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中国红十字会史的学者，在谈到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中方红十字救援工作时，常引用《申报》上的一篇关于中国妇人金氏为前方伤兵募集善款的报道，并认为此“金氏”即为中国女性留美习医之第一人――金韵梅。但经过中外文资料相互印证，发现事实或许并非如此，金韵梅在甲午战争期间不太可能直接参与中方红十字会的善款募捐活动。这一问题不仅涉及金韵梅的生平事迹，还涉及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中国人对红十字会的早期认识和实践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而以金韵梅为代表的几位中国早期著名西医学家的中文人名异写现象，凸显了近代中国人名在英文回译过程中存在的乱象，值得学界在研究中加以注意。
关键词：襄樊学院学报,金韵梅,甲午中日战争,红十字会救援,英文回译
研究中国红十字会史的学者，在谈到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中方红十字救援工作时，常引用1897年2月8日《申报》上的一则报道：“宸翰褒功：前年中日之战，直隶总督就牛庄设立野战医院以疗满洲受伤兵士。有中国妇人金氏者，前在美国习医，至此适毕业而归。遂与泰西某女医同立红十字会，更得奥国总领事相助为理，募诸各善士，集得洋银三千元，受伤者遂医药有资，渐渐痊愈。皇上闻而欣悦，特于事毕之后，赐以御书横额以奖其功。其额长六尺，阔二尺三寸，髹以黄色大书‘恒乐慈善’四字，上钤御玺中书‘敕赐’二字，四周遍缀金龙，雕刻精美。盖以中国政府有善必旌，故奏请皇上特颁此口，此妇亦荣矣哉。”此篇报道注明据“日本日日新闻云”。
论者多据此认为此“金氏”“十有八九为金韵梅(又译为金雅妹)女士。她是中国最早留美毕业回国的留学生，学习医学，后与孙淦共同发起成立天津红十字会。这一推测如果能够得到证实，金韵梅该是中国人创立红十字会组织的率先实践者”。这一观点随后被多次转引，尤其是被一些地方史志研究成果所多次转载引用。甚至更有人直接将可能变成了肯定，将金韵梅与孙淦于1911年底合作创办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的时间提前，直接说成了在此时两人即已合作并创办了此机构。确实，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女性赴美习医并姓金者，只有金韵梅一人。但笔者经过一番严格考证，却发现事实或许并非如此，这很有可能是一则误报的新闻。作为中国西医学史上的早期著名医学家，金韵梅的生平事迹十分值得研究;尽管医学家的生平活动资料向来很少，也很零散，很难收集，但由于这一问题还涉及到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中国人对红十字会的早期认识和实践等重要问题，故笔者不揣浅陋，希望通过历史资料来考证一下这一观点，并探讨与金韵梅相关的一些问题。以下分甲午战争中红十字会研究与金韵梅个人研究两个主要方面展开考辨。
一、甲午红十字会参与战后救援辨
若说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后方救援，红十字会确曾参与其中。资料表明，在中日开战之后，瑞士国际红十字会曾向中国政府捐助药品。但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国际红会与中国之间没有直接的会员关系，所以国际红会未能出面为中国组织红十字会。主要是来华基督新教医学传教士，在战争后方的营口(牛庄)、烟台、天津等地，为中国伤兵建立起了红十字医院，开创了红会在华实际救援活动的先河。
