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一直是国际间经济交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很多大学也都开设了政治外交专业，各个国家的关系不同，外交方式也不一样。本文主要针对 韩美不对称同盟及其对韩国外交的影响进行了一些论述，文章是一篇甘肃政法学院学报投稿的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韩美不对称同盟及其对韩国外交的影响。
摘要：联盟是主权国家之间为了安全合作而针对成员之外国家签订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协议关系。由于不对称联盟结构的特性使然，实力地位相差较大的小国通常面临更多的联盟困境。在联盟不同阶段，小国分别面临自主与安全威胁、连累与抛弃的局限性以及联盟的动态变数困境。冷战以来，韩美同盟对韩国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依附于美国的追随外交;自主外交历尽艰辛难以实施;平衡外交困难重重。尤其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对外政策的“两难选择”。因此，韩美不对称同盟是韩国外交困境产生的根源和实质所在。
关键词：韩美同盟,不对称联盟,联盟影响,韩国外交,外交困境
韩国李明博政府上台以后，调整了卢武铉政府时期的“平衡外交”政策，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韩国政府调整外交政策的动因主要出自两方面的考量：从外部环境来看，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西退东进”战略调整了全球战略布局，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和密切与东亚及盟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从韩国自身情况来看，由于朝鲜核危机而引发的半岛局势紧张，使韩国感觉自身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此，通过自主利益代价获取大国的安全保护是韩国结盟的最终目的，向美国示好及强化韩美联盟关系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战略选择。冷战以来，韩美结成了由小国与大国组成的不对称联盟。不对称联盟因实力地位的差距而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联盟困境，其中对小国外交关系的影响将始终存在。在韩美同盟的形成、管理及演变阶段，韩国面临的联盟困境主要有自主安全交易、抛弃连累以及动态的不确定困境。因此，韩美不对称联盟性质和导致的困境将贯穿于韩国外交政策的始终。
一、不对称联盟特性的理论分析
联盟作为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至今还没有关于联盟的准确定义，学术界对于联盟的精确定义也还没有形成共识。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认为，“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出于安全合作而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安排”。随着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他又对该定义进行了修正。而格林・斯奈德(Glenn H.Snyder)则认为，“联盟是国家问关于使用或不使用军事力量而形成的正式联合，在具体情况下，这种联合通常是为了反对成员之外的某个或某些国家”。斯奈德侧重于军事力量的使用以及联盟目的的明确性。从他们对于联盟的定义可以得出，联盟概念主要涉及以下几点：(1)主体是主权国家之间;(2)目的是为了安全合作;(3)对象是联盟之外的国家;(4)形式上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据此，本文所得出的联盟定义是：联盟是主权国家之间为了安全合作而针对成员之外国家签订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协议关系。其他对于联盟定义的认识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对该定义的补充和解释。比如，沃尔特认为国家结盟所平衡的不是“最强大的一方”，而是“最具威胁”的国家，即“威胁平衡理论”。沃尔特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更容易解释国际政治新的现实。但是，威胁源自于实力因素的变化，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很容易对国际体系的现状提出挑战，可能因被视为具有威胁性的国家而针对，这是因为实力的增长可能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利益。斯奈德则提出了“搭便车”理论，“如果成员国认为联盟能够带来各种利益，则愿意形成紧密联盟，以搭乘其他国家的便车”。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判断。
