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公信力建设是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公信力对于我党凝聚人心、维护党的地位和作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探讨我党公信力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党的生活》是中共河南省委主管主办的综合性党建月刊，国内公开发行.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河南省二十佳期刊党的生活·河南栏目设置主要栏目：卷首语、时事点击、善交善诊、媒体看河南、学习论坛、坚持科学发展促进河南振兴、名家专栏、中州先锋、党务工作者手记、反腐倡廉、支书心得、思想漫笔、议论风生。
党的公信力，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通过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塑造民众信心并兑现承诺而赢得民众信任的能力，是民众对党认同度和信任度的反映 [1 ]。强大的公信力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也是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
由于执政环境变化的挑战、执政功能运转的微失以及民众期望与政绩感知的差距等因素影响，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建设存在“四个差异”。加强党的公信力建设，要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预防和惩治消极腐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高度重视青年工作，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执政地位和执政环境的重大变化，党深刻总结国外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思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自觉加强了党的公信力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面临着重大挑战。深入研究当前党的公信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当前党的公信力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党的公信力是主体(民众)与客体(执政党)相互作用的关系范畴。考察党的公信力状况，既要从客体维度加以考察，要从主体维度进行分析;既要具体考察党的执政理念认同度情况，也要具体分析党的执政绩效满意度情况;既要具体考察不同社会阶层民众对党的认同度，也要具体分析不同政治面貌的民众对党的信任度。遵循这一研究思路，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湖南师范大学“提升执政党公信力与夯实执政社会基础研究”课题组选择中部地区三个城市、面向十大社会阶层开展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当前，党仍然拥有较高的公信力，民众对党的执政理念高度认同，对党中央和党的领袖高度信任;但是，党的公信力建设存在“四个差异”。
1. 执政绩效与执政理念认同差异
从内容上看，党的公信力可分为执政理念公信力和执政绩效公信力两方面。党要实现长期执政，不仅要通过执政理念的建构和灌输来培植广大民众对执政体制的忠诚，而且要通过施政绩效赢得民众的认同;空有美好的政治承诺，缺乏实在的施政绩效，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甚至会冲蚀执政理念的公信度。因而，党要获得强大的公信力，既要建构科学的执政理念，从理念角度提出改造社会的目标模式和路径选择;又要取得满意的执政绩效，从行为角度满足民众合理的利益需求;尤其要在执政理念与执政绩效之间、执政承诺与施政履诺之间保持一种均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党的执政绩效与执政理念存在明显的认同差异。总的来看，党的执政理念拥有很高的公信力。民众对党的执政理念认同度高达93.4%。但是，民众对党的施政绩效认同度只有62.6%。
2. 基层党组织与党中央认同差异
党是由不同的行动者交互运作的有机系统。党的公信力就是民众对这些行动者信任度的反映。在党的诸多行动者中，基层党组织和党中央对于党的公信力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党中央是执政体系的神经中枢。一般而言，在党的公信力建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与党中央相比较，基层党组织与民众的空间距离较近，与民众有着更多的近距离相互沟通的机会，因而更容易获得民众认同;而党中央与民众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远，与民众近距离互动的机会较少，因而相对较难获得民众认同。实证研究发现，当前基层党组织与党中央存在较为明显的认同差异。总的来看，党中央拥有很高的公信力。有95.6%的老百姓对中央领导表示“信任”或“比较信任”。而民众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度并不高，对党的基层组织表示“信任”或“比较信任”的只有59.4%。
3. 传统阶层与新兴阶层认同差异
民众是一个集合概念，是不同阶层组合的有机系统。从民众的视角看，党的公信力是党赢得不同阶层信任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分化，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对于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的执政党而言，党的公信力的保持和提升既取决于传统阶层对党一如既往的忠诚，也取决于新兴阶层对党的普遍认同。理论上看，与新兴阶层相比较，传统阶层理应更为信任党。一方面，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与传统阶层结成“血肉联系”，并获得其权威性认同，这一历史传统已经渗透于传统阶层民众的灵魂深处。另一方面，从党的性质看，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因而产业工人对党的信任度应该最高;农民阶级是党的基本依靠力量，因而农业劳动者阶层对党也应有着较高的信任。实证研究发现，目前传统阶层与新兴阶层认同存在差异。新兴阶层中，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对党的信任度较高，分别为88%、85.7%;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对党的信任度位居中等，分别为76.5%、75.4%;而传统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对党的信任度偏低，分别只有70.5%、 68.3%。