中日开战之后，在东北辽阳等地传教的苏格兰联合长老会(Scotland United PresbyteruanChurch)传教士，即从内地教堂撤退至营口(牛庄)，在那里他们与外国兵船人士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负责人是司督阁(Dugald Christie)和戴利(Daly)，时间是在1894年12月。又据《申报》载，当旅顺战斗失败之后，中国伤员急剧增多，医疗力量明显不足。于是寓沪西人即组建红十字医疗队，乘“图南轮”前往东北救治。不料，随日本侵略军来华的日本红十字会组织的赤十字社也收治中国伤兵，于是，这支红十字医疗队即准备返回。烟台红十字会医院约于1895年1月由笪达文(Cecil John Davenport，1863-1926)建立，因为距离战场较远，故其收治规模不大。大约在烟台红会医院建立的同时，天津也组建了专门救治中国伤兵的红十字会医院以及帮助治疗伤兵的其他医院。参与的医院主要有Dr，Benn负责的卫理公会女子医院(即the Isabella Fisher Hospital，成员包括Dr，Edna Terry，Dr，Philip Leach)、Dr，King负责的女子医院(Hospital for Women)、Dr，Smith负责的伦敦会医院(London Mission Hospital)、Dr，Frazer负责的R，C，Hospital、林联辉负责的总督医院(Viceroy's Hospital)。这些医院共同组成了一个“天津独立红十字会”(Tientsin Independent Red Cross Society)，并向营口派遣了一支红十字医疗队。医疗队主要是在战地帮助非红十字会系统的医院工作，而天津的独立红十字会则负责红会医院的筹建、伤兵的治疗及与各方的协调等。
由于在甲午战争时，直隶地区并未发生战事，故天津红十字会医院所收治的伤兵主要是从辽东前线转运过来的，为此，他们在山海关设立了一个伤兵转运机构，由两名红十字会人员负责，将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善为安置，需要治疗的再运往天津。可见，当时营口、烟台、天津等地所设立的红十字医院多是自发形成的，其间并无统一的协调机构。在工作联系方面，天津自成一系，而营口和烟台则与上海的红会组织联系较紧密。因为当时两地经费支绌，红会医院难以为继，故营口和烟台两地主要是通过在上海的外国领事与传教士向中外募捐，所得之款，供两地分配使用。为此，上海地方的外籍人士在甲午战事期间成立了一个专门募捐筹款的红十字会。这一时期，也有一些中国人加入上述来华外人所办的红会医院进行服务，并为红会募集善款。借着这次战争，西方红十字会思想与文化得以在华宣传和传播，为后来国人创办自己的红十字会组织打下了重要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随日军来华的日本红十字会组织的赤十字社也进行了收治中国伤兵工作。 开篇引用的那则报道，提到金氏与泰西某女医创立红十字会，为在牛庄(营口)的红会医院募捐，按以上事实，金氏应是在上海募捐，但查当时在上海的红会人员，却并无金氏此人。上海红会成员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主等组成，并实行董事制，其绅董主要有英国传教士慕威廉、汇丰银行副挡手爱地斯、前亚加刺银行挡手甘布尔、丰泰银行主活母、英国驻沪总领事等。在《申报》登出慕威廉为红会医院募集经费的报道后，华人亦有所行动，申报馆的协赈所与施善昌所领导的仁济善堂积极响应，相继在《申报》发起募捐，主动加入到外国人所办慈善事业的经费劝募活动中去。笔者为此翻阅了《申报》、中国史学会主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戚其章主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十二册)，其中也有很多译自日文的资料，但除了《申报》的那则转引自日本日日新闻的报道外，均未找到其他关于金韵梅参与红会募捐救援的文字记载。即连捐户中，也未见金韵梅之名。按照孤证难立的史学规范，金韵梅参与了甲午中日战争的后方红十字救援工作的判断，实难成立。
注意到金氏所获之匾额长六尺，宽二尺三寸，应是光绪皇帝钦赐;但又注意到此匾额“四周遍缀金龙”，似乎又让人联想起清末颁授给来华使节、考察游历官员、在华有功洋员的“双龙宝星”勋章之类的赏赐。清朝末年，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日深，传统的赏赐黄马褂、花翎、顶戴等作法日益显得不合时宜，终于在光绪七年(1881)正式形成了“双龙宝星”勋章奖励制度，共分五个等级。最初，双龙宝星勋章只颁授给外宾，光绪三十四年(1908)始规定有功之中国外务部官员、出洋使臣及各部门重要行政官员，亦可获此殊荣。