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欧社会党面临新的挑战。它们都在关注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问题，法国社会党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它既强调不与资本主义决裂，又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既坚持改良主义，又强调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还强调自己是一个“跨阶级的政党”，提倡多元主义政治。
《当代亚太》连续五届荣获北大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2011)、北大核心期刊(2008)、北大核心期刊(2004)、北大核心期刊(2000)、北大核心期刊(1996)。并获得“人民大学期刊国际政治类转载连续几年位居前列(前20名)”的称号。
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来，西欧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同程度地遭到挫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和冷战的结束，它们又面临新的挑战。尽管1994 年以后出现了西欧社会党复兴的势头(目前已出现下滑的趋势) ，但是执政的社会党仍然需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如何革新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现实，同时把当前的实用主义政策与纲领中的远景目标结合起来以保持自己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身份特征。目前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在关注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问题，法国社会党及其领袖列奥·若斯潘在这方面作了重大的努力，本文拟对此作初步的分析和评价。
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从近年来法国社会党的文件和若斯潘的言论看来，法国社会党一方面强调在目前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必须“重新思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必须“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关系”， 另一方面又承认党必须在其中开展活动的客观现实，不主张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前一种态度确定了它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后一种态度说明它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党。
若斯潘在1999 年春天与《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负责人谈话时说，资本主义“确实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凭其自身是既不能指明方向，也不能产生计划，也不具有意义的——而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社会所不能缺少的因素”;资本主义这个力量“是在向前进， 但是它不知道走向哪里”。他还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金融活动以“光速”进行，生产活动却以“声速”进行，二者之间出现“断裂”，资本主义的双重特征表现得更加突出了。1998 年世界金融危机正是这一情况的表现，它证明必须对资本主义实行调控，防止它的所谓的“自然的”机制对社会制度起支配作用。
法国社会党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也有两面性。它承认市场经济的突出优点，同时指出它的局限性。1999 年11 月8 日若斯潘在社会党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说：“关于财富的创造和资源的分配，市场和计划相比的优越性是不容争辩的。
市场是一个有效的、可贵的工具，但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它应当始终为社会服务。就其本身而言，市场既不产生意义，也不产生计划。”法国社会党反对新自由主义绝对推崇市场自由的观点，认为“市场不会自发地导致经济的最佳状态，相反，它有可能导致自然界的退化和社会的分崩离析。”根据这样的观点，若斯潘1998 年6 月19 日在华盛顿会见记者时提出了一个简练的表述方式：“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现在这句话已成了他的座右铭，不仅在法国党的文件中反复出现，而且已被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接受。这句话虽然简练有力，实际上不过是法国1990年3 月雷恩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原则声明》中的有关观点的概括。《原则声明》一方面表示“不否认市场规则”，同时又说：“在决定公民培训(学校、大学、电视) ，决定生活条件(住宅、健康、环境) 的关键部门，社会党不赞成把市场逻辑当作惟一的决定性逻辑。”当然，若斯潘在提出这一表述方式时作了一些解释和发挥，使人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法国社会党的主张。
法国左派对若斯潘的这句话是抱批判态度的。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丹尼尔·本赛伊批评若斯潘的勇气只表现在“承认市场经济而不承认被称为‘市场社会’的那种‘社会的全盘市场化’。似乎这两者之间是不存在逻辑关系的!”不过，我认为，若斯潘的这句话恰恰反映了上述对资本主义的双重态度。
