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改革能够兼顾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首先与恰当的转型顺序有关，也与每一轮改革所形成红利被合理有效地利用有关。中国农村改革具有自发性质，得益于历史经验，由此形成的改革红利被用于支付部分价格改革成本是正确和幸运的。乡镇企业在价格改革具有优先性的引导下，利用短缺经济获得大发展所形成的改革红利，又被用于支付国企产权改革的成本。本文认为，假如改革停滞，任何改革红利都会被新制度建设所遗留的“赤字”逐步耗散掉。
关键词：核心期刊投稿征稿,体制转型,改革红利,改革顺序,改革成本
一、引 论
直到2001年章家敦发表《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之前，尽管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成为“有别于西方预言的鲜亮榜样”，但转型路径一直不被西方看好，最积极的展望也仅仅认为中国转型发展“能说明的问题和无法解释的问题一样多”(1)。许多转型比较研究文献之所以“讲得对但讲得不准”，一是因为“渐进式转型(改革)”之说的确很难解释中国体制转型收获的巨大红利;二是因为将中国转型成就与现代经济学直接挂钩，几乎无法解释这些公开的知识信息为何没有在其他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取得类似的效果。鉴于“奇迹”本身就意味着超越理论预期，所以有学者设定了新假设并承认存在未知因素。比如林毅夫在1995年就发现，前苏东转型有“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参与出谋划策，却搞得一塌糊涂。中国的改革中，学院派经济学家参与相当有限，却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果”。“一国制度改革经常沿着‘试错’的基础前进，成功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运气和政治领导人的聪明才智”(2)。新近的研究成果则提到，“没有哪个低收入国家能与中国的行政能力相比，可能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中国那么好的运气”(3)。据此，有人感叹近30多年来“上帝的口袋里装着中国护照”。
在浩繁的转型机制研究文献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解包括：(1)青木昌彦不赞成将中国近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解释得与过去三千年历史缺乏关联(4)。(2)森明确指出，1949年以后中国一直重视基础教育和普及医疗卫生等“工具性权利”，所以“中国更好地利用了市场经济” 追求“实质自由”(5)。(3)钱颖一等人在“财政联邦主义”的视角下，解释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积极作为，认为给定“增长竞争”优胜者政治晋升的激励规则，如果地方官员无望按照传统方式获得新投资，就只能选择符合市场制度的方法来吸引投资，同时大力发展自己下辖的企业。科斯也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做得比西方多得多”(6)。(4)中国的转型和增长尤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挑战令人生畏，但也被称为“改革的黄金时代”。现在看来，当时中国学者盛洪、樊纲等提出“放开体制外、稳住体制内”的“增量改革”观点，是有较强解释力的(7)。问题只在于中国转型路径的必然性是什么。
对于本文命题，究竟需要面对和处理哪些基本事实和问题?简单说，造就了中国奇迹的因素既不是单纯的体制转型，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为什么中国能在体制转型的同时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这个“难度犹如飞机在飞行途中更换发动机”的结果(8)，构成了远超过人们预期的醒目的例外。
从根本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富含关于转型目标的知识，但“休克疗法”则过分忽略了人类从未有过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经验这个重要事实。因此仅仅呼吁“做对激励”是不够的。为了避免“经济休克”首先成为“治疗”的结果，做对供给新制度的顺序可能更重要。对于一个因“文革”导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贫穷的农业大国来说，设法尽快获取第一轮“改革红利”，并迅速用于推动下一个顺序正确的改革领域，在保全生产力存量的基础上设法扩大增量部分，恐怕不失为明智的转型策略。中国的体制转型差不多正是这样做的。
二、中国农村改革的独特性质和意义
1.农村改革的现实动力和历史性质。在很大程度上， “四人帮”覆亡的方式确保了中国政治上层建筑的连续和基本稳定，使中国不必如苏东国家那样在一个时代的断裂带上，同时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制度。“文革”运动杜绝了利益集团，也将传统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并以农民饥贫的形式表现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明白人民公社制度要对农业的失败负责。在特定语境下，占总人口82%的中国农民对“好政策”有着强烈期盼，进而也对有关“好政策”的信息有着基于生存本能的敏感。