甲午战后，为了表彰西医红十字会救治中国伤员的殊勋，1895年底经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清政府授予“法国医官司里巴、法国医官德博施……二等第三宝星。红十字会总董奥国住沪领事官哈斯、天津红十字会绅董克慎生、英国住津副领事官北洋头二等学堂总教习丁嘉立……三等第一宝星。美国医官阿布德、英国医官伊尔文……三等第二宝星”。仅此一次受到表彰的西医、传教士等就达20余人，甚至为了答谢卫先生的服务，授予他“五品顶戴”。由于此一时期的“双龙宝星”奖章主要授予外人，故奖章的流传地亦主要在外国，只是因为近年来收藏之风日盛，部分“双龙宝星”勋章开始回流人中国文物市场。如果金韵梅当时确曾因参与救援而获匾额，则其记载和文献必保存在北京之清宫档案或与其同时获奖励之某些中外人士的回忆录中。而这，需要史料的进一步发现。
二、金韵梅生平辨
其次我们需要考察一下金韵梅的生平，看她是否有可能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参与中方的红十字救援活动。
金韵梅(1864―1934)，中国早期著名西医学家，近代中国第一位留美习医女医生。在天津主持中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北洋女医学堂和中国第一所公立妇产科医院――天津公立女医局事务长达八年(1907―1915)，晚年多从事慈善事业，曾支持北平香山慈幼院的工作和资助中国著名妇产科学家和教育家杨崇瑞女士创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清河镇实习基地。1934年因肺炎在北京去世。金韵梅于186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鄞州东钱湖镇韩岭村。两岁多时父母去世，被父亲生前教友、美国驻宁波首任领事麦嘉缔博士(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收为养女。1872年，麦嘉缔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聘为教授，金韵梅便随养父到日本，遂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日女学生。1881年，金韵梅赴美国纽约医院女子医学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theNew York Infirmary)攻读医学，1885年5月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887年归国。对于金韵梅归国后的行踪，学界的研究多记述不一。孙石月在《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一书中认为金氏回国后先是在福建厦门以医学传教士身份服务于荷兰复兴会(the Dutch Reformed Board)，后因感染疟疾、气候不适兼举目无亲，再次前往日本，在神户从事于南方卫理公会的医学传教工作。1894年与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乐家兼语言学家达・席尔瓦结婚，并于1895年生育一子⑥，后因文化差异两人于1904年离婚。离婚后的金韵梅于1905年回到中国，在成都行医，1907年应袁世凯聘北上天津参与创办北洋女医学堂。谢怿的《近代医学人物金韵梅考略》沿用此说。谢振声《中国第一位女西医金雅妹》称金韵梅与丈夫结婚后，不久便离开神户去了美国。田涛《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金雅妹――(纽约时报)有关金雅妹的报道》称金氏归国后，先后在中国华南、日本以及夏威夷行医10年，由于健康原因，她后来又返回美国，一度居住在南加利福尼亚。而其他的研究交待较模糊，只是笼统地说金韵梅在归国后至开办北洋女子医学堂期间先后在厦门、广州、成都等地开设私人诊所。