4. 共青团员与普通群众认同差异
根据民众与政党关系亲疏的差异，可以将执政活动参与者划分为三个层次：处在核心层的党员(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处在中间层的党的后备军(共青团员)和参政党(民主党派)、处在外围层的普通群众。从这一视角看，党的公信力建设，实质上是发挥党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赢得党的后备军、参政党和普通群众的信任，实现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共青团的内在规定性、共青团与党的历史渊源决定，作为民众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共青团员在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上理应比普通群众更为认同党。然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共青团员与普通群众认同存在一定差异。普通群众对党的信任度位居中等，有73.2%的被访者表示信任党，而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员对党的信任度比普通群众还低，只有69.4%，直接表示“不太信任”、“不信任”或“说不清”的达到30.6%。
二、党的公信力建设影响因素分析 从系统的角度看，当前党的公信力建设存在的“四个差异”是执政环境变化的挑战、执政功能运转的微失以及民众期望与政绩感知的差距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1. 执政环境变化的挑战
当前，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交互作用使党的执政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异质化的执政环境深刻影响着党的公信力建设。
(1)经济市场化对党的公信力建设的影响 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实现了国家经济富强，提高了民众生活水平。经济市场化带来的经济高效使党中央获得较高的公信力，也使经济体制改革中获利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党表现出较高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逐利性、自发性、竞争性、渗透性等特征，诱发了人们功利主义倾向，逐渐消弱民众对正义力量的认同，冲蚀党的公信力营建的社会信任基础。经济体制改革使传统社会阶层中的部分产业工人、农民沦为社会底层，不断消解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执政合法性，也不断扩大社会下层成员对党的的离心情绪。
(2)政治民主化对党的公信力建设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顺应世界民主化浪潮，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从理念和制度层面上解决了国家权力归属和权力资源配置民主化问题，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民主需求，党中央因而获得了极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政治民主化必然促进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独立性、自主性、批判性的发育，以及民众对政治领导人和组织权力信赖程度的衰弱;民主的成分越多，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 [2 ] (82 )。可控性的民主实践在规避民主风险的同时，没有很好满足民众与日俱增的政治参与需求，没有很好地通过权力的配置使传统社会阶层民众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民主理念与民主实践的差异影响着党的公信力的提升。
(3)文化多元化对党的公信力建设的冲击 阿尔蒙德、帕特南等学者认为，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主要是外生的，来自长期存在的和已经扎根的一套信仰，这种信仰已经内化在文化规范中，通过早期社会化的形式灌输到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中。改革开放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党通过卓有成效的政治社会化，获取了强大的公信力。改革开放使中国直面国际社会，现代社会的先进传播技术大大缩短了各种文化在空间上的距离，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国内各种亚文化竞相迸发。文化的多元化挑战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削弱了党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影响了民众社会化(尤其是早期政治社会化)的绩效，消弱了党的公信力 [3 ]。
(4)社会异质化对执政党公信力建设的影响 通过组织再造，将政府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吸纳进单位系统并赋予政治教化功能，是计划经济时期党的公信力建设的重要经验。但是，新时期以来，单位社会逐渐解体，社会组织系统逐渐从同质化走向异质化，党的公信力建设面临重大考验。随着党政分开、政企分离、企社分开、政社分离，从传统单位组织孵化出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政治管理和教化功能不断弱化;在改革中涌现的不少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基层党建处于“真空状态”;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工人、农民逐渐原子化，城乡基层社会面临政党整合难题。这些新的状况不得不影响党的公信力建设，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和传统社会阶层对党的认同。
