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尝试分析墨西哥独立媒体的产生及其在墨西哥政治转型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变革推动者、危机事件和经济私有化改革 多因素作用下，革命制度党政府的庇护主义媒体控制制度逐渐瓦解，以公民社会模式媒体和市场驱动模式媒体为核心的独立媒体开始产生并发展壮大。独立媒体在墨 西哥政治转型中起了很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墨西哥选举过程的影响上。
关键词：国际政治论文发表,独立媒体,政治转型,墨西哥政治,比较政治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于2000年总统选举中失败，输掉了总统职位，后期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国家行动党赢得总统职位，获得了执政地位，墨西哥多年的政 治转型告一段落。中国学者在考察墨西哥政治转型过程时主要着眼于以下几点：墨西哥政治转型是革命制度党政策调整和政治改革的产物，走了一条渐进、和平的政 治转型道路。[1]墨西哥政治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对墨西哥政治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墨西哥政治转型具有更重要的动 力来源，即社会运动对党国体制的反抗与施压。[3]还有学者认为政党在墨西哥政治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
在这些解释中，有一个重要因素被相对忽视了，那就是墨西哥的独立媒体。最近，有传播学的学者在这方面作出尝试，试图从独立媒体这一视角分析墨西 哥的政治转型过程。[5]但是该研究对于影响墨西哥独立媒体产生的原因及其在政治转型过程的作用分析得并不充分。本文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究墨西哥独立媒 体的产生过程及其在政治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独立媒体的界定
依据新闻媒体能否在新闻报道中展示自主性，报道对象是否具有多样性，以及能否在信息收集中展示主动性，休斯将墨西哥媒体划分为三类：公民社会模 式，威权模式，以及市场驱动模式。[6]4其中威权模式媒体的主要特征是，在新闻报道中缺乏自主性，只表达支持现政府立场的观点，报道对象主要是革命制度 党政府，反对党和边缘群体很少受到关注，新闻来源主要靠被动接受来自政府的新闻发布和公告。与之相反的是公民社会模式媒体，它的产生能够创造一个充满活力 的公共空间，最终带来具有参与意识的公民社会和具有责任意识的政府。要做到这一点，公民社会模式媒体必须在新闻报道中表现出自主性，向民众传达多样性的观 点，主动地去收集新闻信息。市场驱动模式媒体更多地将新闻报道当作有利可图的生意，它独立于政府却不独立于市场，当观众和广告商需要时，它会提供多样性的 政治信息，在新闻收集过程中表现出主动性。但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它们也会对特定的政治力量进行偏袒性的报道，只要这样做符合本集团的利益。
威权模式媒体与公民社会模式媒体和市场驱动模式媒体之间存在着明显不同，前者仍然属于第一节中所提到的传统媒体，而后面两种则是新兴的媒体或者 传统媒体转型的产物。在与政府的关系模式上，后面两种媒体模式可以归为一类，虽然它们进行新闻报道的初衷不同――一个是为了完成自己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 另一个则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但是它们都摆脱了革命制度党政府的媒体控制制度，在新闻报道中拥有自主性、多样性和主动性，休斯认为这两类媒体也可以被称 为“独立”媒体。[6]6
劳森认为墨西哥媒体的独立性可以通过考察其新闻报道中的9项指标进行测量，这9 项指标又可以归纳为三类：议程设置，主动性和政党立场。[7]64议程设置主要是考察媒体对待政府主张的态度，是简单地进行照本宣科式的公布，还是自己设 定报道主题，并进行独立调查，发布一些不同于政府主张的新闻报道。主动性主要是指媒体是否敢于报道一些敏感的新闻，比如毒品交易、政府腐败、选举舞弊、反 对党抗议和政府镇压等，这些新闻主题都是革命制度党政府最不希望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政党立场主要考察媒体对待革命制度党的态度，是做革命制度党政策的宣 传者还是批评者。
二、墨西哥独立媒体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墨西哥是研究独立媒体产生过程的最佳场所。墨西哥独立媒体的产生具有过程上的渐进性、模式上的可观察性和内容上的可测量性，我们可以很好地考察影响墨西哥独立媒体产生的因素及其过程。[6]12
(一)变革推动者与独立媒体的出现
媒体所有者关于媒体在社会中角色观念的转变和他们朝独立媒体方向的努力，是独立媒体出现的原动力。[6]33-44在庇护主义媒体控制体制下， 维护这一体制从而获取经济利益才是媒体所有者的理性选择，选择脱离这一利益联盟明显是一种经济上非理性、政治上有风险的行为，作出这样选择的媒体所有者只 能是出于对一种更优先级别的事项的追求，并愿意为此承担风险。墨西哥媒体中最先表现出独立倾向的是印刷媒体，其中走在前面的是两家历史悠久的报纸――《至 上报》(Excélsior)和《北方报》(El Norte)，这两家报纸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由具有相似观念和视野的团队创立的，这些团队的核心成员对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持相似的看法。