前面提到，随日本侵略军来华的日本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也收治了中国伤兵，那么，金韵梅在此时会不会参加了日本赤十字社而来华参与救援工作呢?考诸历史可以发现，日本的赤十字社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在战场上非常活跃的医疗卫生民间组织，他们在日本陆军卫生部指挥下从事医疗救护工作。该社在战争爆发后向陆军省请愿并获认可，社内救护人员被分派到本土陆军预备医院或随陆军前往中朝前线战地医院服务，而负责中朝海外勤务的救护员又分海上和陆上两种。在整个甲午中日战争期间，赤十字社派遣的卫生勤务救护人员共有1373人。此外，日本从1890年4月开始创建看护妇制度，由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负责招生教学，第一期即录取了10名女性学员入校，这些学员学成后随时听从赤十字社召唤，在战争期间应召进行紧急救护的工作。在整个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从军的看护妇共有647名，但她们仅限在日本本土的陆海军医院供职。而回到那则材料我们可以发现，那位金氏妇人参加的是募捐工作，显然不是战地医护救援。
那么，剩下的就是假如此金氏是金韵梅，她是在日本还是在上海与他人一起从事募捐活动呢?我们首先来排除金韵梅在此期间离开日本回国参加红会募捐救援工作的可能性。首先，考察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金韵梅，应是处在与达・席尔瓦感情较好的时期。从当时的情况看，作为一个结婚不久或热恋中的女子，作为一对还算恩爱的夫妻，他们不太可能离开生活地日本或是分开而到其敌对国去参加战地救援的(那样他们在日本的身份就会很尴尬);而金韵梅此时或许也已经怀孕(金在1895或1896年生育了一个男童)。 其次，从金韵梅与养父母及对日本的情感来说，她在甲午期间也不太可能离开日本到中国来。金韵梅是一个孤儿，两岁多时即被麦嘉缔收养，并在童年时期随麦嘉缔到日本生活，在那里渡过了她的童年、少年时期。后来她又随麦嘉缔到美国，在麦嘉缔的建议下投考美国纽约医院女子医学院攻读医学，毕业后又在1887年随麦嘉缔夫妇一同来到中国厦门，1889年又一同到日本工作。1911年，当金韵梅在中国天津的事业处于顶峰之时，她还曾以“老亲稚子尚留居美国”(其儿子当时在美国读书，养母麦嘉缔夫人则居住在新泽西州)为由，请假赴美探亲，于当年1月23日抵达美国。可以看出，金韵梅与麦嘉缔夫妇的感情是很深的，基本上是随麦嘉缔夫妇而定其行止的。作为一个孝顺的女儿，作为一个将养父母视为感情投注点的身世凄苦的女性来说，在养父身体并不太好的晚年(甲午时期麦嘉缔已经七十四五岁高龄)，金韵梅是不太可能离开麦嘉缔而远游至上海的。虽然金的哥哥金备在童年时也与金韵梅一同被麦嘉缔夫妇收养，但据笔者目前目力所及，成年后的金备似乎与麦嘉缔及金韵梅的关系很一般。因为从金韵梅和麦嘉缔的原始及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金备青少年时期的一些记载，但在金备成年后却几乎没有什么信息。目前只能从北京协和医院病案了解到，金备死于1920年代。金韵梅与其兄长联系较少，这一点也可从金韵梅临终时的遗嘱看出。在捷克著名汉学家、金韵梅的房客及临终见证人――普实克的帮助下，她的遗产得到了合理分配，其房屋和绝大多数现金捐献给燕京大学，150余卷外文书籍捐赠给了天津私立木斋学校，她在海淀的农场分给了看守她墓地的农民，三位仆人根据年资每人都分到了一笔遣散费，剩余的财产归了义女卢太太。除了金韵梅唯一的亲生儿子已于一战期间战死沙场外，遗嘱里对有可能继承其遗产的亲子侄，却丝毫没有提到。当然，这里也有一种可能，就是金备没有子嗣。因为麦嘉缔与金韵梅的关系极为紧密，笔者也曾试图通过查找麦嘉缔的资料，来从中获取有关金韵梅的进一步的资料，但可惜的是其中也很少，对于金韵梅在1889年后在日本的生活也很少提及。
另外，日本对于金韵梅来说，是她少年和长大后长期工作之地，她和养父母都与日本有着很深的感情。在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美国纽约医院女子医学院时，由于她的经历，校方还专门邀请了当时在纽约的中、日两国领事出席她的毕业典礼。1889年在厦门因为气候不适并身患疟疾时，举目无亲的她不是选择留在国内其他地方，而是到了日本，这本身就说明了她对日本的感情，希望在留有自己童年、少年时期很多记忆的日本找到些许的安慰。在老父年迈的情况下，心中的牵挂还在，她也不太可能拂袖而到日本的交战国――中国来开展红十字会募捐的。只有是到老父病逝(1900年)、婚姻解体(1904年)，日本已成了她的伤心地的情况下(日本是她和丈夫结婚并生活过的地方)，她才有可能淡然地、心无旁骛地来到中国工作。作为一个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人血液而又对日本有着很深情感的她来说，在甲午中日两国交战的情况下，她极有可能做的，就是像前述一些研究者提到的那样，为了避免在日本的尴尬和危险，她和丈夫一起选择到美国暂避。