所谓“不要市场社会”包括如下的意义：首先反对社会的全面商品化，认为“在人道社会中并非所有财富都是商品”。人的劳动和精神创作、人的躯体、人的健康都不能简单地被看成商品。人类的环境也不是商品，人类必须对后代负责，不能把对后代的责任当作商品来交易。其次，不应当把利润法则当作衡量价值的惟一标准。第三，不应当通过市场来分配全部社会财富。但是，另一方面，所谓“不要市场社会”并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要对它实行调控。若斯潘认为，历史的教训是：“对资本主义必须不断加以控制和调节”，社会主义者不应当屈服于资本主义的所谓的“自然的”性质，而是应当“对抗、控制和改革资本主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若斯潘认为，为了控制和改革资本主义，必须“思考”资本主义，而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有用”的部分，也就是它的分析社会现实、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是应当被“重新发现的”。
但是，若斯潘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曾经确认一种对世界的科学解释，但这一奢望现在已经显示，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教条体系”，而是人们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远景设想”了。这一观点当然不是法国社会党所特有的。当代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普遍放弃用作为一种制度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而只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系列“基本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从“制度替代”转向了“价值替代”。不过若斯潘作为法国社会党的领袖和政府首脑在1999 年春天关于应当如何界定社会主义的一段谈话，可以说是这个共识的一次十分明确的表述：“本世纪的一个教训是：已不再能把社会民主主义界定为一种制度。我认为，现在按照制度的概念——资本主义制度、计划经济制度——来行动已不是绝对必要的了。我们自己也没有必要来界定一种制度。我不知道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知道作为价值总和、作为社会运动、作为政治实践的社会主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种思想启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动方法。它要坚定不移地参照那些既是民主的，又是社会的价值。”这一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在最后点出的“民主的、社会的价值”，正是这些价值决定了“运动”、“实践”、“生活方式”和“行动纲领”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
法国社会党所尊崇的价值也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共同具有的，是来自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三个原则“自由、平等、博爱”。法国社会党向社会党国际1999 年巴黎代表大会的提案《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重申，这三个原则“迄今仍旧是我们保证遵守的基础”，把各国社会党人团结在一起的“首先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法国社会党2001 年制定的新党章开头沿用1990 年“原则声明”，把这些价值具体表述为：“自由、男人和女人的平等与尊严、福利、责任和团结一致。”法国党的其他文件和若斯潘的言论中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解释并不是每次都完全相同，但基本内容是一样的。他们有时也把“公民性”列入基本价值。从文件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公民性”是指社会党应当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为公民创造条件，使他们能享受平等权利和平等参与决策，从而促使基本价值的实现。因此我认为，可以把公民性理解为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能动性综合，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带有法国特色的表述。
意大利左翼学者诺贝托·博比奥在论述当前政治光谱的中左中右派对立时认为，是否主张平等是左右分野的主要标志。实际上，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是通过强调社会平等或公正来显示自己作为中左政党的身份特征的。在它们的纲领中，“公正”和“平等”概念往往交替使用，而“公正”概念可以覆盖“平等”概念，突出“机会均等”思想，避免把“平等”解释成平均主义。最近几年法国社会党的文件说明，法国社会党是突出公正或平等价值的地位的。