1978年中国产粮3.04亿吨，1984年达到4.07亿吨，增产的1.03亿吨粮食比1985年非洲53个国家生产的8166万吨粮食还多出20%(9)，由此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第一笔巨额“红利”。可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农民能成为一场伟大变革中的第一批英雄好汉?事实上，农村改革既缺少试验环节，又明显具有各地区改革目标和效果罕见的一致性。解释这个出人意料的现象是需要由历史来提供“新证词”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在古代和1956年、1962年，都被证明是恢复中国经济活力的“特效强心针”。令“耕者有其田”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效率的农业制度，就是农民记忆中最简易和宝贵的历史经验。它基本无涉其他诉求，只要条件稍有许可，这种历史经验就会成为一种自发的行动。作为佐证，中央连续5年下发的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其起始年份是1982年而不是1978年。再往后，当农村推行村民自治时，中国农民便失去了历史经验的支持，并因为农村不再涵养地方精英而表现得困难重重。
2.农村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氛围。在1977年、1978年，农村改革所处的政治氛围具有类似季节变化的特点：1977年中国开始拨乱反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压力骤减;1978年 5月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农民全凭一种类似“春江水暖鸭先知”式的直觉在当年就采取行动，否则人们无法解释1979年的夏粮丰收。就执政党而言，打江山时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土改运动更完善了这种经验。在1962年，类似的政策再次缓解了当时严重的农业危机。这些经验在 1978年以政治信号而非正式政策的形式传递出来，立即将农民的农业生产经验与执政党的执政经验结合起来，第二年就收获了一次久违的农业大丰收，这第一波 “改革红利”来得可谓相当及时。 3.农村改革“红利”联结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中国农村改革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它在关键时刻、关键领域所实现的帕累托改进，首先造成了一种鼓舞人心的丰收景象，这对于秉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信念的农业大国所欲追求的任何进步，都构成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承包制也对其他领域的改革起到了强大的募集作用。比如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钢等8家大型国企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负”的承包制，到1979年年底，国务院再将承包试点企业增加到了4200个。1980年中央对地方政府实行“承包基数、超额分成”的财政“分灶吃饭”政策，几乎就是农村承包制的翻版。这期间，国务院还拿出一个省(广东)和一个部(铁道部)来进行承包制试点。那么，为什么企业承包制不尽如人意?最根本的原因是，传统体制下的企业承包制从未有过大规模实践的成功经验而农村土地承包制有着三千年的历史经验。所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10)。
197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共较上年增产2800万吨，作为参照，英国同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325万吨(11)。它几乎立即证明了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新治国路线的正确性，进而迅即补充了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资源。但农村改革的意义还不止于此，现在看来，首先取得农村改革的成功，对于抵制“左”的思想尤有力量，因为一个农业大国的政治传统就包括了，无论打什么样的旗号，反对获取丰收的说教都不得人心。
4.“农村改革红利”的潜在政治经济意义。由于“仅制度变革一项就使(粮食)产出增加46.89%”(12)，农村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红利”是迅速集结了一个庞大的支持改革、“怕政策变”、希望社会稳定的人群。农村改革创造了一种农民自下而上求变革与政府自上而下先默许、后支持的成功范例。在讨论农村改革形成的“改革红利”时，有一个事实对未来的改革尤其重要：由于经历过长年的饥饿威胁，绝大多数农村家庭都长期“非理性”地贮藏多达一年的余粮。(13)在农村商品化率还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推进其他改革会引致通货膨胀，那么它对占总人口八成的农民的伤害将会很小。与此同时，农村改革也使中国富余的劳动力显性化，使农民不再被吸附在土地上。他们自由了，本能地寻求高收益的非农就业岗位。即使许多农民暂时进不了由户籍制度把守的“城门”，他们也为发展乡镇企业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机会窗口”。然而如果中国的改革停滞不前，农村改革所收获的“红利”就可能随着日后不断升级的“三农问题”而在10～15年后消散。
三、先改价格、后改产权的顺序与改革红利收付
