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芳先生曾指出：“从韩愈、李翱、李汉等的交往看来，可能韩、柳的古文运动的渊源之一，也是来自这些史官传承的史学。” [1 ] (210)并将“唐代史学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列为他亟待解决的问题。
摘 要：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原因，若将其与中唐史官及史学联系起来，便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一，古文运动的发起人员多为史官及其交游者;其二，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观与史家的道德裁判思想一脉相承;其三，古文创作的崇真尚质文风是史传文学实录直书精神的内在转化。
关键词：历史教学反思,史官,史学,古文运动
张氏已意识到史官、史学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可惜未见深论。笔者通过对古文运动先驱及倡导者生平的考察，发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有过史官经历或者与史官交往密切。同时，通过对他们文学观的考察，发现其中颇多与史学精神及史传文学相通，如文道观，对文体、文风的态度等。由此看来，古文运动与史官及史学二者关系密切，正是在史官及史学的影响下，古文运动逐渐兴起，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
一、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多来自史官及其交游者
古文运动的先驱及倡导者、追随者与史官在人员递承上存在着交叉的关系。他们或曾任史职，如柳冕、韩愈、李翱及李汉，或具有强烈的史学思想且与史官交往密切，如萧颖士、李华、梁肃及柳宗元等。
柳冕，柳芳之子，曾任史官修撰。他“博学富文辞，且世史官，父子并居集贤院。历左补阙、史馆修撰” [2 ] (4537)。韩愈，曾任史馆修撰，并修《顺宗实录》。史载韩愈“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 [2 ] (5257)，其交游的士人梁肃、萧存等与史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韩愈曾从梁肃游，“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3 ] (4195)。韩愈与萧存关系密切，“韩愈少为存所知，自袁州还，过存庐山故居，而诸子前死，唯一女在，为经赡其家”。萧存乃萧颖士之子，史称其“亮直有父风，能文辞，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 [2 ] (5770)，萧颖士有史才并有史著。李翱、李汉被看作古文运动的追随者。李翱，曾为史馆修撰。史载“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常谓史官纪事不得实” [2 ] (5280)。李汉，曾为史馆修撰。“文宗即位，召为屯田员外郎、史馆修撰”。李汉为韩愈女壻，深受韩愈影响，“汉，韩愈子壻，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李汉曾“预修《宪宗实录》” [3 ] (4453-4454)。
萧颖士，史称其有史才。“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又“著《梁萧史谱》”，“史官韦述荐颖士自代，召诣史馆待制……俄免官” [2 ] (5768)。则萧颖士有两部史学著作，或许还在史馆短暂为官。萧氏与柳芳、韦述、孙逖等史官有交游。萧颖士“友殷寅、颜真卿、柳芳、陆據、李华、邵轸、赵骅” [2 ] (5769-5770)，其中柳芳即曾任直史馆、史馆修撰等史职，并撰有《唐历》 [2 ] (4536)。萧颖士集中有《赠韦司业书》、《仰答韦司业垂访五首》，韦述有《答萧十书》并尝荐颖士自代，足见二人交往之厚。韦述，曾为起居舍人史职。《新唐书》记载他撰《开元谱》二十卷，修《六典》;又与柳芳编缀吴兢所修国史。萧颖士以韦述为“谯周、陈寿之流”，“为史官二十年，澹荣利，为人纯厚长者” [2 ] (4530)。又孙逖，也曾任起居舍人。其任考功员外郞时“取颜真卿、李华、萧颖士、赵骅等” [2 ] (576)，与颖士当有一定的交往。
李华，虽未曾任史职，但与史官贾至及有史才的萧颖士交往密切。“李华，字遐叔，以文学自名，与萧颖士、贾幼几为友” [4 ] (170)。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称“天宝中，公与兰陵萧茂挺、长乐贾幼几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 [5 ] (3946)。史载“华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 [3 ] (5047)，“(萧颖士)尝与华、據游洛龙门，读路旁碑。颖士即诵，华再阅，據三乃能尽记” [2 ] (5770)。李华又为萧颖士文集作序，亦可证二人交往密切。另外，李华与刘迅亦有交往。李华“兄事德秀，而友萧颖士、刘迅” [2 ] (5565)，刘迅虽未任过史官，但“续《诗》、《书》、《春秋》、《礼》、《乐》五说” [2 ] (4525)，则承续了其父刘知几的史学家风。
梁肃，曾被授史职，但未就。《新唐书》云“萧复荐其材，授右拾遗，修史，以母羸老不赴” [2 ] (5774)。梁肃是独孤及的弟子，并受到李华的识拔，又与萧存交往，而这三人都是受史学影响极深的人。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年十八，赵郡李遐叔、河南独孤至之始见其文，称其美，由是大名彰于海内。” [6 ] (4967)史载“(萧存)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 [2 ] (5770)。柳宗元，虽不曾为史官，但有修史之志。曾言：“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 [7 ] (812)并作《与韩愈论史官书》阐发史官的责任，又作《段太尉逸事状》向韩愈提供史料。
由以上可以看出，从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李华，柳冕、独孤及、梁肃到韩愈、柳宗元等倡导者，再到李翱、李汉等古文运动健将，他们或任史官或与史官交游，与史学关系密切，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多来自史官及其交游者。
二、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与史家之道德裁判思想一脉相承
