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自古就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师这个职业，也开始备受争议，但我们看到仍有不少老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职业价值。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勇救学生至今未脱离生命危险，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让人敬佩的老师，但“张丽莉”其实还有很多，他们虽没有张丽莉那样被我们所熟知，但他们体现的精神却和张丽莉如出一辙。
在广东省，有15万教师分布在粤东和粤西北的广袤山区里。长期以来，他们默默无闻，但却是山里孩子享有受教育权利的基本保障。
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与深山为伴近半个世纪。或许没有张丽莉那样感天动地的壮举，但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平凡、埋头奉献的这些山村老师，有着另一种令人震撼的伟大。
采访中，“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这句话时常被这些老师挂在嘴边。很朴素的语言，却有着千斤的分量。
“傻人”杨生祥
说起杨生祥，很多人觉得他有点“傻”。
他是韶关乐昌市梅花镇大塘边小学教学点的一名数学老师。
见到他之前，“教学点”是什么概念我们尚不明确。到了梅花镇，车又在弯弯曲曲的山路开了半个小时，到达大坪村小，再跟着杨生祥的摩托车颠簸了20多分钟山路，终于到了大坪村小下设的大塘边小学教学点。
一路上风景不错却少见人烟。到了教学点，杨生祥掏出一串钥匙打开锁着的铁门，我们才意识到这原来是一所学校：门口堆着成堆劈好的木材，教学楼外层的瓷砖已经掉得七七八八，裸露出灰黑色的水泥，有几扇门窗已经坏了，教室门大开，坏掉的门窗胡乱扔在地上……
因为“就爱这一行”
杨生祥径直把我们带到他上课的教室，然后就站原地，不说话也不动弹，板着脸，等我们问话。记者忍不住问道：“您平时是不是特别严肃?”他这才憨厚地摇摇头。他不爱笑，脸有点黑，浓眉大眼，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只有相机镜头对准他的时候，才会咧开嘴尝试微笑。三两句话聊下来，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个很随和的人。
1983年，杨生祥高中毕业，村里学校急缺老师，他从此踏上三尺讲台。与很多乡村教师的命运一样，他当了13年的民办教师，一直到1996年才转正。1998年，他被分配到现在的这个教学点，“这里缺老师，我就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最开始每个月只有10块钱工资，还好老婆能种田，家里靠她养。”他憨憨一笑，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候老婆经常跟我吵，说：‘你怎么那么没用!’”
“没本事也没办法呀，我就爱了这一行啊!”杨生祥对妻子的话毫不在意。
除了教学以外，其他事情他都看得很淡，这也是很多人说他“傻”的原因。
“学生没钱交学费，我垫上，那有什么办法呢?”
“我本身就是山里人，要是调走了又怕大城市老师不愿意来，就留在这里呗，有什么办法呢?”杨生祥说他从来没有向领导要求过调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对自己“粗”，对学生“细”
在大塘边小学教学点待了十多年，杨生祥不仅周一到周五留在学校上课，连周末也要留下，吃住都在学校。他指向远处的一个山头向记者说：“我家在那后面，以前走路要走5个小时，现在有摩托车了，也将近两个小时。”
“周末为什么不回家呢?”记者问。他说：“没事去学生家里做做家访啦，大概两周会回一趟家吧。”
由于粤北山区多石灰岩，喝的也都是石灰水，1993年，杨生祥就患上了肾结石。村里人都说他傻，得了病也不去治，一拖就拖了14年。“肾结石很正常，一点点的小毛病不碍事。”他说，“还要上课，不能为这点小事耽误了。”
2007年，他有一段时间一直高烧不退，终于决定去做手术，“一动手术，医生就说‘你的肾没用了，就给取掉了’。”
他对自己是有点“傻”。不过，对学生，杨生祥却是“粗中有细”：
教学楼外面贴的瓷砖由于年久松动，经常会掉下来，杨生祥自己扛着铁钎上楼去把松动的瓷砖都捣掉了。“怕砸到学生。”
他打开二年级唯一一间教室，告诉我们：“这里只有三个老师、三个年级，学前班8个学生，一年级11个，二年级5个。”记者发现，教室里的窗户都没有玻璃，风不时从光秃秃的窗框灌进来。杨生祥说他也想过重新把玻璃装上，“但是没钱。”
说话间，他不自觉地走到了讲台上，突然拿起一根教鞭，在黑板上点了点，开心地笑了。讲台上的杨生祥好像换了个人，神采奕奕，眼睛里闪着光芒。“我上课时就是这样。”他笑着说。
对孩子不公平，“但没办法”
谈起儿女，杨生祥脸突然把头扭向一边，再转过来的时候，泪痕清晰可见。
“2002年，我唯一的一个儿子淹死了。”杨生祥说。
当时，孩子在梅花镇上读初二，寄宿在学校。“出事的时候，刚刚考完期末考试，儿子跟我弟弟的小孩一起出去玩水，不小心落水淹死了。”杨生祥抹了抹眼泪，“当时我正在学校批改试卷，我弟弟过来拉起我就走，也不说有什么事，一直到了我儿子出事的水塘边……”
“只能怪自己。”杨生祥喃喃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