《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宣称：社会党人在适应新的变化时“并没有否认对公正的意愿”;社会党人“希望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更加人道的社会”，“人道社会应以缩小各种不平等为目标”;“社会民主主义坚持以追求公正理想来表明自己的特点”;在结束语中又重申社会民主主义“体现了人们追求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公正的愿望”。法国社会党2000 年11 月格勒诺布尔代表大会通过的主流派动议《共同努力，在当前取得能在未来令人信服的成就》中提出“， 缩小不平等依旧是每时每刻需要我们进行的斗争”，在联系到政策时又强调要“将与不平等进行斗争置于我们政策的优先位置”，为此不仅需要“进一步巩固增长，同时还需要使经济增长变得更加公正”;“不仅需要关注增长，而且特别需要保障公正的增长。”若斯潘在多次讲话中也反复强调反对不平等的斗争在社会党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并且说：“本世纪的一个教训是：没有自由，社会主义不会存在。但是没有平等，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有什么意义。”#p#分页标题#e#
从法国社会党和若斯潘的言论可以看出，法国社会党已明确地宣布不再用制度替代，而是用基本价值的实现来界定社会主义。这一观点也是当代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共识。但和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相比，法国社会党确实更加强调平等和公正。特别是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关于修改纲领的讨论中已出现为“更加公正的不平等”辩护的论点，法国社会党的这一特点还是值得重视的。
二、社会改良主义和国家的作用
对于法国社会党来说，基本价值是永恒的，它只能逐步实现，因此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既然放弃制度替代，就不能再使用革命的言语，也不能鼓吹与旧制度“决裂”，而只能进行改良。因此若斯潘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断使目的和手段恰当地结合起来，实行真正的改良主义。若斯潘认为，改良是“将一项政治计划转化为行动和使我们的信念获得生命力的最有效的方法”。和右派不同，社会党所进行的改良是为社会改造服务的，而对于右派来说，改革就是瓦解公共服务，减少社会保障，否定近几十年来的进步所取得的成果。对于法国社会党来说，“改良主义始终是进步的同义词”。法国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在一个重要方面与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态度。
自从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社会民主党本身还是它们的反对者都普遍认为凯恩斯主义已经过时。但是目前法国社会党却反对这样的看法，而且公开表示它主张新凯恩斯主义。
法国社会党参议员、党的负责培训的全国书记亨利·韦伯在批评1999 年6 月布莱尔—施罗德联合声明的《第三条道路：分歧在哪里?》一文中说：“在经济政策方面，新工党是新自由主义者，法国社会党是新凯恩斯主义者。”他不赞成吉登斯的分析，不认为新凯恩斯主义即使在欧洲范围内也已经过时。他说：“若斯潘的政府在1998 年通过重新推动需求和投资的政策促进了增长。如果在欧盟层面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将会取得更加令人信服的效果。”若斯潘的经济分析委员会成员、经济学教授让·皮萨尼费里在《真理、虚张声势和缄默》一文中反对把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对立起来。他说：“经验证明，持续增长同时既需要一个好的宏观经济，也需要一个好的微观经济。关于应当刺激供给还是应当刺激需求的问题，只有在当时当地根据具体的情况提出来才有意义。”法国众议员、社会党负责团结互助的全国书记玛丽索尔·图兰在《一次新的社会妥协》一文中说：“认识和承认市场经济并不禁止一切实行经济调控和支持增长的政策”，而法国最近两年来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成就证明了“革新的凯恩斯主义是有效的。可以通过私人和公共的需求推动增长”。《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也表示反对那种认为凯恩斯主义适用于昨天的世界，但不能在“复杂的现代化中存活下来”的看法。
尽管法国社会党在这次执政期间取得一些成绩并且十分引以为豪，但是这些成绩距离它提出的目标即“更加人道”、“更加公正”的社会仍旧很远，所谓目标和手段的恰当结合仍旧超不出实用主义，仍不足以突出它与右派的界限和自己的身份特征，因此法国社会党经常努力宣传自己的理想或远景设想，若斯潘把这称为“梦想”。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故领袖勃兰特在20 世纪80 年代曾经提出要为“具体的乌托邦”奋斗。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一书中也认为自己的思想属于“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
若斯潘和他们一样，在赞扬改良主义的同时强调：“改良并不是为乌托邦敲响丧钟。我们不是‘梦想的破坏者’。人们在脚踏实地和打算掌握自己命运的同时完全可以梦想自己的未来。我愿意做一个现实主义乌托邦的建设者。”他在社会党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说明社会民主主义能应付现代世界提出的一切问题时也不忘记加上一句：“对梦想的需要吗? 这是我们的进步愿望的核心，是通过我们对乌托邦的参照得到说明的。”
