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批判性思维概念由西方传入至今，中国批判性思维教育与研究工作已历经十年有余、渐成规模，然而无论是对概念的认识，还是对方法的理解，都仍在所难免的主要沿用西方框架和体系，在语境切换、理论旅行的过程中，缺乏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接地气的批判性思维观念、方法、体系的系统性挖掘同延展。
【摘要】目前在我国批判性思维教育与研究中，对概念的认识、方法的理解、体系的构建仍主要沿用西方框架和结构，缺乏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批判性思维观念、方法、体系的充分挖掘与延展。先秦思想中蕴藏了丰富的批判性思维观念与方法资源，《左传》、孔子、管子、后期墨家的部分思想观念，及墨子“三表法”、荀子三大谬误、韩非“参验法”，经过扬弃、吸收和运用，均可在批判性思维教育和研究由西方化到中国化，最终实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学期刊论文发表,批判性思维,先秦思想,观念,方法,资源
事实上，中国哲学思想中蕴藏了丰富的批判性思维观念与方法资源，以先秦为例，孔子、老子、墨子、管子、后期墨家、荀子、韩非的思想中均蕴涵了既体现语境性又兼具普遍性的批判性思维观念与方法，对之进行系统的挖掘和梳理，将对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和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先秦思想中的批判性思维观念
早在《左传》当中，以民本思想和朴素自然观为背景的无神论观念，便充盈着坚决的批判性思维精神：“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1];“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2];“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3];“卜以决疑。不疑，何卜”[4]。这些以人为本出发对“天”、“神” 权威的怀疑与批判，在当时具有重大进步意义。以《论语》为代表的孔子思想系统中，“内仁外礼”思想和“仁者爱人”思想对应批判的标准问题与批判的伦理问题建构出了相对完善的批判性思维观念体系，由于篇幅所限，该部分具体内容将另外行文进行讨论。
《管子》中认为认识主体由思维器官“心”和感觉器官“九窍”组成，心在认识过程中统辖九窍，心如果被各种欲望充塞，九窍则会丧失对认识对象的正确感受和反映，因此心的修养将直接决定认识与批判的质量。由此它提出以“虚”、“一”、“静”、“因”修心：“虚”即克服主体的不良思维惯性与刻板印象，“不虚则仵于物”、“虚者，无藏也”[5];“一”一方面指公正、不偏不倚，另一方面指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只要“耳目不淫，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执一不失，能君万物”[6];“静”即克服由欲望引起的不良情绪因素对认识的先在影响，保持心“静”，“毋先物动者”[7]，“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之”[8]，“静乃自得”[9];“因”即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虚、一、静、因相互关联，充分体现出批判性思维面对主观来省思不良思维惯性、克服不良思维惯性、养成优秀思维品质的内向观念维度。
后期墨家发展的辩论观念力图“明是非之分”、“明同异之处”以“决嫌疑”[10]。在依据客观事实、遵循逻辑规律、利用判断与推理方面，辩论观念与批判性思维基本一致。而“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11]等辩论原则也对应体现出批判性思维所强调的全面思考、公正思考、负责思考观念。
二、先秦思想中的批判性思维方法
墨子在后期墨家之前就已提出衡量辩论是非的方法，即所谓“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12]“有本”强调历史间接经验作为标准的校正作用，“有原”强调现实生活中的直接经验作为标准的校正作用，“是以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人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13]。“有用”强调社会文化效果作为标准的校正作用，“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14]。三者中墨子特别推重直接经验法，而且将伦理维度明确融入其辩论思想中――“厚乎德行，辩乎言谈”[15]。
荀子对诡辩论者哗众取宠、混淆是非、惑乱人心十分痛恨，因而指出了诡辩中常见的三大逻辑谬误，作为攻破诡辩的有力方法。第一个谬误是“惑于用名以乱名” [16]，即混淆概念之间的类属关系;第二个谬误是“惑于用实而乱名”[17]，即由不同概念的绝对内容否定或混淆其相对关系;第三个谬误是“惑于用名以乱实”[18]，即由不同概念的相对关系否定或混淆其绝对内容。荀子通过对三大谬误的批判将形式逻辑与生活常识充分对照融合，是对批判性思维非形式逻辑论证方法的有力扩展。
韩非认为主观认识必须与客观事实相符，而是否达到此目标则需用“参验法”加以检验，即“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 [19]，把各种陈述、判断、推理集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以考察它们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他进一步提出：“言会众端，必揆之以地，谋之以天，验之以物，参之以人。四征者符，乃可以观矣。”[20]即应将天、地、物、人四方面的参照情况加入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否则，“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21]。
三、结语
当然，由于具体历史情境产生的影响跟束缚，先秦思想中的各种批判性思维观念和方法难免不同程度的存在瑕疵与局限性，作为今天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接地气的批判性思维观念、方法、体系的重要资源，我们必须对之进行批判性的扬弃、吸收和运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能够在批判性思维教育和研究由西方化到中国化，最终实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2][3][4] 《左传》僖公十六年、定公元年、昭公十八年、桓公十一年.
[5][7][9] 《管子・心术上》.
[6][8] 《管子・业内》、《管子・白心》.
[10][11] 《墨子・小取》.
[12][13][14][15] 《墨子・非命上》、《墨子・明鬼下》、《墨子・兼爱下》、《墨子・尚贤上》.
[16][17][18] 《荀子・正名》.
[19] 《韩非子・备内》.
[20] 《韩非子・八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