再次，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除了《申报》1897年的那则报道之外，笔者未能找到任何其他的中英文资料来佐证金韵梅曾参加过中方的募捐工作，不管是其在日本抑或是在中国参加。中文的报纸当中没有，英文的报纸当中也没有报道。就连当时在华医学传教士创办的、专门报道医学传教工作的《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也没有。翻过《博医会报》的读者都知道，该报对每个月的来华者、离开者、结婚者、生育者均有记录和报道。在1887年金韵梅与养父母来华和1889年离开中国到日本时《博医会报》都作了报道，显示了医学传教士们对这位由他们自己辛苦培养的中国第一位留美习医并取得很高成绩的女医生的浓厚兴趣，但在19世纪90年代却再没有报道过她，没有她的任何来华、离开的记录;在甲午战争期间《博医会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中方后方救援的报道文章中，也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假如金韵梅真地参加过甲午救援活动的话，对于这样一个与医学传教士们有着密切联系、代表他们在华医学传教荣誉的人毫无报道，是不可思议的。笔者也试图通过网络查找金韵梅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活动，查找资料的方法是：关于金韵梅的中文资料，以“金韵梅”作关键词，研究性期刊文章用cnKI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研究著作用“读秀学术收索”，即时信息用百度搜索;英文的资料，以金韵梅的英文名字拼写方法“Yamei King”和“Y，May，Kin”作为关键词，研究性文章用Googe学术搜索，过期期刊报道用JSTOR西文过刊全文库，学术著作用Google图书搜索，硕博士论文用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进行搜索。但令人遗憾的是，中英文的资料，对于金韵梅在此期间的记载都很少，但有一条材料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能部分地说明问题。这就是发表于1894年11月21日旧金山The Morning Call报纸上的一篇短讯，说金韵梅“现执业于日本神户(Kobe)，她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医学学位的中国妇女，也是在日本的第一位受过科学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这则报道被1895年1月份的The Church at Home and Abroad所转引。这说明，起码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前期，金韵梅还是待在日本的。在没有资料证明金韵梅曾参与战争期间的红会募捐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易下判断。另外，与金韵梅同在日本的其他华侨的捐款，在中国出版的《申报》也有报道。如曾报道身处东洋、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的“横滨中华会馆冯德明、邝汝盘两善士募集华商洋银一千零二十四元……汇交本埠高泰隆号送来助营烟伤兵医费”。连后来在天津与她一起参与创办中国红十字会天津分会的孙淦，在甲午时期曾加入日本的赤十字社进行战地救援，媒体也给予了报道。假如金韵梅真地参与了募捐，为何独不见详尽报道呢?何况是顶有中国女子留美第一人光环的她，媒体岂不应更加关注才是，却为何只有《申报》转引了一条来自日本的消息了事?