1.对关键机制的简要说明。传统体制下供给方的失败造成了普遍的经济短缺，从这个初始条件向市场制度转型，至少需要完成两大新制度组件：(1)放松价格管制以形成竞争性价格，营造出合格的市场环境，相应的代价是如“休克疗法”所预测的转型通胀;(2)明晰产权，以利益边界清晰的法人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相应的代价则是转型失业。根据“休克疗法”的“顶层设计”，改价格和改产权必须绝对同步进行，因为“改革也不能分两步跨越同一条鸿沟”。相对于这个理论上正确的转型方案，中国的实践明显地表现为“80年代改价格、90年代改产权”两个阶段，显得相当“离经叛道”。然而，也正因为中国体制转型确实“分两步跨越了同一条鸿沟”，中国才能够在一个时期只支付上述一项转型成本，然后利用其积攒的“红利”在下一时期去支付另一项转型成本。真正严峻的挑战是，假如同步改价格和改产权的理论不成问题，那么成大问题的一定是实践中如何才能做到先改价格后改产权。
2.中国选择先改价格以构建市场环境的必然性。在全球31个转型国家中，只有中国使价格改革比明晰产权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先性，亦使价格改革所积累的“红利”能被用于支付产权改革的经济成本。可以肯定，能够造就这种神奇的必定不全是经济因素，还有政治和历史因素。最基本的事实是，直到1992年以前，中国的产、官、学各方还都不大了解市场环境和市场主体必须相互依存的基本原则。与这种“无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数学者熟知私有产权与资本主义的逻辑关联，不少人精于对私有制口诛笔伐，却没有人能判定某种价格或价格变化“姓资”。这意味着中国放松价格管制的政治障碍最小，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极为有利选择：先行价格改革。正因如此，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要按价值规律办事”，同时要求“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明确将对其改革限制在体制内进行，然后强调“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等。
后来人们才发现，其实在改革伊始，经济改革根本无法按照理论预设进行：拍卖国有资产缺乏市场定价机制，同时买方也因没有支付能力而不存在，于是只好免费赠送。结果改革会首先改出一批经济寡头，在市场制度幼弱时期就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市场力量。与“休克疗法”相比，中国的转型方式缺乏锋芒和“过瘾”的特点，但与中国那个时代的约束条件相比，它在操作上又足够稳健：为了控制转型通胀，政府于1982年、1983年分两次放开510种小商品价格，然后再逐步向上游生产资料价格推进，被称为“反向价格改革”。作为过渡的短暂“价格双轨制”被斯蒂格利茨评价为“天才的解决办法”(14)。
3.潜在市场主体被价格改革“唤醒”。即使现在看来是低成本和幸运的价格改革，当年涉及中国经济转型最核心的问题仍然原封未动：先行放松价格管制以构造市场环境，谁来充当市场主体?须知，国有企业仍需按计划价格出售产品，而且当时官方的政策对个私企业并不友善，“做小买卖也能发大财”肯定不足以在短期内改变一个大国的价格体系。这些很强硬的约束条件决定了，旨在兼顾转型和增长的“增量改革”要想取得成功，至少需要两个关键条件：(1)存在大量政治上正确但又不完全在体制内的企业;(2)官方不阻止其利用体制外的商业机会。假如能满足这两个条件，中国才可能巧取第二轮改革红利。那么，当时的哪一类企业恰好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呢?是1984年被正式改称乡镇企业的原社队企业。 乡镇企业属于中国公有制的一部分，经营上与私营企业相近。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策都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以及在这个前提下放松价格管制。该政策环境恰好可以使乡镇企业脚踩计划和市场“两条船”，一边继续争取国家计划内的一部分汽油、煤炭、钢铁、木材等物资支持，一边以近乎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对供求关系作出反应，恰到好处地担当着市场主体的角色，自发调整旧的“重、轻、农”产业结构，一举解开了中国因暂缓国企产权改革所形成的经济体制转型“死结”。整个过程是平稳的，争论较少，而且缺乏那种精心设计的特点。正如邓小平所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15)。据官方统计，从1978年至1984年改革正式转入城市期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值就从814亿元猛增至1758亿元，“乡办企业”数从16.4万家增加到21.7万家。(16)这说明，当时的政策环境对乡镇企业的激励作用已经足够强大，才出现了“农村的工业革命”。鉴于20世纪80的个体经济产值仅为0.8亿元，因此人们能够判定，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市场主体主要是集体企业。问题是如何解释其庞大的数量，以及还有哪些制度因素促使其飞速发展。
4.乡镇企业数量禀赋的来源与地方财政包干制度。中国在改革以前就存在大量农村工业，很可能是中国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最重要的禀赋之一。在历史上，中国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就有“五匠四坊”之称，并深深地融入农村生活。(17)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和“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即支持现代大工业与小规模、劳动密集型、技术简单的农村工业同时发展，后又有“两地四服务”来界定农村工业的功能(18)。1966年毛泽东明确号召，所有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建立集体所有制工业。(19)