我国史官自古就有秉褒贬之笔、寓劝善惩恶的志向。孔子修《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8 ] (3297)。这种劝善惩恶的观念带有明显的道德裁判性质。刘知几《史通》论褒贬史事，继承了儒家道德裁判的思想。“昔夫子修《春秋》，吴楚称王而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 [9 ] (106)。唐代史官大都秉承了“不虚美，不隐恶，劝善惩恶的原则，以执行历史撰述与道德裁判的任务” [1 ] (1 )。柳芳《唐历》就因为“不立褒贬义例，为诸儒所讥讪” [2 ] (4536)。 古文运动的先驱以及倡导者也多具有这种史家道德裁判的思想。萧颖士极力赞扬《春秋》示褒贬、惩恶劝善的义法，并曾依鲁史编年之例，著《历代通典》。他在给韦述的书信中说：“孔圣断唐虞以下，删帝王之书，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托微词以示褒贬。全身远害之道博，惩恶劝善之功大。”又批评司马迁、班固所编史书“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言殊卷帙”，“于是圣明之笔削、褒贬之文废矣” [5 ] (3277-3278)。其对司马迁、班固的看法虽有些片面，但却明显体现了史书任务在褒贬的史学观。又认为史学的功能应是“立言寄青史，将以赞王道” [10 ] (1596)，“王道”即儒家的道德思想。为此，他曾实践自己的史学主张，“著《历代通典》，起于汉元十月，终于义宁二年，……标一字以举凡” [5 ] (3278)。
李华赞同史的功用在于褒贬惩劝，其《著作郎厅壁记》曰：“文之大司，是为国史，职在褒贬惩劝，区别昏明。”赞扬孔子作《春秋》“因历象以正时元，假鬼神而讨有罪，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5 ] (3204-3205)。《安阳县令厅壁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记事者，志盛德而旌善人。” [5 ] (3210)柳冕也明确地表达了史家道德裁判的思想。“夫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 [5 ] (5355-5356)。独孤及也说：“孔子作《春秋》以绳当代，而乱臣贼子惧。谥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惩恶劝善，不在哀荣;在议美恶，不在字多。” [5 ] (3927)梁肃亦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在给独孤及集作序时说：“怨刺形于歌咏，讽议彰乎史册。” [5 ] (5260)
韩愈同样表达了劝善惩恶的史学思想。进士及第后他曾表示：“若都不可得，犹将……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 [11 ] (688)这种观念正是《春秋》褒贬手法，即史家的道德裁判。但是后来的《答刘秀才论史书》却说：“愚以为凡史事褒贬大法，《春秋》已备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又举例以证明“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11 ] (3103)似乎否定了史家褒贬之法，但仔细一思考，韩愈所举的事例却不能证明他的观点。如“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 “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 [11 ] (3103)等均与史实不符，韩愈不会连这点史识都没有。此文是韩愈任史馆修撰后不久所作，此时重要工作是修国史。韩愈不是不赞成褒贬，而是感到修国史要排除外界干扰正确地褒贬，公正地实行道德裁判非常艰难，所以他感到恐惧。正如他的文章所说：“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 [11 ] (3104)柳宗元明确指出：“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7 ] (809)故此文并不代表韩愈否定《春秋》褒贬义法。其后他所完成的《顺宗实录》证明他不是一个“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 [11 ] (3104)的人，依然执行着史家道德裁判的职责。
柳宗元有很强的史学意识，曾言：“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 [7 ] (812)他赞同史应该褒贬，《谥议》篇云：“伏以《鲁史》褒贬，《虞书》黜陟，彰善瘅恶，王教之端。” [7 ] (190)又作《段太尉逸事状》标举段秀实高尚的道德，实践史家的褒贬之法。李翱在史学上继承了韩愈的思想，“故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韩退之所谓‘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 [12 ] (42)。李翱的史学观可以总结为两点：一、史官要“以记录是非为事”，这个“事”实际就是编史的原则，具体内容是“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二、李翱指明了正确的历史方法论。他强调修史应该“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13 ]
与史学上强调劝善惩恶的道德裁判相对应，古文运动先驱及倡导者在文学上强调“道”，这种“道”基本上指的是儒家道德思想，从而使文学与史学在“道”的层面上得到统一，表现在古文运动先驱的身上即强调文学的“宗经”。萧颖士在文学上主张上承“六经”，亲近“风雅”，而有益于“王化”。萧氏有极强的崇经思想，在《赠韦司业书》中云：“仆有识以来，寡于嗜好，经术之外，略不婴心。” [5 ] (3227)同时，萧颖士强调为文要亲近“风雅”，《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说：“质文一变，风雅大兴。” [5 ] (3268)《江有归舟序》则提出“文也者……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 [10 ] (1594)。他还进一步强调文章要有益于“王化”，即行使美刺教化的功能。“丈夫生遇升平时，自为文儒士，纵不能公卿坐取，助人主视听，致俗雍熙，遗名竹帛，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之益，此其道也” [5 ] (3275)。
李华在文学上宗经。他说：“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夫子之文章，……盖《六经》之道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甚至说“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 [5 ] (3196)独孤及评论李华的文章时说：“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 [5 ] (3946)柳冕在文学上强调“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 [5 ] (5356)。独孤及为文亦主张宗经，梁肃《祭独孤常州文》记载：“尝谓肃曰：‘为学在勤，为文在经。勤则能深，经则可行。’” [5 ] (5306)梁肃在文学观上表现出明显的重道轻文倾向，他认为：“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5 ] (5261)又“言文必及经”，“以经为师” [5 ] (5268)。 韩愈进一步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平衡“文”与“道”的关系。