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经历着最深重的苦难和动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此后数年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失去了对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的控制。首都也从南京迁往武汉再迁至重庆,中央政治力量与国家重心随之西移,大批高等教育机构及科研机构内迁,此刻中国的知识精英得以汇聚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内陆地区。
[摘 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的美术力量在这个特定的时空空前整合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战”始终是大后方美术的主题曲,即以艺术宣传形式鼓动民众抗战;同时,文化保存与文化建设也是大后方美术不可忽视的政治任务。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国民政府组织了对西部边疆地区的艺术考察。本文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庞薰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为个案,对时代特点总结,探析抗战时期西部艺术考察兴起的背景及成效。
[关键词]档案核心期刊,抗战时期,庞薰,西南少数民族,兴起,成效
中国的美术力量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也空前整合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抗战”始终是大后方美术的主题曲,即以艺术宣传形式鼓动民众抗战;同时,文化保存与文化建设也是大后方美术不可忽视的政治任务。
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前期的中国,虽然依旧处于动荡之中,但总体的社会发展进入到20世纪以来最为迅速的一个时期。从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期间的十年,被西方誉为“黄金十年”。1951年9月19日美国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将军在国会说:“1927年至1937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交通进步了,经济稳定了,学校林立,教育推广,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进步的建制”。①
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长率平均高达9.3%。在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的背景下,学术上的思考与争鸣也异常活跃。伴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近代学理不断介绍到中国,促使传统中国学术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不断发生变化或转型。这一时期,受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博物学等西方学科理论发展的影响,民国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西方的民族理论、民族调查方法等在边疆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付诸实践。
时至30年代后期, “自抗战军兴,我国边疆的重要,引起全国上下的注意,政府对于边疆的建设与开发,学者对于边疆的调查与研究,渐加注意,这是一种从来未有的良好现象”。 ②全面抗战爆发后,原先集中在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及科研机构内迁,大批学者云集西部边疆地区。使得以前并不研究边疆的学者,有了接触边疆亲近边疆的机会,边疆研究吸引了学者的学术兴趣。
这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空间格局,而且使中国文化人的艺术视野和观念在深入以往被视为边缘化的民族、民间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转换。独特的地域和边远地区民族风土人情以及文化,不仅扩展了文化人对“民族传统”内涵的认识,使以往基于汉民族中心主义观念基础上的民族文化观念得以拓展,而且多民族的生活形态和文化对中 国艺术家的启迪与影响,为中国现代艺术形态的构建注入了新的因素和生机。在空间的挪移、视野的转换与深入地融合中,许多艺术家实现了艺术风格的新转型。以 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对中国艺术的现代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了30年代,尤其是抗战后,“边疆考察团”风起云涌。政府行为的主要有教育部组织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中央博物院组织的对西南边疆地区的考察,还有一些艺术家如吴作人、林风眠、叶浅予、董希文、司徒乔、孙宗慰、关良、常书鸿等也分别在同一时期不同时间进入藏、羌、彝、苗等民族区域考察。
二
由于战争,“流亡”和“迁徙”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一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迫迁往大后方,艰难辗转跋涉于滇、贵、川、甘、青、黔、桂等西部地区。艺术家前往边疆考察与写生的行为,既是在日本侵略、国家危亡的艰难时刻,对民族、国家以及自我意识的求证,同时,西部独特的地域和边远地区民族风情以及文化,为艺术家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蕴涵着地域性与民族性相互融合的艺术空间,为中国现代美术语言的发展提供了具体经验。
我们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庞薰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为中心,探究那一代艺术家对现代中国美术语言的开拓与创新。