《至上报》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胡里奥・斯科尔(Julio Scherer)任主编，在他的主导下，《至上报》变得越来越具有独立性，越来越敢于超出革命制度党政府为新闻报道设置的界限，揭露墨西哥威权体制中不太 光鲜的一面。它让民众发现墨西哥还存在着另一个贫穷落后的世界，在它的报道中经常出现一些无地的农民、失业的工人以及无依无靠者，它还向民众展示了这个国 家一直都存在着的冲突和斗争。[7]66-67这些新闻题材很少出现在以前的媒体报道上，《至上报》的新闻报道极大地改变了墨西哥报纸的报道尺度。
另外一家表现出独立倾向的报纸是来自新莱昂州的《北方报》。该报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1971年由24岁的亚历杭德罗・朱昂科 (Alejandro Junco de Vega)继承，他是家族中第一个拥有系统新闻专业训练的媒体人，一经接管《北方报》，他便着手将该出版物进行专业化改造。[6]114从1972年到 1978年，《北方报》招聘了大批的大学毕业生，替换掉原有的老雇员，这些新人都统一根据专业的新闻规范进行训练，他们的培训、薪资和晋升都是根据新的原 则进行。记者不再从广告中提取佣金，不得轻信任何官方的消息来源，也不允许从政府那里接受津贴，雇员一旦被发现接受了政府贿赂便会遭到解雇。报社给记者的 工资高于同行业从业者很多，还会为那些随政府出访的记者报销食宿，而不是依赖政府。墨西哥独立媒体的产生依赖于一群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变革推动者。他 们对专业的新闻规范持有坚定的信念，对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有新的认识，对政府控制媒体持反对态度。最重要的是，他们控制了媒体的组织资源，有能力塑造自己 所在媒体的价值倾向、行为规范和世界观。[6]38 在政府的主导下，1976年斯科尔和他的核心团队被从《至上报》清除出去，政府用一支更听话、更亲政府的团队替代了斯科尔的团队。在斯科尔团队被清除 出《至上报》之后，他们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创办了一份更为独立的新闻杂志――《前进》杂志(Proceso)。第二年他们接着创办了《一加一报》 (Unomásuno)，后来又创办了《工作日报》(La Jornada)，这些报纸和杂志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至上报》。[8]这种选择性扩散不仅表现在新媒体的创办上，还表现在独立媒体之间的人员流动 上，比如《金融家日报》(El Financiero)在成立之初便聘请了许多《至上报》的编辑和记者，后来《世界报》(El Universal)的转型以及1993年《改革报》(Reforma)的创立同样采取了相似的方式。
(二)危机事件是独立媒体产生的催化剂
在墨西哥独立媒体产生过程中，危机事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当媒体转型处于一种过渡状态时，一些独立媒体已经出现，专业的新闻报道模式也已经存 在，另一些媒体刚刚启动转型，但是仍有一些媒体依然维持着原有的运作方式。此时一些危机事件的出现，往往会影响媒体所有者的选择，成为这些媒体走向独立的 契机。与新闻专业主义相比，这些媒体所有者更为需要的是“运气”和“时机”。[9]
1985年墨西哥发生的大地震，对墨西哥广播媒体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民众在地震中的反应使广播媒体所有者意识到，墨西哥民众不再是政治上愚 昧的群体，他们渴望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这是一个巨大的等待开发的听众市场，只要他们愿意尝试新的广播方式。广播媒体所有者发现新闻广播具有巨大的商业 价值，便积极对原有的新闻报道方式进行改变，吸收印刷媒体中出现的专业新闻规范的做法，努力去开发这一市场。[7]99-103民众对这种改变产生了强烈 的反应，那些率先做出转变的广播电台迅速占领了墨西哥城的广播市场，收听率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告收入也开始大幅攀升。
墨西哥最大的报纸《世界报》与革命制度党政府的决裂，也是起因于危机事件。1994年总统选举期间，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科洛西奥 (Luis Donaldo Colosio)在竞选途中被人暗杀，《世界报》的所有者佛朗西斯科・艾利是科洛西奥的朋友，他认为政府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不符合事实，作为回应，《世界 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持续的报道。《世界报》对该事件的报道，是该报与革命制度党政府决裂的开始。[6]143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总统最先对报道进行干预，要求《世界报》停止对该事件的新闻报道，后来继任的总统塞蒂略(Ernesto Zedillo)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并通过内务部要求艾利停止现在的新闻报道方式。可是此时的艾利已经决定继续改变《世界报》的新闻报道方式，还让该报 纸的记者重新对科洛西奥暗杀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艾利的做法最终招来了政府的打压。事后艾利陈述自己的想法时说，“可以说这一事件重新推动我继续朝前走， 就好像他们给我注射了维他命，不断催促我向前走，不断地说出事实真相，当然我这样做也给他们造成了损害。”[6]144