《争臣论》首先提出“文以明道”的观点，“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 [11 ] (469)。在《上兵部李巽侍郎书》中重申了此观点，“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 [11 ] (600)。韩愈“文以明道”中的“道”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 [11 ] (562)。柳宗元赞同“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 [7 ] (873)《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道而已耳。” [7 ] (886)当然，柳宗元所指的“道”内容更加广泛，但不可否认，其“道”仍以儒道为主。李翱在文道关系上继承了韩愈的主张又有所发展，他强调文、理、义三者兼备。“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胜，辞胜则文工” [12 ] (44)。李汉在文道关系上主张“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5 ] (7697)。
综上所述，史家劝善惩恶的道德裁判精神不但存在于史官中，古文运动的先驱及倡导者亦有很强的道德裁判精神，他们通过“宗经”将它化为“古文”中对“道”的追求，进而提出“文以明道”原则。从而使儒家的道德思想在“古文”中得以激活，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文学吸收史学精神的重要方面。
三、古文创作的崇真尚质文风是史传文学实录直书精神的内在转化
“实录”、“直书”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史记》历来被称为“实录”之典范，班固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14 ] (2738)则“实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不虚美，不隐恶”，还包括文方面“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唐代刘知几继承了这种实录的精神，“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9 ] (402)“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 [9 ] (529)正是这种实录精神使史传文学在文体上基本保持了散体的特征，而在文风上遵循着“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原则。在古文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其先驱及领袖人物由于与史官的密切关系，而继承了史传文学的这种传统，在文学形式上提倡“宗真尚质”，即在文体上提倡散体、反对骈体，在文风上强调质朴自然，反对雕琢矫饰。
萧颖士说：“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 [5 ] (3276)崇尚周、秦、汉之文。反对六朝骈俪之文，“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 [10 ] (1594)。李华在文体上称赞元德秀的文章“可谓与古同辙” [5 ] (3249)。文风上他“反魏晋之浮诞”，反对“化物谐声为文章” [5 ] (3197)。柳冕反对“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的文章，提倡“古人之文”。独孤及则指出：“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梏拲，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 [5 ] (3945-3946)由此可见，他同样反对“俪偶章句”之文。梁肃则认为：“文本於道，失道则博(一作传)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 [5 ] (5261)由此可知，古文先驱者在文体观念上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反对六朝以来骈俪之文，并对偶章俪句进行批评，同时赞扬和欣赏先秦、秦汉散体文。
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及追随者李翱等也都提倡散体，反对雕琢矫饰文风，同时他们又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古文作品，真正使“古文”代替了骈文，推动古文运动走向胜利。韩愈虽然并不绝对否定骈文，但他仍然反对骈文那种过分雕琢的风气，在《答李秀才书》中他就曾说“不以琢雕为工” [11 ] (725)。当然，韩愈的最大功绩在于以大量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古文”创作冲击了骈文的统治地位。其论说文格局严整，层次分明，说理透辟，理足气盛;其传记文高屋建瓴，条理分明，迭宕起伏;其抒情文感情真挚，融叙事、抒情为一炉。柳宗元也反对形式主义倾向，认为：“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以为能，不亦外乎?” [7 ] (886)批评 “骈四俪六，锦心绣口” [7 ] (489)的创作风气，要求文章写作要“本之《书》以求其质” [7 ] (873)。柳宗元也创作了大量的古文，其中山水游记尤为出色。李翱追随韩愈，致力于“古文”创作。曾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将文与道结合起来。又反对文章尚异、好理、溺于时、好难或者好易。 [12 ] (44)李翱“至今行世的100余篇文章大部分是推行古文的产物，他的文章神似韩愈，但却独具一格，呈现出自然、朴实，重事实、少虚浮的特点” [12 ] (前言4)。
韩愈、柳宗元不仅反对骈体风气，提倡散体质仆的文风，而且在创作中还不断向史传学习。韩愈的碑志文就大量继承了史传的写法，方苞说：“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叙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其义法。” [15 ] (615)钱基博也说：“韩愈碑志之文，可大别为三，有豪曲快字……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有奇字拗语……而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者。” [16 ] (135)柳宗元为文亦本经而参史，“本之《春秋》以求其断”，“参与《国语》以博其趣”，“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7 ] (87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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