庞薰1906年6月20日出生于江苏常塾望仙桥。1921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及医学,在上海师从俄国人古敏斯基学油画,同年8月赴法留学。赴法初期经徐悲鸿介绍入叙利恩研究所学习,徐悲鸿当年即在此学习,但他并没有像徐悲鸿等人选择写实主义艺术,而是接受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作为康有为学生的徐悲鸿,深受康国画变法思想的影响,立志以西方现实主义精神改良“衰微至极的中国画”。庞薰则不然。他曾谦虚地说“我去法国学习时对西洋美术史知道得很少,其它文艺修养也很差,学习也不踏实。所以到了巴黎既想学绘画,又想学音乐,还想学文学,没有一定的主张,浪费了很多时间。”③那时的他对音乐的兴趣很大甚至于超过了绘画,曾一度“想弃画学音乐”④后来即使他下决心放弃音乐专学绘画,仍无法摆脱西方绘画潮流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象我这样一个学画青年,不受当时潮流影响是不可能的。有时我去卢浮尔博物馆,坐在维纳斯像前,一坐一两个小时。面对这样的雕像,我的心象被微风吹拂的湖面,清澈、安静。可是当我走进另一些画廊,我的心就着了火。”⑤1930年回国,在家乡常熟研究中国绘画史论,组织“旭光画会”。9月参加上海“苔蒙画会”。1931年,任教于上海昌明美术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兼任新华艺专名誉教授。1932年,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 创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第一个自觉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美术成果的、有宣言的、有纲领的学术性社团――“决澜社”。 “决澜社”从1932年起,连续举办了四届画展,1935年,举办过第四回展后,就自行解散了。其客观原因是“决澜社”诞生在硝烟弥漫的“九一八”、 “一・二八”事件之后,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外患日益迫紧,画家们缺少从事艺术探索、研究、创作的安定、安全的文化环境。1935年,离沪北上,任教于北平国立艺专,从事图案教学,使他对传统图案装饰纹样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抗战全面爆发后,1939年庞薰碾转到了昆明,在这里他完了自己绘画风格的转变。先是研究古代装饰纹样,绘著《中国图案集》,由闻一多支持在西安联大内部展出。同年秋,由梁思成、梁思永介绍,受聘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研究员。研究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彩陶、青铜器等古代器物上的图案。11月初,当时的中央博物院下达了考察的任务,由此他开始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艺术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他深入贵州贵阳、花溪、龙里、贵定、安顺等八十多个村寨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珍贵服饰、工艺、民谣、民歌等民俗资料。他为中央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馆收集到600以上的民族服装和刺绣。他后来写道,苗族人开始时对他怀有敌意,但是当他们明白他不是收税人便欢迎他了。在他们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将一批油画和素描带回昆明。对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考察,激发了他在1941年创作了《黄果树瀑布》、《贵州山民图》20幅、《贵阳彝族洗衣图》、《苗人畅饮图》、《丧事》、《射牌》、《双人吹笙图》、《笙舞》等作品。1942年,创作了《橘红时节》、《盛装的苗族妇女》。 庞薰的挚友苏立文曾描述他这一时期的作品:“表面上是民族学的记录,事实上远不止这些,因为这些作品将准确性与人情趣味 、略带浪漫的格调,以及在巴黎所学得的对形式感的关注结合在一起,受毕加索的启发,他后来想到称此一时期的作品为他的‘灰色时期’”。 ⑥ 这些作品反映出他在绘画艺术上新的思考和探索。作品描绘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和劳动的不同的场面,表现他们的愿望和愁苦。画家十分熟悉笔下对象,具有娴熟的艺术技巧。他把西方的写实素描技巧妙地融进中国画的情趣之中。作品中人物似有几许淡淡的哀愁,生动地传达出时代的情绪。他用浪漫的色彩再现了柔和、淡雅的贵州景色,低矮的茅屋、与鲜艳的民族服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将传统国画的兰叶描与铁线描合用,线条结实有力而有韵致。显然已与决澜社时期的作品不同,和留法时期的作品相比更有变化。不论白描、淡彩或水彩画均趋于写实而赋有装饰。多年的磨练使他的创作更具中国气派,在使用传统与现代绘画的表现手段上,也更为娴熟。这一时期庞薰的绘画作品固然带有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烙印,但在内容、形式及效果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都存在着显见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庞薰的这些作品从一定角度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的艺术追求和大众心声。这些差异随着庞薰绘画艺术的发展不是缩小了,而是逐渐扩大,并最终形成其中西融合绘画艺术的独特面貌。
由于他此行是进行田野式考察,因此他更似一个学者,“像绣花一般把许多花纹照原样地画上了画面”,他自认为有些 “苦闷而又低能”。但他愿意“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庞薰作为中国的工艺美术大家,对装饰性更感兴趣,因此人物的形态、表情更为概括,更为优美。对于这些作品,庞薰自己有清晰的认识。
三
徐悲鸿在融合中西绘画艺术的道路上选择了利用西方写实主义的造型方法改良中国传统绘画;林风眠则是通过借鉴西方的现代绘画形式来表现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精神从而达到融合的目的。 庞薰的中西融合则是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和民间装饰趣味结合起来。其作品有古典主义艺术的和谐、庄重与肃穆,有浪漫主义艺术的诗情,有写实主义艺术的诚实,又有表现主义艺术的空灵,有印象主义艺术的率真,更有文人画的意境和装饰艺术趣味。他的作品将自己对社会、人生、文化、艺术的理解蕴于其中,这些都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所不可期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西部的写生与创作是将单纯的形式主义追求与诉求,拉回到与现实世界相关的艺术范畴中进行思考与表达的过程。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庞薰找到了可供表达、转换乃至设计的源泉。
(责任编辑:文键)
注释:
①中国现代史辞典,近代中国出版 1987
②言心哲:《边疆社会调查与边疆社会改造》,《边政公论》,第一卷第5、6合期,1942年,第47页)
③(庞薰《薰随笔》,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26页。)
④(袁韵宜《庞薰传》,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35页。)
⑤庞薰《薰随笔》,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