依据不同的标准，联盟可以划分为很多不同的种类，依据联盟内部成员实力地位的大小和承担责任的多少，可将联盟划分为对称联盟与不对称联盟。对称联盟是指成员国之间具有相近的综合实力、相互之间拥有平等的权力与责任关系。而不对称联盟则是指成员实力对比差距较大，而且相互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它不同于对称联盟的明显特性具体表现为三点：其一，与对称联盟相比，不对称联盟更容易形成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因为实力差距相差较大成员之间的结盟动机及彼此的需求往往要大于实力地位相似的成员之间。这与弱势一方积极主动的寻求及强势一方愿意承担最少责任的追求不谋而合。不对称联盟是经过联盟双方多次讨价还价之后形成的，一旦形成，则相比对称联盟更加稳定。其二，不对称联盟成员实力的变化不会对联盟的性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能力的变化不会破坏联盟的稳定。在对称联盟中，威胁消失或者盟国能力的变化将使联盟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致使联盟不可能持续。但这种情况在不对称联盟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因为弱国能力的变化对联盟双方的权势影响并不大，大国的防御能力总是高于小国，它不需要从小国那里得到安全保护，这就意味着后者总是缺少安全感。其三，不对称联盟的双方因不同的利益偏好而获益，相比对称联盟，它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利益谈判机制。经过联盟成员之间多次的利益协商之后，不对称联盟更能为其成员提供相互交织的利益。
大国与小国由于实力的差距以及对联盟贡献的不同，所形成的联盟是不对称的。在不对称联盟关系中，联盟双方不同程度地面临“联盟困境”。相比于大国，小国面临更多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联盟形成过程中的“自主-安全”困境、联盟管理阶段的“抛弃-连累”困境以及因联盟成员实力变化所导致的动态的不确定困境。
第一，在联盟形成之前，所有国家都拥有类似程度的自主与不同程度的安全。但是，联盟的形成意味着联盟成员之间的自主与安全交易的困境也就产生了。由大国和小国结成的这种不对称联盟关系中，大国同时拥有很高程度的安全和自主，而小国虽然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但其安全程度较低，双方通过安全与自主的交易可以结成不对称联盟。在这种交易关系中，大国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而小国为了从盟国那里获得安全上的利益，需要付出相关费用作为代价，通常在自主权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以牺牲自主的代价获得安全的增加。“在安全一自治权交换同盟中，弱小国家对大国军事依存性越高，受到自主权的限制程度就越大。”可见，这种联盟的形成取决于国家之间为获得安全而对自主的交易，以及对每个国家来说安全相对于自主的重要程度。在不对称联盟中，大国可以给一个潜在的联盟提供增加的安全，但它要求在形成联盟时获得额外的自主利益。小国不能为未来的联盟提供更多的安全，但可以通过让步的方式为其盟国让渡部分自主。在不对称联盟的形成中，小国将为获得安全交换一些它的自主，大国将为获得更多的自主交换一些它的安全，这种交易的结果便是不对称联盟的产生。在这个不对称联盟中，强大一方比弱小一方拥有更高水平的安全和自主。由此可见，不对称联盟的吸引力来自于每一方所提供的安全和自主以及它所附加到这些目标上的价值。 第二，在不对称联盟管理过程中，小国最主要面临抛弃与连累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表现在不同联盟之间，而且也表现在不对称联盟的内部。斯奈德认为，“联盟内部存在安全困境：由于联盟成员之间实力地位的不同以及相互依赖程度的不对称性，便会导致抛弃和连累的安全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一方面盟国必须在联盟内表现出自己的价值和对联盟义务的明确承诺，否则联盟伙伴可能会寻求其它安全安排而将其抛弃;另一方面，联盟成员如果急于证明它对联盟的忠诚而积极地承担联盟义务，那又可能使它很容易地被拖入一场它并不希望卷入的冲突或战争”。抛弃和连累的困境显示出，在任何的联盟安排中，利益和风险与生俱来相伴随。在联盟管理过程中，任何国家都必须进行自身权衡，但国家在这两者之间该如何权衡才能求得利益最大化?这便构成了“联盟困境”。一国在结盟之后越是担心被连累，它抛弃盟友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当它越是不愿抛弃盟友时，它被连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两者呈现一种反比例关系。
第三，联盟动态演变的不确定性困境。“结盟是相关行为体为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根据其安全战略而进行的安全合作。”只有在国家之间的利益出现重合时，结盟才有可能。但是，由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由此导致盟友之间因战略分歧以及利益差异等问题而使同盟关系产生新的调整。因为国家的利益和战略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地点的变更、国内政治状况、国际政治形势以及成员国之间力量的消长等因素而发生变化的，从而使结盟者之间的博弈成为可能”。联盟形成之初，由于双方已经达成了交易，因此成员国基于实力差异而结成的不对称联盟初步处于稳定状态。“但随着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实力的提升，它便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改变同盟关系中弱势地位的诉求;而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没有相应地采取行动，或者调整的步伐没有达到前者的预期，由此而产生了大范围的对后者的不满。”最终，这将直接影响到不对称联盟的稳定性。因此，联盟之间的动态演变关系开始显现出来，由此导致联盟内部发生微妙变化，甚至是新旧联盟的更替。
二、韩美不对称联盟的局限性