2. 执政功能运转的微失
马克思主义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党的公信力建设存在的“四个差异”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执政环境变化挑战下执政功能运转微失的结果。
(1)利益表达功能发挥微失 萨托利指出：“政党是表达要求的管道。这就是说，政党首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代表手段，它们是代表人民表达要求的工具或机构。” [4 ] (4)党的首要功能是，整合民众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无论是在执政理念上还是在执政实践上都高度关注这一功能的正常发挥和内涵提升。但是，党的利益表达功能仍然存在发挥失调问题：部分基层党组织主动性、回应性和执行力不高。调查发现，基层党组织经常与民众交流沟通的只有26.8%，对民众利益诉求“口头答应，没有行动”或者“不予理睬”的占55.5%，民众对基层党组织正确传达和执行党的政策的满意度只有64.8%。党的公信力来源于基层党组织与民众持续的有效互动，来源于基层党组织对民众利益诉求的及时回应，来源于基层党组织正确传达和执行中央政策。部分基层党组织利益表达功能失调不可避免的带来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低落。
(2)价值分配功能发挥微失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在政策实践结果上要实现“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这样才能获得广泛的政治公信。如果价值分配失衡则会挫伤民众对党的忠诚和信心，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社会的被统治群体意识到他们在资源再分配中的利益并寻求减少不平等性时，他们将对系统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5 ] (243)。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功能发挥失常，突出表现在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有限的公共产品配置主要偏向城市而农村明显短缺。这种状况使传统社会阶层分化出来而又位处社会下层的民众深感利益受损，并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感到怀疑，对某些相关政策感到不满，对未来缺乏信心 [6 ] (39)。
(3)权力约束功能发挥微失 在政党政治框架中，执政党不仅是民众表达意愿的渠道，而且是民众约束公权力之手的延伸。如果公权力得到有效约束，民众就会给予认同和信任;反之，民众就会给予“信任惩罚”——政治冷漠、反对执政党甚至推翻政权。党执政以来，积极发挥权力约束功能，产生了较大的绩效。但是，由于公权力约束的制度缺陷，公权力运行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轨、错位、流失和异化。新世纪以来我国清廉指数一直在3.5到3.2之间徘徊;民众对党最为期待的是“清政廉洁”，但认为党内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却是“贪污腐败”;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腐败黑数”至少为80%。当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玷污党执政的正义形象、消解党的执政绩效、冲蚀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挑战党执政的意识形态，从而成为党的公信力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 [7 ]。 (4)社会表率功能发挥微失 “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 [8 ] (177)。党的先进性依赖于普通党员和党员干部社会表率功能的积极发挥。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革命战争时期，党之所以获得民众认同并掌握政权，依靠的正是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的先进性。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丧失了先进性。调查显示，党员干部队伍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贪污腐败”，只有26.8%的党员干部能“经常”与民众交流，党员干部与群众关系“很融洽”的比例不足1/3，党员作用发挥“很好”的仅占15.8%。部分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社会表率的失范严重消解了党的公信力。
3. 民众期望与政绩感知的差距
党的公信力是党与民众互动的结果。党的公信力“四个差异”只能部分归咎于执政党，在关注执政党因素的同时，民众因素也不可忽视。民众因素对党的公信力的影响主要在于相互关联的两方面：民众对党的政治期望和民众对执政绩效的感知。从逻辑上讲，民众对党的信任度与民众的期望值成反比，与执政绩效感知成正比。从现实情况看，当下民众对党的期望值升高与对执政绩效感知度失真之间的差距促成了“批判性市民”的增加，从而对党的公信力的生长形成巨大挑战。
(1)民众期望值升高对党的公信力的影响 民众期望值是指民众对党满足其需求的预期的程度，它与党的公信力成反比例关系。如果民众对党的期望值过高，一旦党达不到预期，民众的满足感降低，公信力则会迅速流失。民众期望值受到时代变迁影响，与民众的社会需求密切相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都潜藏着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不同;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就党的公信力来讲，如果党的执政绩效能够满足当下民众最迫切的需要，就能激发更多的政治信任。这要求党的公信力建设必须与时俱进并准确把握民众的需要层级，及时满足变化了的民众需求。当前，民众的需求结构发生剧烈转变：需求内容由个体性需求向公共需求转变;需求层次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转变。需求结构的变化引发了民众对党期望值的升高，要求党满足其发展性需求。然而，民众期望值与民众满足度存在非均等性。调查显示，民众在社会保障、公民权利、治理污染、言论自由等方面有着广泛的需求，但其满意度分别只有63.2%、64.2%、 52.3%、72.7%。民众满足感与民众期望值的非同步性深刻影响着党的公信力。