(三)私有化经济改革与电视媒体的转型
革命制度党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最终还是波及了电视媒体。萨利纳斯政府于1993年8月将国有电视频道私有化，这项私有化改革的结果是阿兹特克电视 台的成立。[7]103这为墨西哥电视媒体带来了商业竞争，打破了墨西哥电视集团的垄断地位，近20年来，电视集团第一次面对拥有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 的全国性电视台的挑战。面对来自阿兹特克电视台的竞争，电视集团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对其独立性最具影响的措施是它开始尝试增加一些独立性的新闻报 道。虽然这一过程进展得非常缓慢，并且电视集团仍然尽量避免报道一些敏感题材的新闻。
以墨西哥电视集团的王牌新闻节目“24小时”为例。一直到 1993年，“24小时”的新闻报道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基本上以报道政府题材的新闻为主。但是自从阿兹特克电视台成立以后，电视集团对政府题材的新闻报道开始急剧下降。[7]107这说明随私有化政策而来的商业竞争促使电视媒体向独立媒体转型。
三、独立媒体在墨西哥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劳森认为独立媒体在墨西哥政治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三种作用。大量的丑闻被独立媒体曝光，它们为墨西哥民众揭示了革命制度党威权体制真实的运作机 制，将这一体制中被隐藏的部分揭露出来，损害了革命制度党的形象，降低了威权体制的合法性。[7]138-156独立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逐渐摒弃了革命制度 党话语，采用了一种新的公民社会话语，这种公民社会话语改善了反对党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使反对党政治活动具有政治转型意义。[7]125-137独立媒体 在选举中对各政党进行均衡的报道，保证反对党可以将自己的信息有效地传达给民众，使选民对反对党有所了解。[7]157-170
事实上，只有将独立媒体的上述影响放在墨西哥的选举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理解独立媒体在墨西哥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墨西哥政治转型中的关键行 动者是政党，墨西哥反对党争取民主的主要方式是参与选举，在长达几十年的选举竞争中，反对党逐渐熟悉选举，并且通过选举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选举性职位，使它 们相信选举是实现政治转型的最可行的途径。
(一)丑闻的揭露及其对革命制度党选举的影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独立媒体的存在，一些重大的丑闻被曝光出来，并产生了大量的跟踪报道，关于毒品交易、政府腐败、选举舞弊及政府镇压的新闻不断地出现在出版物、广播甚至电视上。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视媒体对丑闻的报道还很低，其重点报道对象仍集中在“一般性政治”上。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电视媒体上关 于“一般性政治”的报道下降了37.5%，仅占32.5%;但是关于“政府腐败”和“人权问题”主题的报道却不降反升，关于“犯罪活动”、“安全问题”和 “民众抗议”主题的新闻报道则增加了18%，达到23.8%。[6]164总之，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丑闻的新闻报道在独立媒体上已经非常普遍，丑闻 成了墨西哥威权体制的重要特征。 大量丑闻的曝光，损害了革命制度党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形象，降低了革命制度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些影响的直接表现便是，革命制度党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 获得的选票数量迅速减少。在1982年大选时，革命制度党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仍然超过了2/3，但是1988年以后便迅速下降，1997年革 命制度党失去了一党独大的优势地位，到了2000年大选时，革命制度党的得票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有36%多一点。[10]