从联盟行为的发展路径来看，联盟经历了联盟产生、联盟管理以及联盟的演变调整三个阶段。把联盟的这三个阶段与不对称联盟相对应，则可以将联盟形成过程中的安全与自主交易困境运用于韩美联盟的形成分析。同样，将联盟管理过程中连累与抛弃的困境用于分析韩美联盟形成之后的关系互动，而将联盟再调整阶段的动态局限性用来分析韩美联盟，其本身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
第一阶段：韩美联盟形成时期的安全与自主局限性。韩美不对称联盟的形成基础主要来自于韩国与美国利益需求的交易，只有双方之间诉求满足之后才能达成，联盟由此而形成。朝鲜战争后，韩国将美国视为它值得信赖的大国。美国不仅从战争中挽救了韩国，并且在韩国工业化起飞阶段给予它大量的经济援助。“与一个潜在的霸权国家结盟，有助于弱势的政权取得权威，这样既可以防止外部颠覆，同时还可以削弱国内竞争对手的政治地位，并取得军事或经济资源等。”美国与韩国结盟是其全球战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它作为遏制苏联扩张以及反对中国在未来可能对远东地区威胁的有效屏障。美国认为韩国的价值从来不是其内在的、本质的，而经常只是战略性的(如避免韩国落入敌方阵营)。由此可见，韩美同盟的形成是两国之间安全和自主利益相互交易并达成妥协的结果。韩国从联盟中得到安全防卫，而美国获得东北亚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战略地带。从韩美双方的关系可以看出，美韩之间是一种单向的而不是多向的援助和影响关系。美国是援助的提供方，而韩国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单向的关系属性也是其联盟内部相对实力及影响力的反映。通常美国单方面制定联盟政策，对韩国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是对其国内政策，同时也影响到了韩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比如，美国在1960年对李承晚政府的施压，1963年韩国民选政府的建立，1965年韩国派遣战斗部队到越南以及在1976年迫使韩国取消购买法国核动力驱逐舰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美韩关系最大的特点是联盟的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两个国家的预期、目标、能力以及影响等各个方面。
第二阶段：韩美联盟管理时期的抛弃与连累局限性。韩美之间的联盟是一种小国与大国之间的不对称联盟。正是由于联盟的不对称性所带来的联盟困境问题，小国在大国对敌实施强硬政策时害怕被连累，对敌实施妥协政策时则害怕被抛弃。在韩美联盟中，韩国主要面临“抛弃一连累”的困境。抛弃的困境主要体现在美国驻韩美军的减少以及撤军问题上。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视韩美同盟具有战略威慑功能，更是一部随时可以发动的战争机器，它的目的是对付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或中国的威胁，起到缓冲地带第一道防线的“锁链”作用。因此，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出现缓和局面，驻韩美军便成为第一个遭到削减的对象。驻韩美军的减少意味着对朝威慑能力的降低，此时韩国担心被美国抛弃。而连累则体现在韩国被迫加入美国所领导的与其国家利益相关程度不大的战争中。比如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通过充分发挥其盟国的作用，以弥补其自身力量的不足，要求包括韩国在内的五个亚洲同盟国出兵越南。但此时韩国国内对出兵越南存在着反对意见，在野党国会议员对向越南派遣战斗部队表示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派兵所造成的损失比可能获得的利益大。此时，韩国民众也认为韩国政府的决定会对韩国的安全保障带来负面影响。然而，最终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韩国政府还是派兵介入了越南战争。
第三阶段：韩美联盟演变时期的变数不确定局限性。随着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韩美之间的不对称结构发生了动态性的变化。“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提升，民族主义高涨，对美国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依附诉求明显降低，要求改变在同盟关系中的屈从角色;而美国依然是世界霸权国家，必须维持美韩同盟关系的领导地位，没有相应地调整美韩关系，或调整低于韩国人的预期。”这使得联盟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人们期待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双边关系。韩国民众对于韩美之间不平等关系的不满日益增加，从而使得韩美关系处于动态的变化调整之中。冷战结束以来，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强烈的反美情绪。其中，被认为是美国盟国中最亲美的韩国也出现了反美情绪。曾经有一段时间，对韩国“反美主义”的关注主宰了对未来韩美联盟趋势的讨论。随着韩国国家能力建设的推进，韩美不对称联盟在世界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综合实力的变化同样影响到韩美联盟，即实力的变化应与韩美联盟的影响力和角色的调整相匹配。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要求联盟成员之间建立更加平等的双边关系。有关韩美同盟未来的讨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韩美都是民主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因此它们应该形成一个价值同盟以增强相互联系，并且在世界上推行它们的价值。 三、不对称联盟对韩国外交的影响