另外，就日文文献来看，笔者目前虽未能详查，但正如前所述，中国史学会主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七册)、戚其章主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十二册)，其中也有很多译自日文的资料，但除了《申报》的那则转引自日本日日新闻的报道外，再无有关金韵梅参与红会募捐的记载。故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金韵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均不太可能参与了对中方伤兵的红会募捐。 另外，日本学者成田静香根据日本收藏的金韵梅文献(尤其是日本美国监理会档案文献)写成《在日本神户行医传道的中国女子――金韵梅的前半生》一文，考证到金韵梅在日期间主要服务于在神户传教的美国南方卫理公会，负责当地妇女儿童的医疗工作;她最迟1894年8月离开神户去了美国，边旅行边讲学。所依据的材料为《日本基督教年鉴》。从这里也看不出金韵梅有回到中国或参与红会募捐的任何记载。
经过以上的多重分析，笔者认为金韵梅在甲午战争时期参与红十字会募捐活动，可能性很小。那么，日本日日新闻那则报道中提到的金氏到底是谁呢?当时中国籍金姓西医，还有一位担任北洋海军医官的金大廷。金大廷是晚清留美幼童的第四批学生，于1875年留美，但未学成即被召回国。后进入北洋医学堂学医，甲午中日战争时任海军医官，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被误杀。关于金大廷在甲午时与外国医学传教士的合作，《博医会报》亦有记述。但金大廷是男性，而非那则报道中的金姓妇人。日本的新闻报道，可能不会出现如此大的纰漏，将男女性别搞错。也有可能，此金氏妇人即为前文提到的在天津女子医院的Dr，King，由于二人英文姓拼写相同，而金韵梅与日本又有很深的关系，故而不明事实的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张冠李戴，将此Dr，King误认为是金韵梅，也是有可能的。具体此妇人是谁，仍有待资料的进一步发掘。
三、近代中国人名的英文回译问题
在跨文化交流和语言的相互翻译过程中，专有名词的翻译往往是最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的早期，由于各民族语言表述习惯不同、翻译规范未确立等原因，甚至是风俗的影响、听写者的误听、同一国族内各地方言的不同等，都可能造成同一个专有名词有多种翻译结果。在将这些依据不同的翻译方法翻译的专有名词再回译成其母语时，假如翻译者不详察，很容易将原本在译本中就已混乱的译名现象变得更加混乱，让人莫名所以。以英译中国人名的回译问题为例，近代来华外人在书写中国人的人名时，最开始是无章可循的。往往是以所要翻译人物名字的当地方言的发音为准，用相近发音的拉丁字母拼写出来;也有按此人中文名字的意思，用英语相近意思的单词表达出来的，如“石美玉”的英文名字被称为Mary Stone。这两种翻译方法，即所谓的音译与意译。直到19世纪70年代威妥玛拼音法出现以后，中国人名、地名的英文拼写方法才逐渐有了统一的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如此，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文人名的英文拼写，还是有其他的拼写方法存在的。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将这些以拉丁字母拼写的英文中国人名回译成中文时，假如翻译者不认真详查，便很有可能将此人的中文名字译错，造成张冠李戴，将一个人的人名翻译成与他(她)本名不符的字或者把一个人的人名翻译成两个或多个的人名，从而造成人们对此人史实认知上的错误或混乱。’