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特别是新凯恩斯主义只有通过现存国家来实行，而新自由主义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时也把矛头指向国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要求削减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提倡所谓“最小限度的国家”。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内部既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有一部分人没有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对国家的作用和职权、国家干预经济的力度和方式、国家权力的分配和转移等方面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对于这些问题，法国社会党是相当重视的。饶勒斯基金会设有专门研究“公共权力”问题的工作小组，由曾任莫鲁瓦内阁成员的经济学家让·佩雷勒瓦德和现在就业和互助部任职的露西勒·施密德主持。这个小组在2001 年4 月出版了一本题为《改革国家》的小册子，由原财政部长多米尼克·施特劳斯2康恩作序，而序言的题目竟是“国家在危险中”。此外，若斯潘的言论和法国社会党批判布莱尔—施罗德联合声明的文章，特别是在反对来自新自由主义的批评的时候，也经常涉及国家的作用。正如《改革国家》一书的导言中所说的，“左派需要一个经过改革的国家;因为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的时候，左派不能设想可以没有一个集体的方案和承担这一方案的公共权力。”
社会党基本上用“社会契约”理论来界定国家的性质和职能。按照这种看法，当一个或几个政党通过选举获得多数而上台执政时，它们就是和广大公民缔结了社会契约。这个契约赋予他们的政府以合法性，但能否履行诺言来满足公民的要求则是这一合法性能否维持的条件。因此康恩说：“法国每一个公民今后都将期待国家提供质量符合现代化水平的医疗、安全保障、司法、教育和互助，也就是说，要迅速、平等、便宜。”
《改革国家》一书关于“为什么要有公共权力?”的一章正是这样来论证国家取得合法性的三个来源的：第一，国家对外代表法兰西民族的形象(尽管它只是这一形象的一部分) ;第二，它根据所有的人都平等享有权利的原则创造社会联系;第三，它组织并且部分地提供社会服务。这两种对国家合法性的论证实际上都已涉及国家的职能。从《改革国家》一书来看，“公共权力”工作小组仍旧认为国家具有多方面的职能。国家既是民族权威的保证，又是社会公正的保障，还是有关团结的求助对象、社会组织者和法律的保障者。
工作小组还强调，在法国，人们很自然地(撇开自由主义的蛊惑宣传不说) 认为国家是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境遇不佳的人服务的。它主要是以这样的身份保证民族团结的。国家意味着免费教育，以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价格使用交通工具，保证贫困者能获得优质医疗。而左派政党对于“从进步的角度把国家界定为公共服务的国家是起决定作用的。”从这些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国社会党在国家作用方面的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
工作小组还结合法国的特点分析公民对国家的态度，认为公民对国家的不满和指责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国家干预太多，特别是大企业和大工会组织有这样的看法;另一方面是认为国家未能很好地维护已经取得的社会成果，例如公共服务质量降低、治安和医疗方面的保障削弱以及在反对新的不平等方面软弱无力等等。总之，国家在它不该起作用的地方起了作用，在不可缺少它的地方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两种有时似乎矛盾的意见说明，公民希望有一个“精简而有效的、能够保证平等享受权利的国家”。因此，受到质疑的不是国家的行为，而是“当国家的伟大哲学目标(平等、再分配、调控) 难以得到具体的、可以看得见的表述时，人们对它的效率感到不满。正因如此，对国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它进行干预的新的方式的思考决定的”。法国社会党反对新自由主义提出的“更小的国家”的主张，认为应当就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国家”进行讨论。这可以说是当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个共识。在论述法国社会党的国家理论时，必须提到所谓国家的“主观能动性”或“意志能动性”。这个词的原文是“voluntarisme”，作为哲学名词，通常译为“唯意志论”，是带有贬义的，一般使用时也是指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法国社会党人喜欢从积极的意义上用这个词，表示反对“宿命论”的态度，不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屈服而是力图驾驭它的能动精神，因此我在这里把它译为“意志能动性”或“主观能动性”。法国社会党是主张由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的，也就是“政治优先于经济”。若斯潘在论证这一主张时反复使用“意志能动性”一词。例如他说：“不可缺少的对资本主义的调控需要公共权力发挥意志能动性。”
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意志能动性是“一种需要加以探讨的，不把国家和市场对立起来的合作性平衡。它是一种新的联盟”。他在谈到对全球化的态度时又说，应当“采取一种理性思考的，既是清醒的又发挥意志能动性的办法。我们认识并且完全接受全球化。但是对我们来说，它不是一个命运注定的目标。它本身就是人创造出来的。我们打算对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实行调控”。
而以下一段话更是他对国家作用的概括表述：“国家可以在不必取代社会的其他行为主体的情况下起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通常的情况甚至是惟有国家才能排除阻碍社会按自己愿望向前发展的那些陈旧的障碍。我们把这种做法称为意志能动性。”当然，这种主观能动精神是以承认现实为前提的，是“从现实出发来改造现实的”，因此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意志能动性”。