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往往是国际外部环境与国内政治倾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环境主要是指国际、地区以及周边环境的影响，而国内政治倾向则是指一国实力的大小、对外依赖的程度以及调整外交政策的能力。其中内部变量因素是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依据，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通过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可从中把握国家对外战略的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目标与实现手段以及最终结果之间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体现为国家实施外交政策所面临的困境。
韩国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涉，因此，国家的外交政策和目标确立受到了影响和制约。冷战以来，美国因素在韩国外交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形成挥之不去难以摆脱的阴影。尽管韩国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制定了符合本国特色的外交政策，但由于美韩实力的不对称，韩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效果都受到美国的影响。在韩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安全保障、经济发展、国家统一这三者关系不可或缺，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战略意义。安全保障是韩国生存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是韩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而国家统一则是韩国外交的最终目标。在韩美不对称联盟背景下，韩国外交政策经历了追随外交、自主外交和平衡外交三个阶段，它们都是根据特定的环境背景而制定的符合本国国情的外交政策。但这些外交政策的实施始终都面临着外交窘境。
第一，韩美联盟形成时期韩国的追随外交。韩国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的，其政治理念是依照美国式的民主主义，而经济制度是依照市场经济的模式。因此，美国不仅对韩国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其外交政策也有重要的影响。朝鲜战争后，美国将韩国纳入其亚太防卫体系之中。韩美之间形成了不对称的同盟关系，这种关系也被称为“不平等的同盟关系”、“单方面的隶属关系”、“保护国一被保护国之间的关系”，等等。从中可见，韩国与美国这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决定了韩国必然将美国置于其外交的核心地位。这不仅出于军事安全的需要，而且还是一个新生政权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对于确立政治理念、制度以及经济秩序的需要。作为韩国的保护国，美国将韩国纳入其主导下的西方阵营，从各个方面对韩国施加影响。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韩国历届政府都将致力于获得美国对其政权正统性的身份认可以及对其经济的援助作为政绩目标，以确保国家安全稳定。美国成为韩国最重要的友邦，为韩国的独立、安全以及经济提供支持;韩国则在外交关系上追求建立一种依存性的安全保障外交，导致出现了韩国国家自主受到制约的局面。韩国处于依附美国的局势下，有两个方面是韩国政府难以接受的：一个是在推进南北统一的民族大业上，由于无法得到美国的首肯和支持而产生不满;另一个则是如同已被朝鲜战争所证明的那样，在依靠自身力量无法保障国家安全的情况下，为了国家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建设，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援助，忍受美国对其各个方面的牵制。过于依赖大国的保护，则丧失国家自身的自主性，使本国外交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虽然从表面上看，韩美关系是韩国一边倒;但从内部层面来看，其始终存在依附与独立并存的二元矛盾现象，即使在追随外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不排除韩国对自主性外交的努力争取。
第二，韩关联盟管理时期韩国自主外交困境。韩国和美国通过朝鲜战争结成了“血盟”关系，但由于这种关系一开始就存在着局限性，所以韩美同盟只能是垂直和不平等的。而不平等的韩美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外交政策上的屈从，是韩国国民必须承受的“安全费用”。争取国家自主外交几乎伴随韩国外交的整个过程。尽管在不同的时期，韩国自主外交的努力程度与表现方式不同，但这是由于韩国自身实力的变化以及作为其盟国的美国政策的变化所决定的。自韩国建国以来，向北统一朝鲜是韩国的最终目标。朝鲜战争结束后，李承晚政权曾试图继续对北朝鲜发动武力攻击，打败朝鲜政权以获得半岛统一。但是，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不支持韩国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声称，如果它单方面发动侵略行为，那么美国将会采取以下政策：(1)美国陆海空部队不会直接或间接支持类似的行为;(2)美国不会提供任何军事或后勤支持;(3)立即停止对韩经济援助;(4)联合国军队指挥官将采取必要措施阻止联合国军队参与敌对行动以及为韩国提供安全保证。面对这种威胁，韩国最终放弃了武力统一的计划，自主外交的追求也随之夭折。