(二)公民社会话语的形成及其对反对党选举的影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公民社会话语开始出现在独立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中。社会中组织起来的民众不再以革命制度党的职团部门或社会阶 级等术语来描述，而是以公民社会这一术语来描述;政治对抗不再被看作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或者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斗争，它被描述为正在出现的公 民社会与墨西哥威权体制――以革命制度党政府为代表之间的斗争。到了1988年，在独立媒体上，像《前进》杂志和《工作日报》上，用公民社会话语对政治现 象进行解读已经非常普遍。[7]129
根据传统的观念，国家行动党代表了墨西哥革命的对立势力。而左派政党自认为自己是墨西哥1910年革命最正当的继承者，它们代表着穷人的利益。 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反对党仅仅是一些反动的或者狭隘的利益群体的代表者，只有革命制度党才是墨西哥民众唯一有效的代表者，这种观念的结果就是选民在选举 中很少会把反对党作为一个选项认真考虑。但是如果根据公民社会话语进行政治斗争观念上的重构，那么反对党在选民心中的地位将大大改善，它们不再是反动的或 者狭隘利益群体的代表者，而是反对革命制度党威权统治的政治行动者，它们的政治活动便具有了实现墨西哥政治转型的意义。这种观念上的转变给反对党的选举带 来了积极影响，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反对党在那些独立媒体比较发达的州的选举中表现最好，最终导致反对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地方选举胜利。
表1展示的是在1994年和2000年总统选举情况，可以看到，两个反对党尤其是国家行动党，在独立媒体发展良好的州有很好的表现。在1994 年总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获取选票总数比国家行动党多了将近1倍，但是在拥有独立媒体的那些州，两者获得选票数量则没有多大差距。在 2000年总统选举中，国家行动党获得的选票总数仅仅比革命制度党多了18%，但是在拥有独立媒体的那些州，两者获得选票总数的差距则相当大。在两次总统 选举中，民主革命党都只在墨西哥城获得了较好的选举表现，而墨西哥城在墨西哥是独立媒体最为集中的地方。这些数据说明，独立媒体创造的公民话语对反对党选 举有积极的影响。
(三)均衡的选举报道及其对反对党选举的影响
1995―1996年，墨西哥主要政党就宪法修正案达成了协议，这次选举改革之后，墨西哥联邦选举委员会获得完全的自治。[11]新成立的联邦 选举委员会开始监督媒体关于选举的新闻报道，不单记录媒体在选举报道中分配给各政党及其总统候选人的时间，还记录下这些报道的语气，有意地保证媒体在选举 报道中的均衡。另外，这次选举改革还为各政党的竞选活动提供公共资金，其中30%平均分配给各政党，70%根据政党选举得票数进行比例分配。根据这项规 定，两个主要反对党尤其是国家行动党获得了大量的竞选资金，它们利用竞选资金在媒体上投放广告，保证了相对均衡的报道机会。[12]
获得均衡的选举报道是墨西哥反对党长期以来一个重要的政治诉求，其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反对党，尤其是国家行动党。表2展示的是 1979―2000年两个主要反对党在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无论是在总统选举还是在国会选举中，国家行 动党获得的投票率都维持在15%左右，但是1994年以后国家行动党的得票率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并在 2000年大选时达到顶峰，这与该党在媒体中获得了越来越均衡的选举报道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在2000年的大选中，墨西哥选民采取了策略性投票，但是由于 两个主要反对党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中获得的待遇不同，国家行动党被选民看作是最有可能击败革命制度党的反对党，结果在策略性投票下受益的是国家行动党而非民 主革命党[13]，这从两个反对党在1994年、1997年和2000年所获投票率变化可以看出。
四、小 结
墨西哥不同类型的独立媒体进行新闻报道的初衷不同，但是在与革命制度党政府的关系上具有共同之处：在新闻报道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主动 性。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变革推动者是独立媒体产生的原动力，这些早期出现的独立媒体财务上的成功和职业上的声誉，使它们的独立倾向和专业新闻规范扩散到其 他媒体。危机事件的出现加速了传统媒体向独立媒体的转型，革命制度党政府采取的私有化政策将电视媒体也推向了独立。选举活动是独立媒体在政治转型上发挥作 用的主要政治场所，这种作用的独特含义还需进一步地探讨。
参考文献：
[1]袁东振.论墨西哥经济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2;徐鸣.墨西哥的政策调整与政治转型[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1，(1)：81-85.
[2]高新军.墨西哥社会转型如何走过大事件[J].南风窗，2008，(3)：56-60.
[3]苏彦斌.墨西哥的社会运动与民主化[M].台北：台湾国际研究学会，2006.
[4]徐世澄.拉美政党在民主过渡中的作用――墨西哥的经验[J].太平洋学报，2002，(1)：46-53.
[5]张建中.大众媒介与社会转型：墨西哥个案考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