这种人名翻译的混乱现象，笔者在此以金韵梅、李碧初、许金訇、石美玉和康爱德、尹端模等几位中国近代早期的西医学家为例，做一初步梳理。上述几位在中国西医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为中国西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金韵梅、李碧初、许金訇、石美玉和康爱德是我国第一批留美习医而学成归国的女医生，也是我国第一批女留学生;同时，她们又是我国第一批职业女性。而尹端模则是近代中国最早独立翻译西医文献的西医，也是近代华人自主创办医学报刊的第一人。但长期以来，他们的中文名字却常常被人误写误传、错误百出。这一方面，或许与那个时代男尊女卑、女性很少有自己的官名(即大名)，即便有也大多不为人所知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英文中国人名的书写受中国方言、地方习俗等的影响有关，是英汉跨语际翻译(尤其是在早期英汉翻译尚缺规范的情况下)所造成的必然现象。因此，在学术上考证他们的中文名字异写的根源和形态，并最终确定他们名字的正确写法，就显得尤为必要。笔者在此试图依据自己在研究中积累的些许心得，愿与各位同道进行一番分享和交流，以期共同廓清迷雾、探求真知。
有关李碧初(Li Bichu)的资料不多，目前所知的就是她毕业于费城女子医学院，1911年左右在福建邵武行医。可以参见曹芳芸(F，Y，Tsao)的《中国女子留美简史》(A Brief History ofChinese Women Students in America)一文。
金韵梅(Dr，Yamei King，或写作Y，May，Kin，1864-1934)中文名字的异称，所见者有“金雅妹”、“金雅梅”、“金阿妹”、金玉梅”、“林韵梅”等。在众多的称呼中，所用最多者为“金韵梅”、“金雅妹”。出现此种多个音近而字异名字的现象，是由于金氏自幼生活在英语环境，姓名由汉译英、又由英译汉，且早期英汉翻译尚缺规范，从而出现了此种现象。另外，笔者怀疑金氏的名字似也与方言有关。在我国东南沿海，经常称家中女孩为“阿妹”，而据北京协和医院病案记载，金氏有一死于1920年代的Brother，此Brother应该就是前面提到的金备。依此可以推断，金氏的名字很有可能是先由“阿妹”谐音转化为“雅妹”，再被有知识的文人雅写为“韵梅”的。
石美玉的中文名字争议最少，基本上都是写作“石美玉”，其英文名字有两种写法，分别是Shih Mei-yu和Mary Stone。
关于康爱德，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最早称康氏为“康爱德”者，为梁启超的《记江西康女士》一文。而在由伍连德主编的中华医学会会刊《中华医学杂志》上(康氏与伍连德均为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会员，此前两人还分别是中国博医会的会员和荣誉会员，他们二人应该是比较熟识的)，既将其称为“康爱德”，又称为“康成”。笔者认为，“康成”很有可能是康氏的原名，是康氏在入教前的俗家名字，因为基督徒都有人教后改名字的习惯。但令人疑惑的是，在同样由伍连德任著者之一的《中国医史》一书中，却给出了康氏的另一个中文名：“甘介候”。在后来国内出版的一些著作中，也有沿用这一名字的，如马伯英等著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一书;英文著述中，亦有沿用这一名称的，如Choa在“Heal the Sick'’was their Motto一书中称康氏为Gan Jiehou。在传教士文献中，她的姓为Kong，差别之大，实在令人不明所以。笔者起初认为这应该仍是因普通话与方言发音不同而造成的写法上的混乱，但2012年5月17日通过中山大学历史系刘斌同学辗转咨询九江当地的朋友，以及通过一个历史学爱好者QQ群，群发咨询，得到的答复如下：“这两个名字就算是用九江话说也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康爱德”为kangai da，分别是一声、三声、四声;“甘介侯”为gan gai hou，分别是一声、三声、一声。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此等差异，仍待查。不过按照在原始文献中的使用率来看，“康爱德”、“康成”这两个名字应是康氏的真实名字。在中国医学史的学术史上，王吉民、伍连德两位先生所著的《中国医史》一书占有重要地位，是第一部用英文全面阐述中国医学历史成就的皇皇巨著，至今仍被研究者反复引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伍连德、王吉民在《中国医史》一书中对其人名的误用，以及此书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给后来的一些不详察的研究者、尤其是给读者造成了巨大的困惑。 《中国医史》中类似的错误还有将尹端模的名字在不同的地方分写成两个人的名字：尹端模和温天谋，以致将一个人的工作和贡献变成了两个人的事迹。如将1898年尹端模所著的《病症名目》，写成是温天谋出版的《疾病词汇》。我考证温天谋与尹端模是同一个人的依据如下：