20世纪70年代，韩国在经历了美国大规模的援助之后，经济开始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国家，这为韩国推行自主外交奠定了物质基础。“北方外交”和“阳光政策”由此产生。“北方外交”的成功实施，使韩国更好地融入了国际社会，“阳光政策”使韩朝双方进行了历史上的首次首脑会谈，达成了多项协议。但是，“阳光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最终以失败告终。从某种程度上看，韩国自主外交努力的失败不排除美国不积极的观望态度因素。因为“阳光政策从出台到整个实施过程，可以说完全是韩国方面起着主导的积极推动作用”。因此，美国理所当然地对韩国自主外交的努力进行干涉，并要求按照美国的意图与时间表及路线图行事，使其更符合美国根本利益。事实上，美国对韩国的“北方外交”和“阳光政策”起了阻碍作用，这也是韩国自主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韩国自主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一方面，国际环境的条件不成熟，另一方面，韩美联盟的局限性造成了韩国外交话语权的欠缺。最终由于国际格局的转变以及大国政策的调整，韩国自主外交政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第三，韩美联盟演变时期韩国平衡外交的困境。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总体上缓和，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基本形成，其他国家的对外制衡能力明显增强。为适应太平洋时代到来而出现的东亚开放趋势，韩国卢武弦政府主张积极参与区域性的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在东北亚的新和平秩序中，韩国作为中间力量(middle ranking power)，要担当起“架桥者”(bridge-builder)的作用。在中、美、俄等世界大国实力交叉的东北亚地区，韩国要利用朝鲜半岛连接北方大陆和太平洋区域的地缘政治、经济上的战略优势，在构建东北亚地区新的和平秩序等方面，担负起桥梁的作用。韩国通过“极力施行平衡外交，以半中立姿态博弈于东亚大国政治之中，力争做东北亚格局中的均衡者和枢纽国家。它不仅要在中、日、俄等周边大国与美国这个域外霸权国之间搞平衡，而且对发展美韩同盟和推进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并重，以实现双边同盟和多边同盟合作间的平衡，从而减少对美国的过分依赖，为民族和解和半岛统一创造和平气氛”。然而事实证明，韩国平衡外交不具有可行性。 从韩国的角度考虑，安全保障是解决生存问题的基本战略，然后才是实现南北统一。安全保障问题对韩国的特殊地缘战略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迫切。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半岛的分裂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处地缘环境的潜在挑战。冷战结束后，韩美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就是确立东北亚地区的秩序，即美国和韩国都需要维持东北亚地区的实力均衡。韩国要想解决与邻国力量的不平衡问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为抵御周边国家的侵略，要发展足以保障自身安全的军事力量。其次，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势力均衡，防止在东北亚地区出现“地域霸权”。“但是，就目前状况而言，韩国不可能做到以上两点。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韩国还需要依靠韩美同盟关系来维系自身的安全。”在新的形势下，尽管韩美之间的依存关系发生了改变，但是，韩国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部分，能满足美国更多的利益需求。韩国只能选择继续加强与美国的盟国关系。伊拉克战争期间，尽管面临国内政治力量的反对，韩国还是提供了经济援助和一个军事代表团，以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这使得联盟得以维系。反过来，美国则继续为韩国提供安全保障，由此可见，韩国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样一种双边利益交易的背景下，韩国政府提出的做东北亚格局中的“均衡者”，实行“平衡外交”，自主地处理与美国关系的外交政策，可谓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四、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加剧韩国的外交困境