(2)政绩感知度失真对党的公信力的影响 党的公信力与民众对执政绩效的感知准确程度密切相关。党的客观执政绩效与民众的主观感知并非同一。如果民众对那些事关党的执政绩效的基本事实认识不准确，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党执政的薄弱方面，并且放大这些薄弱环节，难免影响执政绩效的评价。政绩感知受到民众个体主观认识能力和个体利益关联程度的影响，与执政绩效产生过程的可视性、执政绩效结果的可预见性和执政绩效传播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密切相关。良好的知识和素养有助于提升民众主观认识能力，对党的执政绩效更易于形成理性的判断;利益相关者对那些事关党的执政绩效的基本事实更为敏感，对党的信任不仅来自清晰、准确、及时的结果，更来自对过程的满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性视野的形成、价值观的多元以及知识素养的提升，民众对执政绩效的认知能力大为提升，对执政绩效的认识更为理性;但是，不少民众没有看到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后发型国家进行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艰巨性、渐进性，而往往以世界先进文明为参照系审视党的执政策略和执政绩效，常常忽略正面的成绩而聚焦负面的失误，难免影响对执政绩效的正确评价。
三、党的公信力的提升策略
毛泽东指出，凡事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升党的公信力，既要有战略眼光也要有策略意识;在操作层面上，则必须紧紧抓住执政建设中的主要矛盾，聚焦民众合理利益需求的优先层面，探寻党的公信力建设的切入点。
1. 维护社会公平，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生是政治的中心，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9 ] (189)。民生问题是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民生，一头连着党心，一头牵动民心，是党和民众血肉联系的结合点，是党的公信力建设的基础工程。民生涉及两个具体内容：民生保障，旨在解决民众的生计，满足民众生存性需求;民生改善，旨在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满足发展性需求。民生保障和改善必须坚持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因为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民众对党的信任程度与其对党公正性评价的高低程度成正比。当前，生存领域的民生困苦和发展区间的民生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财富、机会等稀缺资源的分配有失公平。这种不公平现象挑战政权的合法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前提在于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不仅要畅通国家权力机关利益表达机制，而且要强化参政党和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功能，更要完善执政党自身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党“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优势实现民众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在与民众面对面互动中增进互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核心在于抓住分配、就业、教育、社保和稳定等问题，让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让全体民众实现劳有应得、学有良教、老有善养、病有良医、住有宜居。
2. 坚持制度创新，有效预防和惩治消极腐败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强调：“建设好、管理好一个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有效预防和惩治消极腐败，提升党的公信力必须创新公权力的运行制度。首先，针对权力扩张性、排他性特点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实问题，优化公权力配置结构。严格划分党与政府的职权，彻底解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问题;在地方政府管理系统内部，积极推进“行政三分制”;严格划分部门、组织、单位内部的权力边界，从根本上解决一些单位和部门“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问题。其次，针对监督权配置失衡、监督方式失当、监督体系失调等问题，完善公权力监督体系。整合监督过程，强化对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变革纪检监察部门双重领导体制，强化权力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创新权力监督体系的协调机制，建立由人大统一领导(党组织嵌入)的权力监督统领机构。再次，针对选人用人、项目审批、执法司法等关键领域信息公开不彻底、公开方式不科学、公开保障手段不到位等问题，积极推进信息公开法制化进程。第四，针对当前申报主体、申报范围、申报机构、申报时间、申报的公开与监督、申报不实的责任追究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尽快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法》及其配套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最后，针对公民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真实性和有效性问题，创新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 3. 永葆先进性，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针对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的现实问题，提升党的公信力必须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建设。