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说明，法国社会党对国家职能的运用是尊重现实的，又是积极主动的。前一方面首先表现在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态度上。法国社会党过去是积极主张实行国有化的。1973 年的《原则声明》主张“投资手段、生产资料以及交换手段的逐渐社会化”。但是1990 年3 月雷恩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原则声明》在对资本主义作了一些批评之后表示：“社会党赞成混合经济的社会，这个社会在否认市场规则的情况下，赋予公共权力及社会团体以实现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目标的手段。”2001 年11 月格勒诺布尔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开头仍旧保留这个《原则声明》。#p#分页标题#e#
以上情况说明，近十年来法国社会党已经改变了对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化的态度。若斯潘在讲话中涉及这一方面时表示，除了在某些涉及国家安全或某些不能由市场解决的公共服务目标时仍有必要采取公有制以外，应当实行与法国或外国的，特别是欧洲的私有企业的“工业联盟”，不应当以“资本的公共占有份额应占多数为理由来阻碍这种联盟”，即使在尖端工业或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也可以这样做，因为这种联盟可以使法国工业政策的目的即就业、增长、加强法国企业的经济和工业实力以及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实现。若斯潘说：“如果为了捍卫这些目标，需要一个公共企业向资本开放，也就是使它私有化，我们是会赞同的。”另一方面，法国社会党又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取得新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党人应当关心使本国的生产机构保持竞争能力。因此法国采取强有力的工业政策来重组或创建世界规模的工业集团。
在当前的新技术革命和交换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对创新也承担责任，政府对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给予重大的支持，因为企业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害怕风险的，国家在这方面应当发挥意志能动性。除此之外，在基础设施、交通、教育、研究等方面，国家作为投资者都能充分发挥促进作用。国家也要关心改善企业的环境，还要为市场的良好运作制定规则并且保证它们得到遵守。
法国社会党企图通过这样发挥国家的作用来达到国家与市场的“合作性平衡”：“市场负责货物和服务的交换、财富的创造、资源的配置、对经济风险的补偿。国家则承担调控、保护、社会团结、公正、安全以及对一个民族赖以聚集力量以便向未来突进的那些原则的确认。”但是若斯潘反对那种认为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仅仅是“再分配论者”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关心生产，关心以更加有效、更加公正的方式创造财富。生产发展了，才能为再分配创造条件。从上面引用的关于国家职能的论述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问题在于如何掌握国家介入的“度”，而这正是法国社会党所追求的“合作性平衡”。
正如《改革国家》一书的书名所表明的，法国社会党不仅关心恰当地确定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和方式，而且要致力于改革国家机构本身。首先，“(离人民) 遥远的和无所不能的国家模式已经过时了”。公共决策过程应当具有透明性，使公民能了解国家的运作机制，衡量它的代价，评估它的重要性。这种透明性要与公民责任的加强结合起来，促成真正的参与性民主。“国家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它应当(与其他机构) 分享自己的权力。”
国家的某些职能有时是由于传统和历史继承性而赋予它的，它在这方面的效率和其他干预方式相比并不更高，目前国家应当把这些职能委派给别的机构。但是，在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上，国家应当处于多样性的和分散的决策的中心，为政治凝聚力和集体计划的方向提供保证。“国家应当成为公共生活的伟大建筑师，多样性的公共干预的组织者。”国家还应当更多地成为“面向未来的鼓舞者和解释者”。
饶勒斯基金会的公共权力小组认为，目前的政治应当愈来愈成为“伙伴分享制”(partenariale) ，而国家应当组织三方面的伙伴关系。第一，民族国家与欧洲之间，其内容和方式必须经过民主的辩论才能确定。第二，国家和社会伙伴之间，包括国家和企业、工会、各种协会之间的伙伴关系。为了在这方面结成契约，必须使这些伙伴的眼光超越维护本身“既得权利”的保守观点，使它们认识到国家内部的改革是全体人员的事，它有可能成为领导人和全体行为主体共同承担的一项计划。这方面的伙伴关系与社会福利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第三，国家与地方集体之间，也就是权力的非集中化(或分散化) 。
法国社会党对国家改革的重视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对现存民主制的不满和改革要求的反映。《改革国家》一书中一再强调：“一个停滞不动的国家是一个处于危险中的国家”，“如果停滞不动，它就不可救药。”书中甚至说：“如果没有确定一项新的社会契约，那么随着政治被公民抛弃，国家就有被政治抛弃的危险”，而“为了恢复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在国家和其他治理场所之间更好地重新分配任务是必不可少的。”
从书中的论述可以看出，法国左派政党比右派更加重视这一问题，法国社会党当然要把这当作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
三、政治方面的多元主义