随着亚太地区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战略与经济增长的中心，以防范与遏制该地区出现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为目标的美国开始把战略重心转向东亚，而其所依赖的重要机构载体便是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东北亚特殊地缘位置的韩国尤为重要。巩固和扩展韩美军事同盟关系，成为美国对东北亚安全战略的基本诉求。这使得一度曾被弱化的韩美同盟关系再次走向前台并不断强化。韩美同盟的调整不仅需要美国的积极推动，也需要韩国军事战略上的主动配合。自李明博政府以来，韩国大力推行“有原则的实用外交”，将对美外交看作韩国外交的核心，通过多次访问及首脑会谈修复韩美同盟，将韩美关系从军事同盟关系提升为“21世纪战略同盟关系”。朴槿惠新政府又将韩美同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同盟关系”。韩美同盟的巩固和强化的根本动因是，一方面，韩国可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遏制并威慑朝鲜的核武行为，保障韩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周边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其参与地区及国际事务来扩大政治影响力。而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达成，更有助于改变韩美同盟单一的军事性质，实现军事与经济同盟“两条腿”走路的战略目标，有助于双方经济纠纷纳入双边解决轨道。但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背景下，韩美同盟的深化又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的外交困境。
首先，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加剧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紧张乃至破裂，韩国的南北统一外交濒临破产。美国重返亚太，导致韩美在联盟体系框架中的政治关系制度化、军事关系常态化，不仅未能给朝鲜半岛及地区带来和平稳定，反而使之陷入战争边缘境地。美国坚持敌视朝鲜政策，使得朝鲜发展核武器自卫，并采取“悬崖战术”和先发制人策略。而韩美联盟则不断以双边和多边频繁的军事演习来显示其战略上的强硬，致使南北关系的危险系数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状态。为应对朝鲜的核武器挑衅，韩美两国除了举行例行军事演习外，还举行了多次有针对性的功能性联合军事演习，其规模、频度、装备及人数均已超出历史水平。韩美之间不断加强军事演习，提升军事合作级别，增加演习强度及范围，进一步加深了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互不信任和安全困境。朝鲜的孤立、无援、强悍必然使其以“超强硬”态度来回应强硬。由此，南北双方合作交流关系几乎中断，半岛地区一度濒临战争的边缘。美国重返亚太、深化韩美同盟关系，是以韩国的国家安全环境的全面紧张乃至恶化为代价的。虽然这不是韩国所希望看到的结局，但却是韩美同盟中“追随外交”导致的必然结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仅将对韩国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同样也无助于解决朝鲜核问题，更不利于实现南北朝鲜的民族统一大业。
其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中关双方陷入相互认知的困境，战略互信进一步缺失;为此，韩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再次面临“两难选择”。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背景之一，便是平衡中国不断增加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力。面对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不仅要拉拢和利用该地区的国家来制约中国的快速发展，而且“在其亚太外交战略中处处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防范对手来对待，使遏制中国成为其亚太战略转变的主要推动力”。美国需要韩国为其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服务，尤其成为防范中国挑战的重要手段。而韩国作为与中国有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面临两难选择，即如何在中美之间实现平衡。韩国在加入TPP问题上的态度就是有力的佐证：“韩国之所以在加入TPP问题上迟疑，主要是因为韩国清楚地了解美国利用TPP将亚太地区连接为经济包围圈遏制中国的目的，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投资伙伴，韩国不希望因为加入TPP而刺激中国，破坏中韩关系。”韩国认识到，要实现民族统一、经济复兴等目标，需要中国的支持，因而与中国的合作从经济领域逐渐向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拓展。所以，朴槿惠政府上台之后，在巩固韩美同盟关系的同时，打破惯例将中国作为上任后出访的首个亚洲国家，并调整了李明博时期的“重美轻中”的外交路线，进一步深化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凸显了韩国政府对韩中关系的重视。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不对称联盟中，小国的战略选择具有局限性。在面临外部武装威胁的情况下，韩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考虑超过了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韩中关系。因此，韩国只能是选择继续强化韩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配合其全球及地区战略。正如“以韩美同盟为基础，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所表述的一样，韩中关系难以突破韩美同盟的结构性制约。如何在中美合作竞争的复杂关系中，利用大国“平衡者”的作用，韩国的大国外交将面临新的考验和新的战略选择。
