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拉铁摩尔在对中国边疆的研究中过于强调北方边疆，而忽略南部边疆，强调地理和经济因素对中国核心区域的范围的界定，而未能认识到南部边缘地带与核心区域互动的复杂性，以及这些互动在形塑华夏过程中的作用。王铭铭在“藏彝走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间圈的概念，这一概念涵盖了拉铁摩尔提出的内陆边疆地区，也包括了西南的藏彝走廊和东南的部分少数族群。在考虑中国的南部边疆问题时，从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三个圈层的互动角度来解读这种时代变化，对中国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期刊发表论文,内陆边疆,中间圈,多元一体,南方边疆,天下观
王明珂在对族群边缘进行研究时，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中国的边疆在哪里，应该同样由围绕它周围的异文化族群来决定。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基本发生在内陆，来自海洋外的威胁只是晚近到清末才开始加剧，因此，在官方传统的史书中，对游离于帝国外的世界的描述具有明显的区别。同样是化外之地，亚洲内陆边疆的形象往往更为人格化，具有明确的世系和经济生活描述，只是在某些不符合中原伦理道德的习俗方面为史官所轻视。与之大相径庭的是帝国的南部边疆，包括西南边疆和海洋边疆，前者稍好，在史官的记载中虽然模糊不清，但有逐渐清晰的趋势;后者是帝国最不关心的区域，是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黑暗地带。
一、拉铁摩尔的内陆边疆互动
在西方学者对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中，最著名的研究著作之一应该是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拉铁摩尔最初对亚洲内陆边疆的观察是以非学者的形象出现，这些形象包括旅行者、商人，关注的是商路与贸易。从其在序言中的自述可知，在对旅行途中随身携带的斯坦因、斯文赫定等探险者的各类游记的阅读中，拉铁摩尔才产生了对亚洲内陆的历史、地理和各民族习俗的兴趣。意识到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后，他来到哈佛大学进行了短期人类学研究，从此才开始了以学者眼光的观察。
这种独特的学术道路，影响了拉铁摩尔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拉铁摩尔的研究更多是在学术旅行中进行的，缺少人类学家典型的田野模式。在拉铁摩尔的概念中尤其强调草原边缘地带，即在中原帝国与草原之间的接触线形成的一个过渡地带，其问居住的人员混杂，既有一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影响的草原部落，又有一些受不同程度草原影响的汉人。此区域的扩大和缩小与边缘地带南北的政局有关，当南北紧张之际，双方各自退回自己所属的草原或内地;当此地区长期稳定，边缘地带的范围就会扩大，当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就具有了独立社会秩序的地位，进而在政治格局中产生重要作用。
在研究中拉铁摩尔并未简单关注游牧社会的重要性，而是将视野放大到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的过渡地带以及这一地带如何成为中国历史变革的动力源头。这一过渡地带的发现，起源于他对长城的认识，他发现对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拉铁摩尔没有被当时流行的民族国家观念所束缚，没有将“中国”的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城”作为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来处理，而是视为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
拉铁摩尔认为沿着北方长城边疆，以长城为代表的边界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抵御外来游牧民族的侵袭，另一方面限制内地人民向外发展。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汉族过于深入草原环境时，就会与中国分离。他虽深受文化生态决定论的影响，但没有从动态的视角看待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边缘地区的生态和经济多样化，同时也是环境的脆弱带，环境变冷期的出现对边疆关系的影Ⅱ向十分显著。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环境变冷，导致北方民族缺乏食物，因而南侵中原，甚至引起中原王朝朝代的更迭。但他认为作为共生关系的一端，中原王朝也不仅仅是消极防御的，事实正好相反，正是农耕社会的军事扩张挤压了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才使得游牧社会自身发生一系列显著的变化。这一论断与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有偏差的，中原王朝在与边缘地区或更北的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往往处于劣势，北方游牧民族经常由于环境的突变或饥荒，而大举南侵中原王朝。
与拉铁摩尔不同，童恩正从生态环境的相似、不同经济类型部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并以考古发现的传播证据为基础，提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来论证中国内陆存在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可能。他认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这条相对于华夏的边缘地带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是华、戎集团的文明分野，也是诸多族群相互交往、渗透的文化叠加带。不过他认为此边缘地带的互动是单方面的，只允许边地民族被内地文化所同化，而拒绝内地民族吸收边地文化，所谓孟子所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正是由于华夏的这种排他性，促使半月形地带围绕华夏边缘，只能在自身内部进行互动和传播。这种“严夷夏之防”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不过他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范围大部分与拉铁摩尔所指的内陆边疆重合，强调了边疆内部的交流和互动，无疑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巴菲尔德进一步丰富了拉铁摩尔的共生关系理论，他将部落与国家发展的人类学模式运用到对北部边疆部落民众的研究中，考察的范围涉及蒙古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以及西域地区，重点仍是从游牧民族与帝国的关系来考察中国的边疆，研究其互动模式。拉铁摩尔认为，存在混合文化的边疆地区而非空旷的草原腹地，才是征服中原王朝的发源地。巴菲尔德显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绝大多数成功的征服中原王朝都源自于东北边地而非其它地区。他注意到内陆亚洲边疆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将其作为历时性变化关系的产物加以研究的必要性。