首先，查温天谋在《中国医史》中的英文写法是Wan Tsun-mo，与所见尹端模的英文写法Wan Ttin-mo，Wan Tien-mo，三种写法大同小异。
其次，《中国医史》叙述“温天谋”时所引用的原材料来自高似兰在《博医会报》上所发表的英文文章。查证高似兰的原文，可以发现，在文中高氏多次将其称为与嘉约翰一起进行医学教育、翻译西医书并后来自己翻译出医学名词之人，但遍查有关嘉约翰所出中文医书，合作者均无温天谋此人。倒是尹端模在此时与嘉约翰一起办理医院和医校，合译西医书，并有自己的译述。很显然，温天谋正是尹端模。之所以出现如此错误，应是王、伍二人引用高似兰的文章时未经详查而仅根据民国后的官话汉语拼音而将其中文名字写成了“温天谋”，而不察当时高似兰并非是根据官话拼写此英文名的。尹端模在《中国医史》中的英文写法是Dr，Yin D，M，。在此书中，对温天谋的介绍较多，对尹端模的介绍却只是在一个小注释里提到而已，假如真有温天谋此人、并与嘉约翰合作的话，那么为什么嘉约翰编著的医书合作者中却没有温天谋这个人呢?如果真有温氏此人，尹端模在当时的贡献绝对要比他大得多，也更知名得多，王、伍二人应该重点介绍尹氏才对，但在王、伍所著书中却不是这样，这显然与事实及常理不合。或许正是王、伍此书的权威性和在医史学界的巨大影响，所以此误译的中文名被后来的研究者沿用，而现在的研究者又将尹端模的英文名写法直接按现在的普通话拼音法写成Yin Duanmo，更是使得人们将本来一个人的事情当作两个人来看待。
再次，高似兰当时在汕头行医传教，而尹端模活动在广州，高氏应是根据尹端模的广州白话发音而将尹氏的英文名写成了Wan Tsun-mo，此事经笔者2012年3月2日求证广州本地人张剑英女士，证实了确实如此。另据《广州话正音字典》(詹伯慧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尹”、“端”、“模”三字的广州话发音分别是：“Wall”、“dyn”、“mou”，基本上与上述所谓“温天谋”的发音相同，考虑到广州话发音近代以来的变迁及当时拼音尚未标准化，有些许差异当是可以理解的。至于高似兰是否是以潮汕话发音来拼写“尹端模”之名的，据张晓山编《新潮汕字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尹”、“端”、“模”三字的分别是：“ng”、“dueng”、“mo”。显然并非以潮汕音拼写。至于近代的广州话、潮汕话，与现在的发音是否有变化和差异，也，仍待查，但纵有变化，变化亦不至太大。
最后，既然“温天谋”就是尹端模，那么在尹端模所著译的医书中，属于医学名词词汇的，据笔者目前的考证，也只有《病症名目》。
许金訇(Miss Ha King-eng，1865―1929)，是福州美以美会著名的中国籍牧师许扬美之女。关于许金訇的中文名字，先后有“胡金英”、“许锦红”、“柯金英”、“何金英”等异称，其中“何金英”之名最早来源于诸季能于1934年6月1日发表在《东方杂志》第31卷11期上的《甲午战前四位女留学生》一文，但诸氏当时即在文中清楚地写道“这个名字，由英文译成，尚未证实”。但可惜的是后来的引用者竞视此说明于不顾，未经进一步考证便继续沿用此名。“柯金英”的称呼来自王奇生先生，而马伯英等所著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一书则写成了“胡金美”。比较而言，“胡金英”这一称呼影响较大。考诸这些异称的源头，仍是王、伍所著的《中国医史》，盖王、伍二人没有将“u”与“n”分清，误将“许”写成了“胡”。其实，在王、伍的论著正文中，英文也是“Hn King-eng”，但在图片说明中，却误写成了“Hu Kim-eng”。一个人名的书写有异称，在跨文化翻译中本是正常的现象，但假如被译之人本就是中国人，而且又是有一定历史地位的人物，他们的名称的回译出现乱象，就实属不该了。笔者获知许金訇的真实中文名字，系得自笔者在福建读硕士时师友相告，后在教会文献中，亦查到了许金訇的真实中文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