法国社会党提倡多元主义政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阶级基础上说，法国社会党主张以机会均等为原则来团结社会各阶级，强调自己是一个“跨阶级的政党”。法国社会党认为，随着近几十年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的社会虽然仍旧是由阶级构成的，“但是它们之间的界限常常不很清楚，而且变动不定”。在组成社会的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中，中产阶级是社会的核心，对经济增长起着特殊作用。平民阶级尽管已发生变化，但并没有消失。而持续20 年的大规模失业也导致了“被社会排斥群体”的产生。因此“， 社会民主党人应同时考虑被社会排斥者，平民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包括高级和中级职员、中小企业家、自由职业者等等，平民阶级则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低级职员。法国社会党对这些阶层或群体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的利益尽管各自不同，有时甚至背道而驰，但是也有共同关心的事。中产阶级从总体上说对当前社会是满意的，不愿意为增加平等而付出代价，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感到经济方面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威胁，因此并不会“自发地被右派争取过去”。而就生活方式和习俗而言，他们认为左派更加现代化。中小企业的创办者和管理者也认为左派关心创新、精简行政机构并愿意承担风险。平民阶级过去在第二部门人数众多，今天也存在于服务部门。他们劳动艰苦，环境差，收入低，社会党要努力提高他们的购买力，改变他们生活不稳定和缺乏保障的处境。对于“被社会排斥者”则要实行“能动的一体化”政策，尽最大可能使他们回到生产过程中，回到社会的怀抱。所有这些阶层都关心增加就业、改善教育制度、巩固社会保障，因此他们可以赞同法国社会党的政治计划和改造社会的计划。法国社会党把这三个社会群体看作自己的社会基础，声称“要在各个阶层之间进行最恰当的仲裁”。这就是社会党的“新联盟”政策。这里的核心问题仍旧是平等。若斯潘认为：“围绕机会平等把各社会阶级团结起来是可能的。”社会党要争取使所有的人都能过稳定的生活。“稳定是一种权利。不稳定是另一种不公正。”除了法国社会党之外，法国的左派政党还有共产党、绿党和左派激进党，社会党在竞选时要和这些政党争夺选民，有时也联合起来对抗右派(尽管后来破裂了) 。1997 年社会党上台时仍是搞左派联盟，包括共产党、绿党、左翼激进党和公民运动。若斯潘称这种联合体系为“多元的多数派”，认为社会党的再起要部分地归功于这种联合。若斯潘认为这种“多元的多数派”是受到法国人欢迎的，比只此一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更合适。
若斯潘认为，为了实现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整个左派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合题”。这个合题把社会党的、共产党的、激进派的、公民运动的和生态主义的不同政治观点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计划，既注意到它们的差别性，又保证了一致性。“法国社会党作为多数派的主要力量，顺理成章地处于这一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造运动的核心。但多数派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对这一新的合题作出了贡献。”
在欧洲层次，法国社会党主张各国社会党齐心协力，建设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必须重视本国的民族特点并且尊重别国的民族特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必须是多元的。若斯潘高度称赞欧洲社会民主党1999 年3 月米兰代表大会通过的《为1999 年欧洲选举发表的宣言》，认为其中作出的21 项承诺包含了“就业的欧洲”、“社会的欧洲”、“民主的欧洲”、“强大的欧洲”这四个方面。“在这个方案里可以找到作为社会主义起源的所有价值：公民性，社会公正，民主，对集体命运的掌握，进步的意愿和控制这一进步的意愿，向多极化世界的开放。”
另一方面，他强调，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懂得：“对本国的现实状况、本国的历史、意识形态方面的参照、政治格局的构成必须绝对地加以考虑和维护。”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有自己的特色，因此谈论所谓的“最好的道路”或者在所谓的“布莱尔模式”、“施罗德模式”、“若斯潘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从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开始，法国社会党就不赞成，从来不在文件中使用这个词。若斯潘认为，当前“整个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都在从事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新建设”，而“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英国从事这种重新建设时所采取的“民族形式”。他在2000 年11 月法国社会党格勒诺布尔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对于三年来流行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说法，今后可以把它的实质理解成带有工党历史特征的一国尝试。它也许是适合英国的条件的，带有浓厚的自由主义特点，但毕竟是很难‘输出’的。”