中国农村工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事实包括：(1)改革前农村工业的发展是得到官方支持的，这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而无需尝试一套新政策;(2)计划体制对农村工业支持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重点是通过“工农联营”、下放人员及“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带来的技术扩散;(3)虽然 “小而全”会带来规模不经济，但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制度背景下，经济上仍有利可图;(4)冷战时期的社队企业“小而全”属于战备经济的一部分，但在改革的特殊时期，“小而全”的企业更容易独立自主地经营，将经济劣势变为经营机制上的优势;(5)关于绝对数量，我们能看到官方统计――1978年不包括村办企业的乡办企业数为16.4万家(20)，另外也能找到1984年“乡镇企业实际已发展到165万家，拥有劳动力3848万人……1986年底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发展到1515万家，劳动力近8000万”之类数据。(21)
5.乡镇企业发展对国有企业的重要影响。乡镇企业大发展是潜在市场主体与特定转型策略结合的产物，它在激活价格发现功能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令人信服的效率尺度，可用来衡量和比较国有企业的效率水平。但正如把乡镇企业笼统说成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不大符合事实一样，那种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国有企业江河日下并行的判断也不符合事实。事实是，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专司劳动密集型的下游产业和终端产品，只不过很快就挤垮了本不适于国营的服装、餐饮、建筑、运输和零售业等领域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然而，乡镇企业对工作母机的巨大需求也为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证据包括，城镇国有单位就业员工数从1978年的7451万人增加至1989年的略多于1 亿人，1995年达到1.26亿人的峰值。(22)由此人们能看出中国转型红利的更多部分：在先改价格并努力与转型通胀抗争的过程中，国企的产出非但没有下降，乡镇企业的发展反而推进了国企的潜在产出，转型失业未如其他转型国家那样与转型通胀同时出现，这是极为罕见的。所以新近的研究才强调“很少有国家以农村工业起重要作用的发展道路”(23)。
与基层政府支持集体企业发展的努力相似，各级政府也尽力帮助在竞争中日益困难的国有企业。也只在中国和越南的转型中，政府用尽了除私有化以外的一切办法来拯救国企，比如利改税、承包制、政企分开、优化组合、股份制、租赁制等等。政府在1978年、 1984年、1992年三次大张旗鼓地扩大国企的经营自主权，并将手头能掌握的资源尽力用于救助国企，一度曾使国有银行看似国有企业专用的金库。当然，政府毕竟不能容许国企无休止地耗散来之不易的改革红利。转折点发生在1996年第一季度，国有经济出现了总量亏损。这就使政治原则必须面对一个极端的局面，即人们有理由怀疑，一个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经济成分，是否还有能力担当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任。假如中国政府曾经无力单独承担国企产权改革的经济成本，那么90年代中期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对国有资产实施兼并重组、拍卖、“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所能仰仗的有利条件，正是80年代改革所积累的红利。于是在全球转型国家中，只有中国赢得了非同寻常的改革成本支付方式：先改价格过程中的转型通胀难以避免，但当时中国不存在转型失业的压力;10年后明晰产权的过程导致转型失业如期而至，但此时的转型通胀既无踪迹，甚至有通缩之忧。由于中国做对了供给新制度的顺序，才得以利用前一轮改革的红利用于支付其后改革的成本，从而无须在同一时期集中支付难以承受的“转型账单”。因此无论是“有心栽花”还是“无意插柳”，中国在世纪之交“打一场世界级就业战争”的那些事实，恰能证明80年代暂缓产权改革的理由充分。
四、余论与结论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主体初步得以建立，但没有人认为转型和改革应当就此结束。相反，受经济体制转型驱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严峻挑战赫然显现：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复合了社会保障职能，所以乡镇企业破产、“歇业”或者农民工进城就业失败，农村家庭会自动延续其社保职能。城市经济最大的风险之一表现为“失去工作的人将失去生命”，因此城市下岗职工的问题实质上会迅即转化为对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迫切需求，而各国编织社会保障网络的努力无不需要巨额资金支出。中国解决该问题的优势在于，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红利和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壮大了中央政府的财力，更在于加入WTO所拓展的国际市场需求，导致了如外国观察家所说“中国加入WTO的10年是富得流油的10年”。这也意味着扩大外开放所形成的红利客观上有利于推动中国的社会转型。毫无疑问，中国对外开放的性质和收益，与前东欧国家为了加入欧盟而推动对外开放的被动局面、路径及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以抽象掉丰富的细节作为代价，我们才能愈加看清问题导向型和追求改革成本最小的转型路径如何拯救了中国经济。