与西方学者的研究不同，中国早期的边疆研究，更多是历代疆域沿革史，“多偏重于整理故籍，而于校补各史地理志，用力尤勤”。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对中国内陆边疆的研究，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开启了边疆史地研究的范式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要移用施坚雅的思路来揭示汉地社会和非汉族的中国各边疆地区之间互动与整合的复杂历史过程。人类学取向在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优势逐渐发挥。 王铭铭更多是在对“藏彝走廊”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中间圈的概念。在这一区域，以流动性为核心特征，不属于无国家社会的部落形态，从某种程度上既属于在民族一国家框架下的边缘社会，同时在历史时期又处于不同地方政权的管理下。白马人的历史传说诉说其在与诸葛亮的战后谈判中被欺骗人山，反映了由过去区域政权的中心，在汉族的挤压下进山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历史时期戎人、越人的经历十分相似。可以说，中间圈是描述和观察这一类区域的内外、上下关系比较合适的概念。
在对核心圈和中间圈的研究中，国家制度与国家话语始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使在中间圈的边缘，我们也能在区域史中看到国家的影子。虽然在地方史的传说叙事中，叙述者常常以自己的视角来对实际发生的国家影响进行改造，如诸葛亮南征在民族地区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记忆，常常被以不同的场景进行塑造或修改，但却无法改变国家的存在。陈春声在“历史・田野”丛书的总序《走向历史现场》中认为，地方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发现其“合理性”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在对中间圈的研究中，国家同样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而且位于文化中心的历代社会制度和文化都会或多或少在边缘区域层垒般地留下痕迹。从核心圈“国家与社会关系”到中间圈的“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考察不同层面下的民族上下关系的互动以及族群流动应成为认识中国社会的必要步骤。
四、天下的边疆
中间圈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对拉铁摩尔内陆边疆范围的扩大，更是一种研究视角的变化，有着建立中国社会科学新规范的目的。为了体现各区域的多层次性，王铭铭没有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而使用“三圈说”来界定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一种延续中华帝国传统的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观念的概括，是一种以天下为视角的人类学，试图建立人类学研究中的“完整的中国社会”。
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中，王铭铭认为疆界不同于近代“国家”给它规定的意义，所谓“天下”便是指内部包含着大量“少数民族”和“国”的体系。这些“少数民族”和“国”可以通过相对松散的朝贡体系来维系，而不需要实际的占领和管理。历史上处于中间圈的少数民族，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存在领地，是其领地内的主人，某些时候处于中间圈的少数民族甚至可以成为中国的“天下”或“局部天下”的主人。中间圈和核心圈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会发生轮换，成为“天下”新的正统和主人。以这种天下观来看帝国的疆域，其范围则如《诗经》所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现代性固定了边疆，同时也由于现代性加强了对边界的强调。对外圈海洋边疆的研究，因近年日益严重的海洋边疆问题而受到关注，但在研究中缺乏从中国在天下观支配下对待边疆问题的态度这一角度上的学术思考。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谈起南部边疆问题，认为历史时期的中国对海洋的管理太不尽心，而不是没有能力。郑和下西洋以宣扬皇帝的恩德为目的，也没有开辟商业市场，历史上等于表演了一下就结束了。这与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关，中国人尽管在古代有四夷这种说法，但只是认为他们文化比较落后，完全没有占领并殖民的概念。
面向海洋的生业方式与作为传统中国社会基础的灌溉农业有天壤之别，就像中原王朝无意于占领草原地带类似，对海洋的管理也很少被提上帝国的行政日程。大陆外的海洋边疆在中国的天下观中似乎处于最边缘的地区，也即王铭铭所指的“外圈”，是“率土之滨”。正史文献记载的与海洋相关的官方交往，仅限于化外岛国的朝贡，或者徐福人海求“延年益寿药”、郑和下西洋等寻求奇珍异宝的活动。关西大学的松浦章认为，在14世纪到20世纪初叶这段历史时期在东亚海域世界里，中国的造船技术最为先进，海洋政策相对宽松，完全掌握了东亚世界的制海权。民间的交往远远超过官方，造成东南沿海居民大量移民海外。但中央政府并未进行更多的疆域扩展，允许海外地区作为天下观中最边缘的有朝贡关系的附属国存在，而不是对其进行殖民拓殖。
当然，这里的天下观念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被视为蛮夷的异族入侵中原，并居统治地位，使得士大夫所一直认同的天下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以中华封建王朝统治为基础的天下观，变成了异族蛮夷的天下，天下皆为蛮夷的尴尬，使得天下的认同需要做出调整。杜赞奇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性的主权形式是由全球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及其话语所塑成的。中华帝国文化的天下诉求常常与其他世界观发生冲突而不得不做出调整适应，但它总能用天下的话语来加以掩饰。以天下观为基础的，被视为道德优越性诉求典型表现的朝贡贸易制度，在晚清时受到了挑战，帝国政府很快适应了当时世界的现实的强权政治，并建立了一种与中华帝国平等的关系。擅长海洋管理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传教、直接殖民、特使访问的过程中，不断冲击着中华的天下世界观，中华帝国不得不做出改变，虽然在改变的过程中仍坚持着固有的天下观，但这种对新的世界格局的妥协和退让在逐渐增多。在考虑中国的南部边疆问题时，从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圈三个圈层的互动角度来解读这种时代变化，无疑对中国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