再次，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东亚经济与安全两个权力体系架构并驾齐驱，最终带来的是亚洲秩序的结构性紧张。在这一态势中，韩国面临的外交困境是：优先发展经济合作还是优先发展同盟关系的安全合作。由于受美国重返亚洲的影响，东亚地区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进程缓慢，地区经济合作步伐明显放缓。但以美国为首的美韩日三国关系日益紧密，军事合作变得机制化、常态化，“使得单线联系的‘轮辐体系’变得纵横交错、交织成网”。在此过程中，美国将朝核问题作为战略资源，以双边军事同盟平衡地区力量，进一步谋求在该地区的领导权。但是，韩美军事联盟的强化并未缓解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其所维系的地区安全和稳定都是暂时和表面的，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或解决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加深东亚地区一体化的裂痕，减缓该地区经济合作的步伐。反之，如果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展顺利并将朝鲜也纳入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不仅有助于解决处于僵局中的朝核问题，更能为半岛及地区和平奠定基础。因为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才能确实保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实现。对于韩国来说，它始终面临半岛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及国家统一的现实需求。而作为韩国军事同盟的美国，主要借助韩国的安全之需，实现其全球独霸的目的，这与韩国的战略利益有很大差异。从朴槿惠政府的政策可以看出，在不对称联盟中，韩国的选择只能是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充当维护美国利益的“马前卒”角色。这是韩国在韩美军事联盟合作框架中扮演的必然角色，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结论
因朝鲜战争爆发而结成的韩美军事联盟，在维护韩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冷战半个多世纪以来，韩美联盟已从单一的军事合作深入扩展至经济、外交甚至渗透到国内政治生态领域，联盟的效能及影响已经深化到韩国的各个领域。联盟关系是韩美关系深化发展的基础前提。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控制韩国的经济和军事以“规制”韩国的行为，防止韩国采取武力统一行动而使得美国卷入第二次朝鲜战争。这也使得朝鲜半岛长期的军事对峙冲突以及整个民族的分裂成为现实。从韩国的角度看，力求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是韩国始终追求的目标。然而，作为不对称联盟中弱势一方的韩国，并不能有效影响或左右韩美联盟的整体战略，其外交政策始终服从于美国的战略选择和整体部署。韩国的自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削弱，这对于国家经济实力逐步提升、自主意识不断强化的韩国来说，是一种“两难”的窘境。如何在这种不对称联盟关系中积极地“有所作为”?韩国的战略选择主要有两点：第一，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韩国在地区、国际层次中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的话语权，积极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关系。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可选战略空间的拓展，将会加大韩国与美国进行利益谈判时的筹码，而且随着韩美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以及利益相容性的降低，韩美联盟将从单向的管治型同盟向双边互动型同盟关系转化。第二，韩国需要在民族利益与同盟利益之间进行取舍。实践证明，试图孤立或颠覆朝鲜政权的政治心态，只会造成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及动荡，使韩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和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险恶。由此可见，作为主要当事国的韩国，应基于民族大义和维护朝鲜半岛安全稳定的考量，积极主动缓和与朝鲜的敌对紧张关系。一方面，将朝鲜纳入多边对话与经济合作的轨道上来，而不应计较一时之得失;另一方面，弱化韩美同盟的军事联盟性质，缓解朝鲜所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只有朝鲜半岛形成安全与稳定的局势，韩国所面临的韩美不对称联盟困境才能有所弱化，才能逐步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及民族统一大业。
相关期刊简介：《甘肃政法学院学报》是由甘肃省教育厅主管、甘肃政法学院主办的法学类学术期刊。国际刊号ISSN：1007-788X，国内刊号cn：62-1129/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