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的发展，互联网传播信息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网络舆论也是社会上人们的一大热点和话题。很多网民都会针对一些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本文是一篇管理职称论文发表范文，主要论述了中国公共决策的体制外压力:问题、成因与对策。
摘 要：中国公共决策中的体制外压力主要来源于网络空间，这种压力产生的原因在于公共空间的扁平化。网络民意经过网络“强势人物”的精心处理，发生了“乘数效应”，对决策体系构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妥善应对体制外压力，一方面是治理公共空间的扁平化，另一方面是调整和优化公共决策过程。
关键词：公共决策,体制外压力,公共空间扁平化,乘数效应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互联网公共舆论为代表的体制外压力正在侵蚀原有决策模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党和政府在决策时开始面临体制外压力。中国公共决策中的体制外压力主要来源于网络空间，这种压力产生的原因在于公共空间的扁平化。网络民意经过网络“强势人物”的精心处理，发生了“乘数效应”，对决策体系构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以前，中国的社会力量极其微弱，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国家全面宰制社会”的局面，公共决策中基本不存在体制外压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于传统的单位体系之外，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取向的主体，党和政府在决策时开始面临体制外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改革者对原有的决策模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适和改造，提高了整个决策体系的开放性和适应性，初步形成了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价值导向的新型决策体系。
正如王绍光所言，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形成了一种共识型决策模式。这种以“开放”与“协商”为特征的决策模式在改革的中前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保证了各项战略性政策措施的成功运作[1]。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互联网公共舆论为代表的体制外压力正在侵蚀这种决策模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各种“公知大V”在网络世界呼风唤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某些领域的政策议程，个别地方官员出于自身政治前途的考虑，甚至要看着“公知大V”的脸色行事。依托于网络空间的体制外压力正在形塑当代中国的政策过程与政治话语，决策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与涌动。
二、体制外压力的成因
公共决策中的体制外压力是如何产生的?中国的决策模式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共产党人历来强调运用“群众路线”来了解社会群体的真实需求，从而实现政策内容与民众意愿的深度契合。在网络公共舆论兴起之前，群众路线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走出去”，即决策者通过调查研究，主动了解目标群体的利益和意愿;另一种是“请进来”，即决策者邀请相关利益群体参与决策过程，主动与目标群体就政策问题展开协商。
随着网络民意的崛起，中国的公共决策过程开始呈现出另一种景象，出现了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空间”。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需求，经过“公知大V”的润色加工，汇聚到互联网这个海量的信息平台上。中国的公共空间主要存在于网络世界，这使得中国互联网的政治功能明显强于其他国家。由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一旦它成为公共空间的物质载体，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市民社会中海量的利益需求都输送到政治国家的决策体系当中，从而造成“需求超载”。国家原有的决策资源将无法满足通过互联网这个公共空间所传递的各种利益需求，从而削弱国家政治架构的合法性。
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空间是存在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中间领域”，它可以区隔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可以充分容纳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各种公共性问题[2]。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可以舒缓决策者面临的政治压力，使市民社会中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进入一个和平共处的场域，不同的利益表达在这个场域中相互磨合，消解了自身携带的政治能量，从而使决策者能够在综合平衡各种尖锐的政策主张时做到游刃有余。
然而，中国的公共空间以网络公共舆论的形式存在和发展，这使得公共空间呈现出扁平化特征。来自社会领域的各种意愿和需求没有被公共空间充分容纳，而是直接传递到了决策系统，对决策者构成了直接压力。中国的公共空间表达性过强，涵容性明显不足，使得决策者面临着“需求超载”的现实困境和民粹化的决策环境。
中国公共空间的扁平化特征，源于互联网特有的技术形式。公共舆论在进入互联网信息平台以后，经过某些“强势人物”的精心处理，可以产生“乘数效应”。即基于特定政策导向的公共舆论，可以在网络平台上汲取社会公众的政治支持，从而成倍放大这种舆论的政策影响力。一种利益需求在产生了“乘数效应”以后，很容易对其他利益需求构成压倒性优势，从而不再停留于公共空间层面，而是直接进入了政策议程。
公共空间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历史进程。在西方国家，公共空间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科学文化的积累、中产阶级壮大而逐渐成形的。公共空间的出现，使得资产阶级政府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产生了一个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缓冲地带，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这个缓冲地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和重视。在公共空间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各种纸质媒介充当了载体，承担了利益表达和政策辩论的功能。各种政策观念长期共存于这个空间当中，在相互理解和补充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公共理性的政策方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实际上都是在西方国家公共空间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提炼出的哲学和政治学理论。