首先，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获得民众拥护，既是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基本经验。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对基层党组织期望值不断升高，对基层党组织依附度不断降低，迫切要求基层党组织创新工作机制，深入开展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和党员承诺制，不断强化服务功能。其次，提升党员队伍的道德感召力。通过道德的感召力和人格示范力强化民众的认同，是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基本规律。实证研究显示，“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是民众对党员队伍最主要的期盼。提升党员队伍的道德感召力，必须完善党员队伍质量管理机制、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示范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再次，积极推动党的基层民主建设。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党的基层民主建设，对于保持党的公信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加强党的基层民主建设的要义在于，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以党内整合促进社会整合，以党内的自我认同促进社会对党的认同。加强党的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在于，推进党务公开，保障党员的知情权;改革党内基层选举制度，落实党员的选择权;实行民主决策，扩大党员的参与权;强化民主监督，保障党员的监督权。
4. 弘扬主流价值，高度重视青年工作
“着眼未来，赢得青年”是任何有远见的政党执政的基本规律。因为青年不仅是决定未来的力量，也是决定现实的力量;不仅是建设的力量，也是变革的力量;不仅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也是执政党的希望。党赢得青年实际上就是赢得青年对党的认同和追随，而青年对党的认同和追随首先来自他们对党的执政理念的理性认识。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对青年群体的思想政治意识产生着深远影响：市场经济倡导的个人价值选择，冲击着党倡导的集体主义观念;开放社会多元文化的激荡，挑战着党对青年群体的思想整合;青年私人空间的快速拓展，挤压着共青团的生存空间;网络社会所具有的交互性、平等性、开放性、实时性、多元性，深刻影响着青年群体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为此，党要赢得青年，必须弘扬主流价值，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青年工作。在工作思路上，结合转型社会特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国民教育全过程;在工作方法上，结合青年群体特点，讲求“融渗性”，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各项工作;在工作重点上，结合网络时代特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加强青年网络文化建设;在工作机制上，结合公民社会特点，健全党建带团建、团建带青年自组织建设的长效机制，创新基层团组织工作机制，增强团组织对青年群体的凝聚力，实现青年群体的价值整合。
5. 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通过积极应对突发事件赢得民众认同，是近年来党提升公信力最为重要的经验之一。实证调查显示，在17项施政事件中，民众对此评价最为满意。突发事件因其所具有的突发性、危害性、普遍性、复杂性等特点，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突发事件面前，尤其是在重大灾难面前，孱弱的个体往往无力与灾难抗争，甚至缺乏基本的自救能力，非常期盼强大的外部力量拯救他们。党如果及时出现并有效应对，不仅能直接获得受灾群众的“患难之情”，而且能间接获得其他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更能放大党执政为民的正义形象。相反，如果党处理突发事件失当，轻则损害党执政的合法性，重则重蹈苏东剧变的覆辙。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风云、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相互交织、个别民众法制观念的淡薄以及突发的各种自然灾害都可能导致突发事件的发生。这要求，党要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首先，坚持以人为本的决策理念。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中，要始终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倍加珍视民众的生命安全，倍加珍重民众的财产安全，倍加重视民众的利益维护。其次，提高党员干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包括知微见著、预知先判的能力，果敢决策、快速应变的能力，协调各方、动员民众的能力等。再次，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包括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预警机制、决策机制、信息发布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
参考文献：
[1] 吴家庆.论执政党公信力：内涵、功能与实现途径[J].政治学研究，2009，(5)：62.
[2] [美]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 吴家庆，李文君.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文化安全的隐患与防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5)：58.
[4] [美]萨托利.政党与政党制度[M].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