对佛经翻译中的言意矛盾和文质冲突，道安形成了独特的语言哲学———形式即内容，失去形式即为失去内容。道安的论述较为集中、全面地涉及翻译中不同层次的形式损失，五失本的顺序也和翻译的难度正相一致。其中颠倒语序和风格翻译是翻译中的普遍问题，适用于任何语种之间的翻译，而语篇层次的删削原文更多地反映了梵汉佛经翻译的特殊性。讲究“案本而传”道安总结了佛经翻译中有五种情况容易失去原文之“本”，本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中立语气，看不出明显的褒贬，但从上下文以及道安本人的翻译实践及翻译批评中，可以推论出道安主张不失本的“质”派译文，尤其不赞成随意删削。如在《道行经序》中道安说:“因本顺旨，转音如已，敬顺圣言，了不加饰也。……钞经删削，所害必多。”［27］《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近出此撮欲使不杂，推经言旨，唯惧失实也。”［28］道安曾把《放光般若》与《光赞般若》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认为《放光般若》译文的特点是，“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焕然易观也。而从约必有所遗，于天竺辞反腾，每大简焉”。
道安后来还是抛弃了这种方法，主张“案本而传”，延续了重意轻言、重质轻文的哲学传统。三不易———内容与形式的永久冲突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对“三不易”也有概括:“三不易者:(一)谓既需求真，又需喻俗。(二)谓佛智悬隔，契合实难。(三)谓去古久远，无从询证。”［32］而马祖毅是这样解释“三不易”:“圣人是以当时的习俗来说话的，古今世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应今时，很不容易，此其一;把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识者，很不容易，此其二;释迦牟尼死后，弟子阿难造经时尚且非常慎重，现在却要由平凡的人来传译，也不容易，此其三。”［33］比较而言，马祖毅的阐释比较忠实于原文原义，但理论分析的深度不够，也缺乏现代译学视角的观照。“三不易”是佛经翻译的三个难点。一是古今有异，要改古适今，考虑习俗的变易，这是一大困难。二是愚智有别，作者(阿难)和今天的普通读者对佛经的理解和认识水平有天渊之别，译者需要把作者千年之久的微言大义让当代的普通读者明白，是第二大困难。三是第三点和第一点是重复的，指责不加区别地以今译古的译法，并批评当下智力平庸、粗心大意的译者。这三点都涉及语言形式或言说方式的改变，而形式变化可能会导致内容的偏离，因此不易为之。可见“三不易”和“五失本”相辅相成，意在揭示内容与形式的内在矛盾。道安显然认为，佛经翻译中原文的形式和内容是无法割裂的，失去了形式也就失去了内容，形式上升到原文内容的崇高地位，得到反复强调和系统阐发。道安对形式和内容的内在矛盾有深刻洞察，主张通过追求形式来追求内容，他对形式损失讨论得非常详尽而全面，并反映了梵汉翻译语言文化的特殊性。“五失本三不易”中传达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也传达出了道安的语言哲学———形式即内容。该理论的核心仍然是追求意义———“本”，这和传统哲学中重质轻文、重意轻言的普遍价值是一致的，和佛经翻译中对意义的崇尚和对形式的蔑视也是一致的。但由于佛经的教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语言形式，改变形式便意味着改变意义，因此不遗余力地追求形式最终仍然是为追求意义。可以认为，“形式即内容”的语言哲学是重质轻文，重意轻言的传统哲学在佛经翻译理论中的自然延续，反映了佛经教义对语言功能的质疑和对终极意义的迷信，也反映了佛经这种特殊的文本中言意关系深刻的内在矛盾。这样，言意的对立、文质的矛盾在佛经这种特殊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激化了，同时又在“形式即内容”的语言哲学中统一了起来，体现了“言与意”、“文与质”在佛经翻译中的对立统一。在中国译论之初，道安这种“形式即内容”的语言观对后来无以数计的佛经译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