中国的公共空间发展的时间很短，即便从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开始算起，也仅有20余年。公共空间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使得这种空间出现了功能层面的嬗变。公共空间本该拥有的政治缓冲作用被网络平台的“乘数效应”严重弱化了，而政治参与作用却被这种效应极大地加强了。网络民意的汹涌而至，其间夹杂着民粹化倾向的意见表达话语，这增强了决策过程中利益平衡的难度，也影响了决策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中国的公共空间由于和网络平台相互融合而具有了扁平化的特征，来自私人生活领域的需求和利益无法被这个空间充分容纳。这些需求和利益在进入公共空间以后，通过互联网的“乘数效应”迅速转化为一种体制外压力，从而作用于特定的公共政策领域。在这个过程中，网络上的“强势人物”发挥了信息转化作用，他们利用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将普通的政策信息转化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从而影响政策过程和政策产出。因此，如何改造公共空间的扁平化结构，治理和应对网络平台的“乘数效应”，规制网络“强势人物”的信息转化作用，构建和谐包容的网络公共空间，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所应该解决的问题。 三、体制外压力的应对之策
中国公共决策的体制外压力主要来源于互联网，来源于一个虚拟性的公共空间。应对体制外压力的关键，在于如何调整政治系统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共空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结构异化，需要政府通过科学有效的政策手段进行调控;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向公共生活的渗透是大势所趋，政府应该逐步适应网络民意下的决策过程。
体制外压力经过扁平化的公共空间会充分发挥“乘数效应”，对现行的决策程序与政治架构的合法性造成冲击。因此，对公共空间的结构性调整与依法规制是必不可少的措施，重点应着力于治理公共空间的扁平化，抑制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乘数效应”，依法惩治“公知大V”的违法行为，提高网络公共空间的涵容性。
治理公共空间的扁平化，关键在于提高网络空间的信息容量。中国网络空间的信息容量明显小于发达国家，门户网站的信息承载力不足，某些政治性评论很容易得到公众的关注，从而对政策过程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应该加强互联网信息容量建设尤其是门户网站的信息容量建设，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与主要门户网站之间，建立信息合作机制，提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协调性与融合度。此外，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该设立专项资金，用来支持门户网站扩充采编队伍，提高信息汲取能力。
治理公共空间扁平化，还在于调整网络空间的信息结构。中国网络空间的政治性信息比重偏大，使得网络空间对政治体系的影响过强。这种情况应该采取措施将网络空间的政治属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政府可以重点支持生活服务类、娱乐休闲类网站的发展，提高网络空间非政治性信息的比重，从而削弱网络空间对决策体系的政治压力。
公共空间扁平化对应的社会现实是网络民意的充分表达，网络民意既有民主的一面，也有民粹的一面。只有调整和优化公共决策过程，才能趋利避害，在减弱网络空间民粹性的基础上，发扬民主，促进团结，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公共空间是决策者面临的政策环境，只有决策者不断调试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才能与蓬勃发展的网络民意相适应。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多元价值的信息平台，各种政策需求在虚拟空间中相互激荡、碰撞，并不存在绝对主导的政策取向，这给政府的公共选择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政府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案虽然经过了比较严密的技术论证和利益综合过程，但是不一定能在网络空间中赢得主动，各种极端的观念和主张从不同角度对决策过程构成挑战。因此，决策者需要从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着手，适应公共空间相对扁平的特征。
对决策过程的调整和优化应该着眼于四个方面：一是平衡政策价值的经济性与社会性。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兼顾政策价值的经济维度与社会维度，是贯彻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充分改造政策评估体系，在评估指标的设计层面，更加注重社会性指标的，尤其是民生性指标的构建，是调整和优化决策过程的重要手段，对减少来自网络空间的体制外压力具有显著作用。
二是平衡政策网络的封闭性与开放性。在实践中，政策网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政策网络日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网络的界限开始模糊不清。因此，应该在坚持决策效率原则的基础上，逐步适应公众对决策过程的参与。政府应该尽量将网络民意表达制度化，将网络公共意见变成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三是平衡政策工具的象征性与实效性，政府选择政策工具，必然要注重实效。然而，公共空间的扁平化要求政策工具要具有象征性。只有通过某种象征手段，让社会公众切实体会到政策的变革与困境的改善，才能使网络公共舆论朝着有利于决策者的方向发展。因此，要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现代化传播媒介，让社会公众充分了解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价情况。
四是平衡政策效果的渐进性与突变性。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性的，渐进性的政策措施往往缺乏政策效果层面的突变，使得某些社会成员感受不到政策的效果。因此，要在循序渐进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增加政策效果的突变性因素，不失时机地促成某个政策领域的质变性成就，提高决策者的威信。
参考文献：
[1]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M].曹卫东，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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