那么“渐进式改革”是不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概念?恐怕不能这样说，因为“渐进”本质上指“有控制”和防止改革过程失控。由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连续性，对中国转型过程实施控制的主体自然是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政府。进一步地，如何才能有效实现对转型进程的控制呢?最简略的答案包括两个关键点：(1)控制住“人”，所以“党管干部”的原则毫不动摇;(2)控制住“钱”，所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育较为缓慢。由于政府始终控制着每一轮改革开放所形成的红利，大体能被用于支付下一轮改革的成本，才直接有助于新制度壮大的趋势不可逆转。而与此相应的代价则表现为，权力主导型市场表象掩盖下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和权力腐败，市场制度建设“赤字”仍多，“思想市场”发育不足，行政体制改革滞后，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惜乎自2005年在农村推进“两免一补”政策舒缓了“三农问题”以后，中国改革未见大举措，导致社会维稳负担增加。因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定，显然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注释：
(1)相似的立场使章家敦发誓中国将在2012年底前“彻底崩溃”，被列为2012年最糟糕的十个预言之一。参见《2012年十个最糟糕的预测》.[外交政策]2012年12月21日。
(2)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5页。
(3)[美]L・勃兰特等：《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4)参见[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页。
(5)[美]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6)[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徐尧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7)详请参阅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法]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张帆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9)相关国际数据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11)相关国际数据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12)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上海三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13)[美]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林毅夫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7页。
(14)[美]斯蒂格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版，第11-13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1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306页。
(17)即木匠、铁匠、石匠、泥瓦匠、油漆匠和豆腐坊、碾米坊、染坊、酱醋坊。
(18)所谓“两地”是指“利用当地材料满足当地需求”，避免与都市工业竞争。所谓“四服务”指服务农业、社员生活、大工业和出口。
(19)参见[美]白苏珊：《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郎友兴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9页。
(20)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21)参见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上)》，北京：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2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23)[美]勃兰特：《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M].徐尧，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3][法]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M].张帆，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斯蒂格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N].人民日报，1998-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