从上面最后这句话可以看出若斯潘对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指责。1999 年8 月29 日他在社会党暑期大学所作的关于“新联盟”的讲话中也说过：“我们不搞‘社会自由主义’。我们的态度与我们的朋友托尼·布莱尔和格尔哈德·施罗德的宣言(指两人的共同声明——引者) 中表现的态度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团结在一种现代社会主义周围的左翼革新派。”这显然也是对布莱尔和施罗德的温和的批评。但是饶勒斯基金会在布莱尔和施罗德共同发表声明两个月后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布莱尔—施罗德“宣言”：批判的分析》，其中收入声明的法文译本和5 篇文章。这里批评的调子就高多了，涉及英国工党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态度，凯恩斯主义的意义，国家的作用等方面。这本小册子对布莱尔的批评不是停留在指出他的“第三条道路”的新自由主义倾向，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工党思想”(labourism) 与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联系，认为布莱尔的“政治雄心”是要使“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和解”，而在他看来，在工党学说中，这两个传统“从来没有分开过”。另一方面，小册子指出这个共同声明就是“对英国在欧洲的作用的重新确认”，而为‘第三条道路’进行的斗争则代表了它的“前哨阵地”。
自从布莱尔上台以来，他的智囊就企图传播“英国回到欧洲并且以‘第三条道路’为基础在欧盟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必要性”的思想。布莱尔和施罗德共同声明的深刻意义也正是布莱尔行动的核心所在：“依靠‘第三条道路’加强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布莱尔实际上是想把“第三条道路”模式作为新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范式甚至是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范式来推广的。而法国社会党则强调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性，这可以说是对布莱尔的这一挑战的回答。对于施罗德，法国社会党指出，他在执政初期还强调把就业问题和社会政策放在欧洲政策的中心地位，但到1999 年春天与拉封丹决裂后已趋向于一种属于“社会自由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市场的自由、企业财政负担的削减，而不是“组织和结构”问题;布莱尔与施罗德共同声明正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尽管如此，法国社会党对英、德两党的批评还是注意分寸的。例如布韦在指出彼此之间的深刻分歧时仍强调所采取的政策很大一部分是一致的，而且大家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这就是若斯潘提出并且被布莱尔和施罗德接受的公式：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其次，对他们的政策的积极的方面仍加以肯定。例如布韦说，“第三条道路表现为一种尝试，它要坚决站在左边来革新本身已经十分‘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能把布莱尔的新工党简单化成为‘带有人道面目的撒切尔主义’，正如不能把法国社会主义与‘主张’国家干涉主义(étatisme) 的老左派等同起来一样。”
综上所述，法国社会党近几年来确实努力在维护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的前提下，适应现代化的条件而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的革新。它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国家干预作用的强调、对左右政治分野的坚持等方面和英、德两国的党相比确有差别，而且在社会民主党阵营里已经引起重视。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在其为准备制定新纲领的讨论提供的文件《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全球化时代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政治的特征》中把法国与英国、荷兰、瑞典列为四种不同的改革模式，承认“在西欧所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中间，法国社会党似乎是最坚定地拥护传统的、国家干涉主义的政策的”，也肯定它“按照社会的标准在政治上对经济进行调控的想法受到很多法国选民的赞同”，同时指出它的若干优点和缺点。从法国社会党方面来说，若斯潘等人是针对英、德两党特别是英国工党在理论方面的“挑战”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的，它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芬歇尔斯泰因在《现代社会主义》一书的序言中一开头就说：“打赌赢了：列奥内尔·若斯潘曾经面临被限制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边缘的危险，但从今以后他已占据了核心地位。”
这种说法当然有些夸大。实际上法国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它四年来的执政尽管有一些成绩，但法国人民对它并不是很满意，最近的总统选举就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它在更新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方面的努力仍旧是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